田野调查报告优秀10篇
在当下社会，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在写报告的时候要注意语言要准确、简洁。相信很多朋友都对写报告感到非常苦恼吧，差异网为朋友们精心整理了10篇《田野调查报告》，希望能对您的写作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田野调查报告 篇一
Abstract:The esthetic anthropology and the high music education's field investigation method has place of its equally good results from different methods, how to profit from the esthetic anthropology the research technique to enrich the connotation which the high music education's folk music collects folk songs, the exploration and the solution folk music collect folk songs faced with many questions, is this article the esthetic anthropology field method, the introduction music education research area original intention.
关键词：审美人类学 音乐教育 田野调查
Key words:The esthetic anthropology music education field investigates
【中图分类号】J60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069(2009)-09-0134-02
审美人类学是把美学与文化人类学结合起来的一门新兴的学科，是未来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该学科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和概念系统来研究和阐释美学问题和审美现象。它的最大特征是运用田野调查方法搜集实证材料，比较分析不同种族、民族在审美习惯、审美制度、传统方面的区别与联系，试图发现它们的审美规律。
在高师音乐教育中，田野调查方法原意是民间音乐采风，它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社会实践活动。它不仅可以扩大学生的音乐视野，提高学生对中国民间音乐的审美，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和科研创作能力，而且它还是挖掘民间音乐宝藏，使民间音乐精品得以继承与发扬的重要手段。本文就审美人类学与音乐教育的田野采风方法进行比较，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为高校音乐教育的田野采风注入更为丰富的学术内涵。
一、 审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
(一) 田野调查的计划
田野调查的计划也称为调查之前准备。田野调查的对象也就是研究项目的选题，首先制定提纲。在选题确定后才能制定调查的内容和地方，时间以及方案。调查对象也就是研究的“田野”,可以是任务、文化、地域考古、民俗风情、某一事件的始终等等作为对象来研究。
为了有目的、有内容的去实地考察而达到预期收获，研究者必须首先是选择研究的题目，比如在选题时要尽力去选择研究领域中的空白题材，事先还要收集了解信息，要避免重复“撞车”,成为“后启之见”。选择有研究意义，有价值的项目。这就取决于研究者的理论水平。(选题的构思、独特、新颖，要有现实意义等)然后确定调查对象，制定出调查的提纲和调查的手段(文字记录、拍照、摄像、绘图、测量等几种),最后写出具体的内容，制定调查计划、日程、路线。根据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准备必要物质工具。还应准备查阅资料的工作，即从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查阅与之相关的文字记载资料，对被研究对象有一概念上的了解，再进入开始实地的调查工作。根据调查对象内容而定。
其次是准备记录的、拍照片的、摄像收集的设备，经费等准备。如果准备工作不充分，匆忙奔赴到目的地，无法记录下现状、实况，得不到全面的采样就会影响调查的质量。
(二) 田野调查的技术方法手段
田野调查技术或称手段。比如：以最基本的文字记录为必不可少，文字记录要尊重原人、原事、原意的真实，记录中不得加如调查者的主观的分析结论，只能是原始记录，其次是用拍照或摄像，绘图，测量等，记录下原始证据。
(三) 田野调查的方法类型
1、 调查：不能去的地方，信函调查。
2、 问卷式调查：设计需要提出的什么问题。
3、 填表式调查：设计表格填写调查内容。
4、 观察式调查：直接观察、居住体验法。
5、 数据式调查：统计分析法。
6、 群体访问式调查：“会议提问”实验法。
7、 个别访问式调查：个案调查(个人为对象)。
8、 抽样式调查：几百人以上的百分比。
9、 相对比较法式：非主观意识的比较，而是以原始材料比较法。
10、综合调查法：宏观调查法。
(四) 田野调查的内容
田野调查的内容首先要根据调查对象而定，不同的对象，调查的内容有所不同，对所调查的历史、现状、存在的问题，三大类进行调查。包括传统文化、历史、人物、事件、现象等。
精神文化：包括、传统文化、民间神话传说、说唱艺术等。
物质文化：劳动生产工具、建筑工艺、金属冶炼、加工艺术、雕刻、塑雕等等。
民俗文化：民间音乐、舞蹈、服饰、婚俗风情、丧葬文化等。男性专题、女性专题、审美观等等。
自然科学文化：科技、天文、历算、医学。
生态环境――高原植物、野生动物、金、银矿产资源。
(五) 田野调查的成果形式
1、田野调查报告：在整理收集记录资料、数据、表格后，综合的分析实地调查资料。这是很重要的后期工作，编写调查报告的重点是尊重原意。如实编写纪录，不得随意加入调查者个人的理解，不加作者个人的分析观点，解释和结论。客观的反映现象、历史和存在的问题。作为历史档案存档的重要依据。
对所调查的资料按历史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文字规范整理。如实的记载调查原始资料应尊重人物、事件、对象的原文、原件和原意的原始记录。如实写出报导文、调查报告。并注明调查地点、调查时间、报告人。
2、研究报告：在以上整理、编写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看法、分析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措施和研究的对策，这就是研究报告。即在对所调查对象的历史、发展、现状、存在问题依据上，提出研究综合分析建议和对策，作为学术论证报告。给相关部门提供决策的参考依据，也就是综合分析田野调查中所获得的资料，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编写调研报告的目的并非简单地描述调查的见闻，而是对调查资料的解释，分析出可靠性结论。研究报告的质量高低取决于调查工作者的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知识面、写作水平对资料的分析、组织能力。
二、音乐教育的民间采风方法
(一)采风前的准备工作
为了采风活动能顺利开展，在采风前必须做好周祥的准备工作。第一，确定采风的内容，选择好采风地点。民间音乐采风可以选择不同音乐类型，如民歌、器乐、歌舞音乐、说唱音乐等。确定类型后还可以选择不同的侧重点，例如在民歌采风中还可以选择多声部民歌为采风重点。当然，在时间和精力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进行多种音乐类型的采风。如民歌和器乐共同采集。采风内容确定之后，便可按此内容来选择合适的采风地点。这时需要查阅大量与采风内容相关的资料，了解并熟悉这些资料。这将有助于采风地点的准确选择和采风工作的顺利开展。第二，与采风地有关方面事先取得联系，争取对方有关人员的支持与配合。这有助于正确安排采风时间和采风路线。因为有些地区只在特定地点、特定时间内才举行当地特色音乐活动。例如：壮族的歌墟节分别在1月15日、3月3日和4月8日才举行。第三，要制定采风计划。它包括：采风的目的、任务、内容、地点、时间以及参加采风的学生人数、带队教师的安排、经费与经费来源、采风的行程安排等。制订一份具体可行的采风计划，可引导采风工作有步骤、有次序地开展。第四，在采风前要准备好录音机、照相机、摄像机等器材。采风过程中音乐资料的记录非常重要，单靠耳听手记是远远不够的，还需用录音机录下歌手、乐手当时演唱、演奏的音响；用照相机拍下音乐活动的表演场面，演唱、演奏者的姿态和民族乐器的形状等；用摄像机有声音有动作地记录下音乐活动表演的全过程。
(二)实地采风工作
到了目的地，与事先联系好的有关单位人员接上头后，采风工作便可以全面开展了。在实地采风过程中，经常采用与当地民间艺人、文艺团体的歌手、乐手谈话访问的方法以及亲身参与正在进行的当地特色民间音乐活动的方法来采集资料。
采用谈话访问时，应邀请一些熟悉当地特色音乐的民间艺人、歌手或乐手进行座谈或者个别访谈。在谈话过程中要耐心地询问、观察和启发对方，要消除对方的各种顾虑与拘束。语言要通俗易懂，语气要平易近人，尽量营造出自然轻松、和谐的谈话气氛。同时要边谈边做笔记，对方的表演也要当场录音、照相和录像。
采用亲身参与音乐活动的方法，应深入民间音乐活动现场，参与活动，亲身体验和感受当地民间音乐的特征。并且做仔细的观察与记录。具体操作时可以分工进行。录音、拍照、观察记录、参与活动等工作可指定学生分别完成。在音乐活动结束后，还可以对表演者进行专门采访。
在整个采风过程中，要指导学生尽量完整、准确地记录资料。第一，及时做好尽可能详尽的现场笔记。每次采风工作结束后要尽快整理现场笔记，以便发现遗漏，及时补充。第二，做好采风日记，对当天的工作进度、遇到的问题加以记录、分析，为下一天的工作做好准备。第三，录音拍摄要完整、清晰。录音、拍摄所获得的音像资料需及时整理，并注上文字说明。另外，对当地的一些特色乐器、民间乐谱、唱本等也可适量购买做为实物资料保存。
采风是一件繁琐、细致、复杂的工作，在整个采风过程中，只有按计划有条不紊、仔细认真的做好各个环节的工作，才能确保采风活动的顺利完成。
(三)采风后的成果展示及经验总结
采风后的成果展示与经验总结是高师音乐采风活动中必不可少的最后环节。成果展示可分为展览与音乐会两个部分。在举办成果展示前，应组织学生开展座谈会，谈谈采风的心得体会与经验总结。同时要布置学生整理挑选出展览用的采风资料，如照片、乐谱、录像片、特色乐器、采风日记、采风心得等。并且对采集来的民间曲调、歌谣进行创作与改编，排练成声乐、器乐节目，在采风创作音乐会上进行表演。最后，将本次采风活动中取得的成绩、好的经验，以及存在的薄弱环节和需注意的事项做书面总结，以利于对下次采风活动的指导，达到提高采风质量的目的。
三、两者之间的比较
从田野调查方法的形式来看，审美人类学和音乐教育的田野方法形式基本相同，都是经过调查前的准备工作、实地调查工作、调查后的成果展示及总结研究。调查对象都是一些偏远的少数民族民风民俗。所不同的是，音乐教育的田野调查注重于民间音乐的采风，包括原生态的歌民间器乐，民间舞蹈，说唱音乐等，它侧重于音乐形式的调查与研究。单一的采风形式使得其内容缺乏很多学术内涵。而审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在调查前准备、技术方法、方法类型内容较之民间音乐采风更系统、更细致之外，它更注重成果的要求，即不仅写田野调查报告，而且要撰写研究论文，其中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
四、 结论
纵观审美人类学和音乐教育的田野调查方法比较，笔者作为高师音乐教育工作者之一，感到审美人类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当前高师音乐民间音乐采风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给采风工作带来更丰富的学术内涵。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采风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高师音乐教育改革面临的诸多问题。就目前而言，倡导和借鉴审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对于高师民间音乐采风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参考文献：
[1]覃德清。《审美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4年9月
[2]妮玛娜姆。《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田野考察方法及应用》.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田野调查报告 篇二
2007年，我到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跟随李金铨教授念博士。在申请博士项目时，我提交的研究计划是研究新闻媒体如何再现我国几个以人为中心的节日。
在第一年的学习过程中，我的兴趣发生了转移，对于转型时期中国新闻从业者的心理状况（诸如相对剥夺感和职业倦怠感）很感兴趣，并以此为题撰写了开题报告。
不过，老师看后很不满意，他说：“以你的训练，这个题目对你会很容易。不过，它在工业组织心理学里已经被研究得非常成熟了，你只是更换中国的新闻从业者作为研究对象，很难有实质性的理论贡献。我希望博士论文能够成为你个人学术生涯中标志性的东西。”
这个意见令我沮丧了好些天。老实说，我当时只不过是把博士论文看作是博士生阶段学术训练的一部分，并没有诸如“个人学术生涯中标志性的东西”之类取法乎上的目标设定。大约一周后的某一天，我告诉高我一级的同门好友李红涛，自己打算改个题目，研究中国的新闻评奖制度及其实践。他的反应让我很意外，“我也想过做这个题目，后来放弃了”。
这对于当时的我是一个很大的心理支持，我自嘲为“英雄所见略同”。他与新闻奖这一题目失之交臂的原因在于，老师一开始就建议他以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知识生产为题做博士论文，他也觉得挺好。
当我忐忑不安地告诉老师自己的这个新想法时，没想到他居然立即就同意了，觉得这个题目很有研究价值。他可能不知道的是，这个题目可是我当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接下来，我向研究生院递交了延期开题的申请，花了三个月时间，重写开题报告。在资格考试时，何舟和张可明两位教授也给予了我诸多建议。
我对于博士论文的构想是一个质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混合式研究设计。扎实的经验材料是论文的基础。我首先做的是质性数据，主要通过深度访谈去收集。研究生院批给我两万港币的研究经费，使我得以2009年暑假在大陆三个省会级城市开展田野调查，完成了七十余份访谈。最多的时候，一天做了三份访谈。
那段日子，劳累，但充实。说来惭愧的是，博士毕业后，我再也没有那样大张旗鼓地做过田野了。今年六月上旬，我到南京做一个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集体记忆的田野，与博士论文的多地点大规模田野相比，这只是一个单一地点的很小的田野。
也许，我将无法摆脱以博士论文的田野经历来作为自己后博士阶段田野考察的一个参考框架，而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坏事情。至于定量数据，我主要借助《中国新闻年鉴》和中国记协网等来进行收集。这也是一件非常耗时的事情。即便在一些最简单的变量上，也难免存在缺失值。为了尽量减少缺失值，我想尽了各种办法。例如，在长江韬奋奖获得者的申报表和新闻报道中，有些人的“教育水平”这个最基础的信息都未提及，我于是就通过搜索引擎、报刊、电话，以及名人录等方式去尽力确认。
它迫使我对文章要进行大幅压缩。
而忽视了其他一些可能同样重要的问题。
“要是……，就好了！”。
亲耳聆听到这些批评和建议。
而每一个触须都能延伸出其他的问题。”
田野调查报告范文 篇三
一、工作目标
全面普查、摸清家底，理清脉络、建好体系，健全体制、规范管理，整体保护、传承发展。
二、普查原则
（一）全面性。
调查要兼顾城镇和村、社区，调查对象要兼顾不同的人群，凡本地区所蕴藏和传承的各种传统民间文化载体，均需注意调查。要按照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来的生存状况去调查和采录，不能在调查之前就先设定框框，主观、先验地舍弃某些方面。
（二）代表性。
在全面普查的基础上，力求抓住非物质文化遗产现象中主流的，或主要的形式、作品、类型、民俗现象，以避免在普查工作中平均使用力量。注重去粗取精，选出在当地群体社会中有较大影响的代表项目，重点深入调查。
（三）真实性。
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和原貌，真实地、不加修饰地、不加歪曲地记录，确保普查内容和成果真实可靠，杜绝提供虚假材料。
三、普查方法
（一）制定普查计划和普查提纲。
普查计划是开展普查工作的具体实施方案。各镇街（场）要结合实际，认真制订普查计划，明确普查的目标、具体任务、普点、人员配备、工作步骤、调查方法、阶段成果等。在普查计划的基础上，根据普查任务制定普查提纲，供普查者具体调查时参考。
（二）选择人员和开展培训。
以民族民间艺术资源普查骨干为基础，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涵盖面广的特性，在相关部门和社会上挑选一批热心公益事业、具有一定业务专长的人员，组成普查工作班子，各村和社区也要确定1名普查员。对普查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吃透普查文件和有关要求，并根据普查任务和个人专长，对参加普查的人员作出合理的分工。
（三）进行田野实地调查。
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必须以实地调查为主，到现场深入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和内涵，真正做到“不漏线索、不漏村镇（街、场）、不漏艺人、不漏种类”的调查。要虚心拜民间传承人为师，完整采录讲述者、传承者或表演者的技艺技能和相关历史情况、人文背景、相关数据，做到资料来源清楚，内容真实，数据可靠。要认真填写普查登记表，并记好普查日记。
（四）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调查方式。
在抓好面上普查的同时，可采取重点走访、抽样调查、召开小型座谈会等形式，充分重视和发挥当地热心人的作用。要注重调查资源蕴藏较为丰厚的乡镇、村落；注重选择那些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较多、较有才华和独创性的人进行面对面的采访、问答、表演、展示，如故事家、歌手、民间艺人等；要抓住当地的民俗节庆（如节令、庙会等），不失时机地进行现场采访。
（五）用多种手段采录。
调查采访者要以笔录、摄影、录音、录像等多种形式和技术记录民间传承人和相关人员的讲述和表演等。注意搜寻民间传抄的唱本、歌本、长诗、鼓词、皮影脚本、宝卷（宣卷）、经书、图画册等手抄本，以及各种文献资料和相关实物。
四、普查范围和登记
（一）普查范围。
凡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均属普查范围。
1.民族语言（包括方言）。
2.民间文学（口头文学），如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等。
3.民间音乐，如民间歌曲、器乐曲、舞蹈音乐、戏曲音乐、曲艺音乐、部分民间祭祀仪式音乐等。
4.民间舞蹈，如生活习俗舞蹈、岁时节令习俗舞蹈、人生礼仪舞蹈、宗教信仰舞蹈、生产习俗舞蹈等。
5.戏曲，如曲牌体制的戏曲剧种、板腔体制的戏曲剧种、曲牌板腔综合体制的戏曲剧种、少数民族的戏曲剧种、民间小戏剧种、傩及祭祀仪式性的戏曲剧种、傀儡戏曲剧种等。
6.曲艺，如说书（徒口讲说、说唱相间、韵诵表演）、唱曲（板腔体、曲牌体、板牌混合体）、谐谑（相声类、快板类、谐戏类）等。
7.民间杂技，如杂技、魔术、马戏、乔装戏、滑稽戏等。
8.民间美术，如绘画、雕塑、工艺、建筑等。
9.民间手工技艺，如工具和机械制作、农畜产品加工、烧造、织染缝纫、金属工艺、编织扎制、髹漆、造纸、印刷和装帧等。
10.生产商贸习俗，包括农业生产、林业生产、渔业生产、畜牧业生产、商贸等习俗。
11.消费习俗，包括服饰习俗、饮食习俗与禁忌、居住习俗与信仰、交通习俗等。
12.人生礼仪，包括妊娠习俗、分娩习俗、诞生和命名习俗、满月礼、百日礼和周岁礼、成年礼、婚礼、离婚习俗、寿诞礼、葬礼习俗禁忌等。
13.岁时节令，包括节气与习俗、传统节日习俗等。
14.民间信仰，包括原始信仰、俗神信仰、庙会、祖先信仰、生殖信仰、商业信仰、精灵信仰等。
15.民间知识，包括医药卫生、物候天象、灾害、数理、测量、记事、建筑等知识。
16.游艺、传统体育与竞技，包括民间游戏、杂耍（艺）、竞技等。
17.传统医药，包括养生、诊法、疗法、针灸、方剂、药物等。
18.其他，如传统行会、香会等民间组织、村规乡约等。
（二）登记。
各镇街（场）应按照规定的普查程序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表式参考文本和录音、录像等技术要求，对前期(2003年-*年)开展的民族民间艺术资源进行查漏补缺；对其他门类，参照省部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新的技术要求，进行登记记录。普查登记表见附件。
五、工作步骤
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特点和我区实际，普查工作分三个阶段：
（一）普查准备阶段（*年1月）。召开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会议，动员和部署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组织普查员参加*市普查培训班。
（二）实施普查阶段（*年2月—*年5月）。区文广新闻出版局负责对普查员进行培训，培训结束颁发普查员证。向镇街（场）及有关单位发放普查方案、普查手册、调查表、线索表，全面铺开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
3月，各镇街（场）汇总、筛选各村、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线索表，以电子文件的形式报送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办公室（以下简称区非遗普查办公室）*。线索表上报基数为每村100条以上，每社区50条以上，上不封顶，所有上报的线索，须进行电脑录入，以备作考核评估及普查补助的重要依据。
4月，区非遗普查办公室对线索表甄别归并后，反馈到各镇街（场）；由各镇街（场）普查办公室填写18门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调查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登记一览表》，绘制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图》，并以电子文件形式报送到区非遗普查办公室。调查项目平均每村或社区必须在10项以上，少于10项的村或社区所在的镇街（场）总数不得少于100项。
5月底前，区非遗普查办公室报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调查表》汇编本、《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登记一览表》装订本、《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图册》和调查报告等材料到*市普查办公室。各镇街（场）撰写调查报告，做好普查工作和档案的归档工作。区普查验收组对各镇街（场）普查工作进行验收。
6月，区非遗普查办公室写好全区普查工作总结，迎接市普查验收组对我区普查工作验收。
（三）后续保护阶段。在抓紧民族民间艺术资源普查查漏补缺的基础上，及时进行成果编纂和后续保护、利用工作。各镇街（场）要及时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和数据库，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对普查工作任务完成较好、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将给予表彰和奖励。
六、有关要求
（一）各镇街（场）、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领导，密切协作，建立普查工作协调机构，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要落实普查专项经费，购置必要的设备，为普查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要加强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意义和相关知识的宣传，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广泛发动群众提供普查线索，参与普查工作。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要坚持全面性、代表性、真实性的原则，注重视觉和听觉形象的配置（文字、照片、视图、实物），如实反映原貌不走样，尽量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保存档案资料。对有一些虽不宜公开，但仍然具有研究价值的，也应进行收集和整理。普查材料按要求保质保量整理汇总后，逐级上报。
田野调查报告 篇四
关键词：社会学；理论前提；理论自觉；反思社会学
Abstract:Theoryisveryimportantfortheresearchofsociology.Butsomesociolo2gyresearchpayslessattentiontotheoryandsimplytreatssociologyasanempiricalsci2ence.Theresearcherssubconsciouslygiveuppursuingtheory,caringfortheory,orex2ploringtheory.Sociologyresearchersmustinsistonconsciousattentiontotheory,andconstructsociologyasascienceofself-criticizing,self-reflectingandcontinuouslyin2novating.
Keywords:sociology;theorypremise;theoryconsciousness;reflexivesociology
一理论对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性
在谈理论对社会学的重要性之前，我们首先要界定清楚什么是理论以及什么是社会学理论。理论常常挂在我们嘴边，任何一门学科在建构自己的学科体系时首先明确的都是要建构学科理论。社会学也不例外，从孔德开始的社会学家，都在围绕建构社会学理论开展学理思考和实践研究。尤其是孔德、斯宾塞之后的社会学大师迪尔凯姆把社会学引入了学校教育，成为大学里的课程，相应地进行了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建构。那么，理论是什么呢？从我们直观的第一印象来理解，理论似乎可以和“抽象”、“思辨”、“概化”等词语相对应。这些词语只是说明了理论所具有的一些特征，并不能概括理论所具有的真正内涵。
按照哲学的观点看，理论是一种系统化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有助于指导我们去“观世界”,并形成关于这个世界的“世界图景”。理论具有三种特质：一是历史的兼容性，强调理论是人类认识史的总结、提炼和升华；二是时代的容涵性，强调理论是“思想中的时代”,即理论来源于现实；三是巨大的逻辑展开性，强调理论具有一种逻辑之美[1]。英克尔斯曾谈到社会学研究的三条途径，即历史的途径(创始人说了些什么)、经验的途径(当下的社会学家说了些什么)和分析的途径(理性指示的是什么)。无论是哲学对理论特质的概括还是英克尔斯对社会学研究途径的概括，都强调了历史、当下和逻辑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实际上是说明了建构社会学理论形成的过程，历史代表了“站在别人的肩膀上”的重要性，当下代表了面向现实、思考现实的重要性，逻辑强调了理性思辨的重要性。
按照历史、当下和逻辑三方面来建构的理论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美国社会学家亚历山大(JefferyC.Alexander)给理论的定义是“理论就是脱离个别事物的一般化，脱离具体事例的抽象①;结构功能主义除帕森斯之外的另一个大师级人物默顿指出“社会学理论是逻辑上相关联并能推导出实验一致性的一组命题”[2];科技哲学家罗纳德(Rich2ardRudner)曾经把理论定义为：“一套系统地相互联系的、包括一些类似规律的概化的可以进行经验检验的陈述”②;社会学家纽曼(W.LawrenceNeuman)也给出了对“社会理论”的定义：“社会理论是将社会世界的知识加以浓缩和组织起来的由相互关联的抽象概念所构成的体系。理论是思考社会世界的简单方法。人们经常创立关于世界是怎样运作的新理论”[3]。风笑天从社会调查研究的角度指出，“理论是以一种系统化的方式将经验世界中某些被挑选的方面概念化并组织起来的一组内在相关的命题”[4]。从以上对理论的定义中，我们看到了理论构成的基本要素是概念以及由概念组成的命题，理论的特点是可以用经验事实来验证。我们也看到了理论形成的两种过程，一种是理论建构，另一种是理论检验。对照华莱士的“科学环”,以归纳法为特征的理论建构过程是“科学环”的左半圆，其过程是：观察(具体的个别的资料)→经验概括(共性归纳)→理论；而以演绎法为特征的理论检验过程是“科学环”的右半圆，其过程是：理论→提出假设→观察→经验概括→假设检验→证实或证伪假设→理论。在这两种理论形成的过程中，理论建构的过程在以田野调查为特征的实地研究中使用较多，理论检验则在社会统计调查中使用较多。社会学理论是直面经验事实的，这是社会学这门脱胎于哲学的学科区别于哲学的关键所在。
以上我们界定了什么是理论及理论的形成过程，那么理论对社会学研究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知道，构成理论的最基本的要素是概念，所以理论首先呈现出来的是一套概念系统，在专业学习的意义上我们把它称作“专业术语”。在研究某一社会现象的时候，社会学的“专业术语”自然会引导社会学的研究人员用社会学概念来展开分析。这就是理论的第一个作用，理论有助于把研究者引入社会学的视野中来，也就是有助于形成社会学的特定的研究视角和概念框架。
第二，社会学理论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身份的标识，也就是说，是否具有社会学理论前提是该研究是不是“社会学研究”的标志。很多学者都在强调社会学研究中理论前提的重要性。社会调查如果放弃了理论前提，这样的调查就只能停留在日常观察的水平上，和民意测验、市场调查没有任何分别，从而陷入“通俗化”的境地。
第三，过往的理论会启发研究者去思考，构成研究者思想的火花。研究者在研究某一社会现象的时候，如果没有理论的指导，往往会感到无从下手，这时候就需要一些“启发”。过往的理论与社会现实撞击出了研究者思想的火花。
第四，理论可以提供研究的解释。理论除了把研究者引入了社会学的视野中并指导其研究的方向，还为研究提供了解释的视角。笔者在2004年对滇东农村的“过密化③”现象进行了研究，关注滇东农村呈现出和人口大量外流的主流人口流动形式不同的人口流动现状，即“过密化”。在相关社会学理论的“启发”下，笔者从三个角度进行了解释。一是从“推拉理论”引出的第三股力量———以“乡土性”和乡村传统为特征的吸附力“规范”着农民的行为方式。传统推拉理论对滇东人口流动形式缺乏解释力，因为从当地人地关系紧张、生活水平低下的现状来看，如果依据“推拉理论”来进行解释的话，宏图村的人口流动应该和中国其他农村一样极富活力，这样才合乎逻辑。所以只能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论证，宏图村的人口流动状况之所以和主流的人口流动状况不同，“推力”和“拉力”形成的合力显然被另外一股力量所“中和”。这股力量显然要大于至少是等于农村人口大量外流所必需的“推力”和“拉力”形成的合力。这股力量正是以乡土性④和乡村传统为特征的一股强大“吸附力”。二是从理性选择理论出发，认为“过密化”是农民的生存理性选择。像宏图村一样的传统农村，农民在考虑是选择在家种地还是外出打工时，他们遵循的并不是“经济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遵循“安全第一，风险最小”(代价最小化)。而实际上，无论他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还是“代价最小化”,这其中包含着农民的一种“理性选择”,这种基于生活压力下做出的理性选择被称为“生存理性选择”。三是运用社会网络理论进行分析，社会网络理论认为，农民大量外流意味着一个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的形成，先前外出的农民工以个体或集合体为单位形成一个又一个网络接点，为后来想出去务工的农民提供了信息的支持。宏图村外出打工的很少，即社会支持网还未形成，或者说，只是处于雏形阶段，接点太少使个人获得信息的关系支持只是简单的直线型的，还未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网状。社会支持网的缺失往往会造成农民流动速度过慢甚至是停滞[5]。
总之，就像哲学有助于我们形成一种“观世界”的世界观一样，社会学理论有助于我们形成一种“社会学观”,用这种“社会学观”去“观社会”,形成关于这个社会的“社会图景”。
二社会学研究中理论前提的缺失
理论对社会学研究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中国很多社会学研究者往往不重视理论的应用，把社会学简单地归结为经验科学，以为只要进行经验观察和描述事实就是开展社会学研究，在一些研究中排斥理论思考和忽视理论概括。郑杭生认为，这是一种狭隘经验性或狭隘实证性的社会学理解，这种社会学被限定在强调科学精神和经验原则的英美实证社会学的范围之内。造成中国社会学现象的现状是：课题立项多，理论成果少；经验事实描述多，深入分析少；热点问题多，学术积累少[6]。
社会调查领域，对理论的忽视更为明显，由于社会调查要直面经验的社会事实，似乎对看到的经验事实进行描述就是社会调查的全部，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就是真实的东西。刘少杰考察了1988～1998年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131篇社会调查报告，有明确理论前提讨论的社会调查报告占29%,没有理论前提讨论的社会调查报告占56%,这种明显的差别，揭示了大陆社会调查对理论前提的忽视程度。刘少杰进一步指出，从这些社会调查报告来看，有无理论前提讨论所显示的水平高低差别很大。具有明确理论前提讨论的调查报告，不仅主题鲜明、概念明确、指标具体、讨论逻辑清晰，而且所得结论也达到较高的理论概括程度，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相反，那些没有理论前提讨论的调查报告，无非是些直观的、简单的现象描述，其意义至多不过是为他人开展社会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些粗浅的材料。这样的研究往往流于表面，触及不到深层的社会问题。最后他指出，《社会学研究》11年发表的社会调查报告反映了中国社会调查的最高水平和存在状况[7]。应该说，像刘少杰描述的这些情况，在中国社会学界还是相当普遍的。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者在进行社会调查研究的时候秉承了实证社会学经验性的特点，而忽略了实证社会学也有理论前提的需求。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科学贫困”的问题，即中国的很多学者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对科学精神的追求，在功利性的科研评价机制面前，很多研究人员为了使科研数量达到相关要求，能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一篇学术论文的写作，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简单拼凑而成的。为了满足研究人员职称评定的需求，大量期刊如雨后春笋般开办起来，甚至出现了“山寨”期刊，因为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是需要缴纳版面费的。很多刊物不管文章如何只要交钱就给发，严重影响了学术的“声誉”,也是对人类探求科学精神的亵渎。论文剽窃现象也屡见不鲜。文军曾借用布迪厄场域的观点，指出中国“社会学学术场域中”存在“失范现象”,只要是在报刊上发表了某种谈论社会问题的人，似乎都成了社会学家，而官方和业界的一些认识也纷纷谋求一个学者的头衔。因而，社会学的学术场域内，同样也是假冒伪劣[8]。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社会学理论前提缺失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有简单的社会现象统计报告的撰写，有“科学贫困”,也有社会学学术场域的失范现象。这些因素成为了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重要障碍。
三社会学如何理论自觉？
社会学研究中理论前提的缺失很大程度是由于社会学研究者缺乏必要的理论自觉造成的。所谓理论自觉，是指社会学实践认识的一种正确态度以及社会学者自我反思的理论品质[9]。实际上包括了理论学习、理论研究、理论反思、理论选择和理论建构不同层次的自觉。
首先是理论学习的自觉，要自觉地学习过往社会学家的相关理论和文献，弄清楚原作者说了些什么，即所谓的“原谓”⑤,这也是我们强调的要面向文本，多看书。对已有社会学文本的学习是我们社会学入门的第一步。
其次是理论研究的自觉，毕竟原作者所说的只是他“思想”的“语言”的表达，如果是看翻译的著作，又经过了别人“语言”的二次表达。所以我们了解了原作者所说的之后，还要分析“原作者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意谓”)、“原作者可能说了些什么”(“蕴谓”)以及“原作者本来应该说什么”(“当谓”)。第三是理论反思的自觉。在哲学那里，反思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即所谓的反思思想；社会学的理论反思相应就是社会学理论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即强调社会学理论对自身的反思。一些社会学家试图对社会学这门学科进行批判性的社会学分析，创立了“社会学的社会学”,或者叫做“反思社会学”。其中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最有代表性。因为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有自己独特的研究特征：从反思的主体看，反思社会学主体既是研究者的个人又是由研究者组成的学科共同体，“反思的主体最终必然是要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科学场域”[10]。从反思的对象来看，与反思的主体相对应，“反思社会学的基本对象不是个别分析者，而是植根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会无意识和学术无意识”[11]。从反思的目的来看，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是要巩固社会学的认识论保障，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这充分表现在布迪厄的社会学反思两个基本效应上，一个是科学方面的，一个是政治方面的。首先，社会学反思自身，有助于增强这门学科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也就是明确自己的学科地位，从而维护社会学的科学性。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理应成为“元”科学，但始终应当是针对它自身来说的。它必须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对自己进行反思，确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对自己立场的了解。其次，社会学对自身的反思必须认识到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功能。总之，社会学要不断自觉地以自身为对象进行反思，并自觉地反思自己的语言符号，才能确立、维护自己的科学地位和政治功能。社会学是一门反思的科学，更应该是一个具有理论自觉的学科。
第四是理论选择的自觉。在众多的社会理论中，社会学研究者要结合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选择合适的理论进行本土社会学研究，所以理论选择的自觉实际上也是社会学本土化的自觉。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必须立足于本土情景，选择适合即在进行社会学研究的过程中，在寻找理论前提的时候，要充分考虑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中国是一个伦理至上社会，伦理的温情充斥着社会的各个角落，“强关系”⑥在中国的人际关系网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社会学研究，不仅要强调研究对象的客观性特征，还不能忽视社会生活中的主观性因素。就像刘少杰所说的那样，在思考中国社会调查的理论前提时，应该超出实证社会学的理论视野，关注到韦伯为代表的社会理解论、福柯和布迪厄等人为代表的语言社会学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论等等社会学理论。因为这些社会学理论从不同视角研究了社会生活的主观因素，分别在思维方式、展开形式和价值原则等方面作出了深入思考，不仅有补于网络结构理论的局限，而且更切近中国社会现实[12]。这实际上是告诉社会学的研究者，不仅要有重视理论的自觉，还要有理论选择的自觉。
最后是理论建构的自觉，把已选择的理论和当下的现实结合起来，建构新的本土化的社会学理论。也就是在现实的指导下对原作者的意思进行修正、扬弃和创新(即“实谓”)。中国社会学必须把理论自觉和现实关怀结合起来，既面向文本又面向现实，最终建构起真正的中国社会学理论。
在郑杭生看来，相对于国外社会学研究层出不穷的崭新的研究成果，中国社会学在理论研究和理论建构方面都表现出诸多不足，如对本国社会思想和社会学理论、国外社会学理论的挖掘、评价和总结做得都不够[13]。因而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显得更为重要，因为这关系到中国社会学的命运和发展前景。
中国社会学必须坚持理论自觉，形成一种理论品质，并结合本土情境不断反思自身依存的社会历史条件，反思自身的语言符号，反思社会学场域中的各种“失范”现象。社会学应当成为一门不断批判自身、不断反思自身、不断创新的科学。
注释
①亚历山大给理论所下的这样一个定义只代表了理论形成的一种形式，在之后的论述中，亚历山大分析了
从经验事实归纳理论和用经验事实证实或证伪理论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指出理论还可以产生于对“真实世
界”进行科学研究之前的非事实或非经验型思考的过程。
②罗纳德的界定实际上指明了理论的形成要经历三个阶段：概念的定义(将概念具体化为变量)、命题的
形成和联结命题以形成理论。转引自：玛格丽特·波洛玛。当代社会学理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4).
③“过密化”又称内卷化，即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去换取单位面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这
种过密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无发展的增长，即虽然产出的产量增加了，但劳动生产力并未提高。在该文中，
用“过密化”来表示农民固守土地而不外出就业的行为选择，或者更具体地理解为与大多数农村大量人口外流
相对应的低水平人口流动状况。
④关于乡土性的论述可参阅：费孝通1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⑤“原谓”、“意谓”、“蕴谓”、“当谓”和“实谓”是傅伟勋先生提出的“创造解释学”的五个步骤。可
参阅：于海1西方社会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⑥边燕杰等人从实证调查的结论出发，针对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假设，提出一种更接近中国实际情况的强
关系假设。可参阅：边燕杰1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C].涂肇庆，林益民主编《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香港：
牛津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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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文军。论布迪厄反思社会学及其对社会学研究的启示[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3(3).
[10][11]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48;39.
田野调查报告 篇五
关键词：田野调查 少数民族 声乐表演者
一、田野调查的含义
田野调查是民族学研究的基础，也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是民族学家获取研究资料的最基本途径。”所谓田野调查，指的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访谈、居住体验等参与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对田野点进行较长时间的实地观察，亲身体验某一社区的人群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对其进行长期的调查工作，学习运用他们的语言，参与他们的日常社会活动，掌握其生产生活状况，了解他们的思想观念、与政治制度，并在这些调查工作的基础上撰写田野调查报告或民族志是民族学田野调查对研究者的要求。
二、田野调查和少数民族声乐表演训练效果间的关系
（一）少数民族声乐表演者参与田野调查有助于提高少数民族声乐表演能力
提高中国少数民族声乐表演能力，进行田野调查是必不可少的。演唱中国少数民族声乐，涉及到少数民族，顾名思义，可以和民族学形成一定联系。少数民族的声乐表演，离不开民族学知识的指导，而田野调查作为民族学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必定为少数民族声乐表演训练效果的提高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歌唱家李双江为演唱歌曲《船工号子》，曾多次到川江一带进行田野调查，感受川江的风土，捕捉当地的情感。在我国许多歌唱家在演唱声乐作品时都有进行田野调查工作的经历。例如，大家熟知的郭兰英、郭颂、吴雁泽、胡松华等，在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把自身的审美情感和当地的社会文化、、心理感悟进行恰当地融合，虚心请教当地的民歌手，从他们民间的演唱特征入手，融会贯通自己的作品，力争演唱出具有当地特色的声乐作品。所以，从他们的歌唱中，能感受到个性、生活和情感，他们的作品才能流传至今。
（二）少数民族声乐表演者参与田野调查有助于提高对所唱音乐作品的理解
少数民族由于种族、人类起源、环境、文化、语言、民俗、心理等差异，致使它的音乐风格也各具特色，区别于汉族音乐，各个民族具有自己鲜明的音乐特征，具有自己鲜明的音乐话语体系。如：新疆的音乐，具有典型的切分节奏类型，它不同于汉族一般的切分特点，是四分之三音，这四分之三音从谱面上很难把握，如何准确的唱出来，不但需要理论上的指导，现场的借鉴学习观察模仿也尤为重要，声乐表演者参与所唱歌曲的田野调查，深入实地获得第一手资料，分析琢磨当地民族的节奏韵味，体验新疆少数民族歌曲特征，采访民歌手对歌曲的诠释，提炼风格要点，加深自己对歌曲作品的理解，有助于提高对所唱音乐作品的理解。
（三）少数民族声乐表演者参与田野调查有助于声乐表演的创新研究
由于田野调查方法是民族学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因此少数民族声乐表演者应学习运用这种方法，指导自己的声乐实践。当前，我国的民族学正处在一个发展的阶段，要发展就必须创新。这不但需要理论创新，也需要方法上的创新。
少数民族地区的音乐、艺术形式丰富多姿，少数民族声乐表演者参与田野调查，到当地观察、访谈、居住体验等取得第一手的资料，从中挖掘提炼音乐素材，归纳整理进行创新。另外，民族地区很多原始的资料对于全国汉族等其他民族来说，其本身就是创新。如：青歌赛土家族选手穿的红蓝两面颜色的裙子，演唱过程中变换颜色这一表演形式，在同年的央视晚会宋祖英演唱《茉莉花》歌曲时，运用了相同的技法，白粉两面颜色的演出服。所不同的是土家族选手变幻裙子时所有人都知道怎么变换的，而宋祖英变换时是由一群舞蹈演员遮住变换的，观众没有看到如何变化，因此，带来了神秘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创新，根植于少数民族演唱形式的一种创新。
三、结语
目前，全国各大高校对少数民族声乐表演专业学生的训练主要在学校进行，学校缺乏少数民族地区第一手的音乐资料，有些少数民族特有的材料只有本民族的声乐表演者才能把握住其音乐特点和演唱风格，而其他民族的学习者对此把握还非常欠缺。对此现象，加强少数民族声乐表演者对所表演歌曲地区的田野调查尤其重要。少数民族声乐表演者参与田野调查有助于提高少数民族声乐表演能力、提高对所唱音乐作品的理解，加强声乐表演的创新研究。高校学生参与田野调查，有其现实的困难，笔者认为一是学生应加强自身田野调查素质的训练；二是学校应给予支持，如课程设置，学分设置等；三是应引起社会的关注支持。
田野调查报告 篇六
［关键词］会计本科毕业设计；创新创业教育；4+2+3培养模式
毕业设计为会计专业最后一门实践必修课，也是检验本科生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学生通过剖析与专业相关的理论问题、会计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或会计学专业所关注的热点问题，结合对专业知识的掌握，形成专题研究、调查报告或文献综述，体现对专业相关理论或实践的认识，以锻炼自主学习与终身学习能力、时间管控与合理制订并实施计划的能力，以促进学生毕业后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教育部在2004年、2005年、2007年、2012年的发文中指出：毕业设计等环节的实践教学需要强化，要基于不同专业的学科特征和条件，研究建立有效的毕业设计质量管理模式与监控制度。由于会计专业毕业设计多以一个具体的实习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研究形成前期调查报告作为基础分析资料，然后通过大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或通过问卷进行深入调查，其质量直接反映了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能够检验学生的综合素质以及创新实践能力，与培育学生科研精神、激发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目标相符。
一、会计专业本科毕业设计存在的问题分析
本科毕业设计是培育学生创新实践能力，体现创新创业教育理念的重要实践环节。然而，笔者对某校会计专业近几届毕业设计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学生在日益严格的管理体制下不仅没有体现出创新实践精神，其毕业设计质量反而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首先，在选题方面，表现出选题领域严重不均，理论研究占较大比例，部分选题过于宽泛，选题价值较低，极少结合学科领域的最新动态进行研究等特点。根据2012届会计专业毕业设计的统计资料，财务管理方向的选题比例较大，共165篇，涉及企业并购、业绩评价、融资问题、投资问题等方面。审计方向28篇。财务会计方向选题较少，共有46篇，包括盈余管理、会计舞弊、会计政策选择等方面。这个方向比例相对较低，可能是因为其写作范式较为理论化，难以做实证研究，也就难以体现工作量，难以凑足字数要求。另外，由于日常科学研究训练不足，部分学生选题时没有对所选取研究对象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学术研究背景进行梳理，随便确定选题，导致写作过程中困难重重，选题毫无意义，没有任何学术价值。其次，在论文质量方面，表现出格式上极不规范，内容上拼凑严重，缺少数据与第一手调查资料等特点。很多论文还存在各式各样的格式问题，如参考文献的引用格式不规范、字体与段间行距全文不一致，甚至还有很多错别字。内容上，很多学生论文口语化，专业名词的表达不熟悉，语句不通顺，严重影响论文可读性。更有一些论文的研究方法有问题，在适用性、样本要求及内生性控制上存在偏误。此外，论文抄袭现象非常普遍，一方面是由于部分学生并没有实地调研，缺少一手的调查资料和数据，没法进行数据分析就只能拿文字来凑；另一方面是由于学生忙于找工作，平时不写论文，到要交的时候临时抱佛脚，从网上复制粘贴拼凑自己的论文，根本不可能通过思考提出自己的观点，更谈不上思维的创新。
二、会计专业本科毕业设计质量下滑的成因分析
上述现象若究其深层次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毕业论文教学管理制度的缺陷。首先，“严进宽出”的教育环境是根本原因。对于学校来说，通常把就业率作为衡量本科教育质量的重要依据，当学生找到工作时，即使论文质量差一点，学校也会让其顺利毕业。另外，会计系教师普遍紧缺，较高的“生师比”使得本科生导师制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除了上述因素，课程设置方面也存在问题。通过对近几年会计专业的培养方案的调查，发现专业技能方面的课程数量较多，但却都未开设诸如研究方法论、田野调查、文献检索、应用文写作等类似课程。这些基础知识的缺乏导致学生在查阅文献确定研究选题、收集一手调查资料、设计调查问卷、利用统计软件处理与分析数据、最后撰写论文时捉襟见肘，制约了毕业论文写作水平的提高。第二，教师方面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一是教师数量不足，缺乏责任心。较高的“生师比”使得每位学生的有效指导时间被压缩。教师们教学科研任务繁重，绩效考核越来越严格，这使得教师们忙于提升自己（参加教学竞赛、发表科研论文、申请专利、申报项目等），相对来说忽略了毕业设计指导。二是部分教师自身科研素质较差，对论文质量把关不严，从选题到学生交稿流于形式。部分以教学为主的教师平时很少搞科研，对学术论文写作的范式不熟，经验较少，指导毕业论文的素质和能力有待提高。另外，学校对毕业设计工作量的核算通常只按指导人数核算，客观上也导致教师不注重毕业设计指导的质量。第三，学生方面的影响因素。一方面，一些学生思想态度不端正，认为毕业设计与找工作相互冲突，任何事都比不上找工作重要。学校一般都在最后一个学年安排学生进行毕业设计，而此时正是各大企业到学校来进行校招的关键时点，还没找工作的学生看到有些同学成功找到了工作，难免内心急躁不安，根本没心思静下心来做毕业设计，这样必然会导致写论文时急功近利，心浮气躁，甚至出现拼凑抄袭的不好行为。另一方面，一些学生资料搜集能力缺乏。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很多学生认为撰写论文最大的困难是找不到资料，其查找资料的唯一途径就是利用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这些学生根本没有掌握利用图书馆数字资源进行文献检索的能力和处理技巧，致使查资料方面花费时间多，但收效不高。此外，学生对学术研究范式缺乏基本的了解。从学术论文写作的基本规范与技巧来说，学校在每次毕业设计前都会将基本要求以文件的形式发给学生，但很多学生平时接触较少，不明就里，学术规范的意识薄弱，也就无法达到撰写的要求。这样就会导致本该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学生进行创新思维引导上的老师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在论文的格式要求普及上，反复修改不规范的地方，也就无暇顾及论文本身质量的提高。
三、基于4+2+3培养模式的会计专业本科毕业设计探索
为提升会计专业本科毕业设计的质量，课题组提出了4+2+3的培养模式，具体思路是通过4个基础+2类训练+3种形式构建一套有理论基础，有实践支撑，体现渐进性、阶段性训练特点的毕业论文教学模式。从学术功底培育、模拟写作训练、分类写作模式、管理体制改革（包括毕业设计模式改革、激励考评机制改革、毕业设计流程管理等）这几个方面入手，探索提高本专业毕业设计质量的路径与实践。图1（一）4个基础个基础：打下4个基础形成铺垫。应在日常教学中及早进行论文写作基本功训练，将毕业论文的写作融入各阶段的本科教学环节。为解决学生写作基础薄弱、学术功底差的困境，拟增设会计研究方法论、实地调查方法专题、文献检索技巧、应用文写作、学术论文写作等类似课程夯实学生的4个基础，分别是研究方法论基础、文献检索基础、应用文写作基础以及学术论文写作基础。尽早培养学生写作基础与科研素养，可以使毕业论文工作不至于与其他教学环节相脱节，而是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通过这些课程的教学活动，将各培养环节相互关联、渗透，使学生从系统的角度领悟学术研究范式，培育他们的科研能力。具体而言，实地调查方法专题和文献检索技巧等课程应安排在第一学年，会计研究方法论等课程应安排在第二学年，应用文写作与学术论文写作等课程应安排在第三学年。这种安排从内容上遵循了课程的先后修关系，从时间上保证了知识的连贯性和延续性。（二）2类训练类训练：2类模类模拟写作训练双管齐下。第一类为课程论文。根据教育部工商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会计学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基础会计、中级财务会计、高级财务会计、成本管理会计、财务管理、会计电算化（或会计信息系统）、税务筹划、审计学属于8门主干专业课程。对这些课程进行课程论文训练，达到对学生进行毕业论文前期性专业写作训练的目的。课程论文的写作形式可多样化，如读后感、学习心得体会、文献综述、调查研究报告、案例分析报告、小论文等形式均可。第二类为学年论文。学年论文可由学生自主选择感兴趣的题目，也可由教师根据自己的科研教改项目事先拟定选题，然后通过师生间的讨论，进行双向选择，进一步确定选题。这种模式既尊重了学生的学术兴趣，调动了学生的科研积极性，又可以让教师提前训练，为学生的毕业设计打下基础。（三）3种形式种形式：3种毕业设计形式形成分类写作。改革毕业设计形式，建立多样化的分类写作制度。根据教育部突出创新性、应用性、实践性，兼顾学术性要求，将毕业设计的类型区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学术研究型论文，主要针对那些有兴趣在将来进一步深造的学生，要求按照严格的学术论文范式进行写作，注重学生学术研究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育；另一类为实践应用型报告，主要针对那些计划毕业后即参加工作的学生。实践应用型论文可有实验报告、调研报告、商业策划（如针对某企业的战略发展策划、营销策划、组织结构变革与财务策划等）和案例分析报告等多种形式，旨在解决企业实际问题，并可在实习过程中逐步完善；还有一类为创业规划书，主要针对那些有创业意向的学生。具体可参考国际“挑战杯”创业设计大赛的形式。如创业财务规划书要求学生对创业项目的财务部分进行规划，内容可包括项目背景考察、消费群体分析、产品特色及经营模式选择、市场竞争分析及营销策略的制订；公司内部控制设计、财务预算、投融资决策选择、纳税筹划及风险控制。（四）制度支持制度支持：管理体制改革形成制度基础。一些好的想法与改进需要制度来加以强化，针对毕业设计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可以从资料库建设、培养方案的修订、课程体系的完善、毕业设计模式的改革、激励考核机制的设计、毕业设计流程的管理等几个方面进行制度改革，争取使得毕业设计管理体制更加高效，更好地支持其他工作的开展。例如，为鼓励优秀学生脱颖而出，可考虑在如下方面实行制度创新：（1）答辩时间创新。原来学生通常在最后一学期（第八学期）进行论文答辩。问卷调查显示，74%的学生愿意将之提前到第七学期，这样可以和找工作的时间错开。因此，应改变统一时间答辩的制度，学生可申请提前答辩，提前完成毕业设计。（2）成绩评定创新。有些毕业设计作品涉足学科领域中的前沿或难点问题，数据的查找与分析都特别困难，因此毕业设计作品结构内容都不够成熟。但只要学生立论新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就应该给予较高的分数进行鼓励性补偿，以激励学生做实事，与社会生产实践紧密结合，体现应用型大学的培养目标。（3）论文模式创新。制订“以赛代考”的管理制度，鼓励学生参加各种创业设计大赛。教师们可讨论决定获得什么级别的奖项的作品或参赛方案可代替毕业设计。这种管理体制鼓励创新，鼓励学生在进行毕业设计之前就早做准备，缓解了毕业设计和找工作的时间冲突，甚至有些参赛作品与实习或就业（创业）紧密相关。因此，“以赛代考”虽然降低了选题和理论写作的难度，但更符合应用型、创新型大学人才培养的标准。另外，应鼓励学生公开发表期刊论文，同样由学科组成员认定发表在什么级别的刊物的文章可以在毕业论文总成绩中加分，认定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和最终成果是否可以作为毕业设计的基本材料体系。
四、结语
教育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单单是一门课程的改革，还是一个系统的有机的联合体。若要将创新创业教育理念融入会计专业本科毕业设计教学实践当中，必须从课程体系、培养方案、管理体制等多方面入手，才能达成期望的改革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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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调查报告 篇七
关键词：民族志方法；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视角
随着社会不断向前推进，公共管理实践越来越需要一种规范的、系统的理论来指导。因此，一门年轻的学科———公共管理学就应运而生。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具有应用性、政策性等特点。它在研究大量公共事务的同时，吸收了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知识，形成了较完善的脉络体系，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公共管理学科在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亟须解决，如理论联系实际不足、研究方法缺乏实践性以及政策缺乏本土化的研究等。因此，公共管理学可以引入人文学科领域的田野调查方法———民族志方法，来真正了解研究对象的生活环境与存在的问题，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政策，切实解决社会利益问题，推动公共管理实践进一步发展。
一、民族志的内涵概述作为“记录的民族学”
［1］，民族志一词原文由两个部分组成———ethno（s）与graphy（法文graphie），它们均来自希腊文。其中，“graphy”源于希腊文的graphein，意思是“记录”（它的意思与汉文方志的“志”字相通，指的是有系统的记录）；“ethnos”则是指“民族”（需指出，因古希腊人并未给予种族与民族清晰的区分，当时用ethnos来指代的，恐为“混杂”之物，可兼指种族、民族及相关的文化。因而，中文对英文ethnography或欧陆ethnographie的译名有“人种志”“民族志”“田野〈文化〉志”）［2］。高丙中认为，把对异地人群的所见所闻写给和自己一样的人阅读，这种著述被归为“民族志”［3］。简言之，作为人文学科的一种调查方法，民族志就是做完田野调查之后撰写的调查报告。在人类学领域，民族志也即田野调查报告的一种学术语言。它遵循着研究者亲自去、一年以上的实地调查时间以及通过分析获得的第一手材料来撰写完整的调查报告三大原则，采用参与观察、深描及深度访谈等方法，并以人文关怀、平等对话、互动沟通等为价值取向，全面了解被研究者的生活坏境，挖掘背后隐藏的人文价值，由此生成珍贵的文本资料。民族志的产生是由一个田野工作调查到文本报告书写的过程，因此，民族志的形成有一个特定的过程。首先，人类学者需要亲自到被研究的个案地，周密地观察、记录、参与异文化的日常生活，他们从事的这些活动被称为“田野调查”，他们的方法被称为“田野工作方法”。然后，人类学者以详尽的笔调描述，说明所观察到的现象和文化，他们的描述成为学者和其他读者据以了解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过程、异文化的情况以及民族志工作者的个人反省和理论观点的途径［4］。由此，得到的文本资料成为公共决策者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民族志于是便成为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桥梁。
二、我国公共管理学科仍面临的困境
公共管理学科很晚才引入我国，由于发展时间短、基础薄弱，我国的公共管理学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很多的挑战。（一）公共管理学研究仍然难以摆脱“西化”的误区。虽然公共管理学在我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就整体而言，我国的公共管理学仍然没有摆脱西方的影响，对西方的理论知识、政策实践处在一定程度的被动、消极的接受阶段。此外，不可否认的是，现如今的学科研究重点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偏向于西方的理论研究，这是十分遗憾的。我们应该把研究重点放在我国的实践研究上，揭示社会问题的本质，研究适合制定解决我国实际问题的政策。（二）公共管理学研究缺乏质的突破。1.理论与实践脱节。现当代的一些公共管理理论是由政府智囊团首先提出的。原本是希望能切实运用到实践中，但实际上却严重脱离预想。公共管理者有时仅仅对现有的理论做了“二次解释”，没有认真研究社会的实际问题，也没有认真地分析政策理论以便指导实践，导致理论与实际脱离，无法取得质的发展。2.严谨研究方法缺乏。这是存在的另一个关键问题。目前的研究方法过于重视理论层上的研究，多是采用诸如重数量而轻质量、重经验分析而轻实地调研、重宏观而轻微观的传统方法。这实际上也是目前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存在的重要问题。以这样的研究方法无法了解到社会的实际需要，不能制定出适宜的公共政策，难以解决社会问题，影响社会发展。（三）公共管理学缺乏本土化问题研究。我国的公共管理学科虽然是从西方引入的，但应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可借鉴一些优良成分，而非一味地引入西方公共管理相关理论。现阶段的公共管理理论由于缺乏中国概念元素，仍然处于萌芽时期。建立和发展属于我国本土化的公共管理理论，最终实现和西方发达国家高水平学者的国际学术交流，是我们现阶段的发展目标，也是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根本任务。（四）公共管理学缺乏对人的关注。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现阶段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仅仅关注了理论研究，而缺乏对“人”这一最重要的因素的研究。而公共管理不论任何时候都应将“人”放在首位，因为“公共”二字就决定了其要维护的是公共利益，是有关“人”的利益。而且，按照当下的发展要求，我国公共管理也应该以人为本，将人的发展置于发展之首。公共管理实践的发展以及公共政策的实施说到底都41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社会，更好地为人服务。众所周知，我国正处于向现代化强国发展的过程中，但对国家治理实践有指导作用的公共管理学科还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公共管理知识也不完善。因此，一方面，我们急需引入西方的先进理论，但是在此过程中又要避免“缺乏本土化”的问题；另一方面，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特定的社会环境，在人文学科研究领域，如果一味地吸收西方的东西，忽略了本国发展的特色历史文化条件，就会犯教条主义错误，导致徒劳无功，有时甚至适得其反。那么，如何才能避免这种历史观和文化观的缺失呢？现阶段一个可行的做法就是引入人类学家的工作以及引入民族志的田野调查方法，使公共管理知识真正为中国实际服务，真正发展出扎根于本国的公共管理模式，实现公共管理中国化。
三、民族志方法之于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发展的必要性
综观当下，有一个误区，认为民族志是人类学的“专属”研究方法，实则不然。如高丙中教授所言，先有民族志很久了才有人类学［3］。即在人类学产生之前就有了民族志，且民族志也不是由人类学家发明的，如早期的业余民族志，完全是出于殖民统治的需要，多是由中世纪的传教士、殖民官员创作，并且当时的民族志撰写者并没有经过系统、专业的人类学知识学习，大多是以对异邦风土人情的向往或好奇为动机，与人类学知识并没有明显的关系。作为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民族志方法不应专属于任何一门学科，而应是政治学、管理学等其他一切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共享研究范畴［5］，并且应鼓励这种田野调查方法的跨学科应用，促进多学科之间的交流。民族志这种实地研究方法与公共管理实践中公共政策的制定就有着重要的联系。当下，由于公共政策面临的决策环境和受众会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如果决策者对于被研究者的社会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没有充分、清晰的了解，就会导致所作出的公共政策不适用特定社会环境，使现实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甚至降低决策者的公信力，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因此，要想制定出符合实际、符合民意的政策，必须寻找一种观察社会的科学方法，在充分的利益、权力博弈分析下，真实地接触研究对象，真正了解社会需求，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能改善人民生活、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政策选择。诚然，从公共管理面临的现状可以看出，若想寻求一种能切实适应特定环境的社会研究方法，民族志方法无疑是与之十分契合的。（一）二者之间的相通之处。民族志方法是人文学科的一种跨学科实地调查方法，就其字面意思可知，它是对异族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描述，通过对异文化的观察和认知，提供相关意义和行为的客观的民族学描写而形成民族志，然后再对其进行分析、比较，以期得到对特定文化的基本概念［6］。换句话说，民族志就是在对特定的异民族、异文化赖以存在的思维模式和人际关系进行研究，并深入调查隐藏在特定圈子背后的利益关系以及权力运作之后，所形成的珍贵的文本资料。而现如今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正是存在着研究方法不严谨的危险，无论公共管理理论或是公共政策理论有多先进，但如果缺乏合适的研究方法作为支撑的决策，这种理论日后必定会与现实环境格格不入。而民族志研究方法所强调的基本规则就是要求研究者必须亲自深入实地，长时间（至少达一年以上）地通过参与调查来获取第一手的资料，并通过深度访谈、问卷统计、个案研究等方法来体悟和感受真实场景和文化内涵，然后如实将他们的信念、价值、观点、动机等叙述出来［7］。因此，基于田野工作的民族志研究方法能够为政策制定提供客观的文化背景和真实的观察感悟，提高公共决策的科学性。民族志方法最终的研究结果通常是讲故事，即体现特定环境的现场感和真实感［8］。而就公共政策过程来说，社会问题的反馈是政策过程的开端，也是决策过程的关键一环，因为只有在存在现实社会问题，并且决策者有能力观察到已有问题的情况下，整个政策过程才会开始。此外，决策者发现的问题必须是真问题，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否则社会问题一旦定位错误就会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及财力。在这种情况下，寻找社会问题除了对决策者能力有一定要求外，还要求决策者对当时当地的环境进行完整、细致的了解。否则，如果对环境本质缺乏真实接触，偏差的政策出现的概率就会大大提升。显然，这也是公共管理实践中理论与实际联系不充分所导致的。而民族志方法所强调的，必须亲自到现场的做长时间的参与研究就能很好地弥补这一点。从本土化政策建构的角度而言，公共管理学若想克服缺乏本土化研究特色的问题，就必须摒弃忙于利用外国学者研究成果的“拿来主义”，踏踏实实地做自己的研究。且公共政策制定必须通过大量的田野工作研究，深入群众，与被研究者同吃同住，以平等的姿态与被研究者互动、交流，了解目标受众最真实的想法，弄清阻滞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最真实的困难。同时，在深入现场做实地调研时，不应被预设的思维定式和理论假设所束缚，而应记录最真实的事件发展，以使政策更为契合社会环境，且尊重特定文化圈子的行为动机和特定利益。这也正符合中国民族志发展的期许：一是在引入和借鉴西方优秀学术理论的同时，避免全盘吸收，规避西方发展问题污染本国自然与人文环境，如资本主义的泡沫经济、环境恶化和生态污染、动乱和冲突等；二是在学习西方学者如何做民族志研究的同时，应充分认识到中西方的文化背景差异，了解本国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特色，做出符合本国实际的研究，以期更好地解决中国问题。（二）民族志方法如何运用于公共政策过程。公共政策实践过程实际上是由问题发现、政策制定、实施、评估和终结几个阶段组成的，且这些阶段实质上关注的都是对利益的分配。因此，必须十分注重研究受众的影响因素，体现公共政策实践的人文意义。因其关注的对象是人，人有自己的意志和想法，而采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无法深入研究人性和人的情感世界，也就无法做出科学的决策，达不到公共管理学的任务和目标。因此，必须引入民族志此类人文科学研究方法来探究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及意义世界，做出有价值的决策。其实，仔细研究公共政策过程，可发现民族志方法也都适用于其实践过程的各个阶段。1.民族志方法之于发现问题阶段。在此阶段，公共政策制定者必须深入政策标的田野中去，去体会真实的问题来源和问题关联者对于问题的真实看法。需要是公共政策过程的真正起点［9］。政策问题的发现是整个公共政策过程的开端，其中决策者是否具备发现社会问题的能力至关重要，因为社会运行发展环节必然会出现一些缺位环节，而发现这些社会问题并及时反馈到政策制定过程中，才能启动新一轮的决策过程。在此阶段，就需要扎实的田野工作实践，通过深入群众生活，从群众整体利益出发，了解群众真正关心而无能力解决的生活问题，及时地将信息反馈到决策过程中，以制定出满足社会大多数人需求的公共政策。2.民族志方法之于制定政策阶段。在此阶段，所要追求的最大目标就是保证决策的公正性，这也是走向决策科学化的关键一步。因为，在当今社会，公正性不仅是对人民群众基本利益的尊重，也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必要因素。公正性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公正的价值取向，即要维护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需求，而不应该出现暗箱操作、贪污受贿等行为。应保证公共政策服务于人民大众，而不是服务于某些个人或政府某些机构。另一方面是公正的决策程序，即决策过程要有广泛的社会参与，充分听取社会群众的呼声，必要时还应吸收社会上某些专家团体参与其中，在采用其智慧经验的同时，专家团体的参与也起到一定程度的监督作用。如此，决策过程便与民族志方法所崇尚的人文关怀不谋而合。3.民族志方法之于实施政策阶段。政策实施阶段是公共决策过程最重要的阶段。因为再好的政策如果不严格地执行，也将成为一纸空文，浪费公共资源。因而，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执行者必须深入到真实的社会环境中，随时感知政策环境的变化，以及社会群众对政策实施的反馈，及时将政策受众的想法和新的社会问题反馈到决策层，以便对政策进行修正，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而民族志的参与观察法，强调调查者要深入实地，及时地获取第一手资料，这对政策执行、反馈无疑是非常必要的。4.民族志方法之于终结政策阶段。在公共政策中，终结的方式有四种：政策替代、分解、修正以及废止。替代就是不改变政策目标，在旧的政策不能够实现政策目标时，作出新的决策以取代之。分解就是在原有政策达不到预期效果时，将原来政策分为几部分，然后各部分再单独形成一个小政策。修正就是在原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发现了原政策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对此加以修改、完善，或者是加入一些补充条款以更好地达到政策目标。废止就是随着时间的演变，发现原政策目标不合时宜了或当经实践证明原政策本身存在错误时，对政策加以废除。以民族志研究方法为视角，无论是替代、分解、修正还是废止，其实都是对原公共政策的中断、分裂或解体，体现出一种解构主义的倾向。而民族志方法基于其哲学基础，对世界的观点存在着一定的解构性和相对主义的观念［10］。在公共政策体系中，政策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的，因此，不存在整个政策的体系化努力，也没有“这是最好的政策模式”之说，只有适合、符合现阶段发展的政策模式和源于实践的、原子式的扎根理论或公共政策。这与民族志方法论所具有的对传统公共决策的解构性观念相契合。
四、结语
田野调查报告 篇八
一、“边疆人文研究室”与《边疆人文》的创办背景
20世纪40年代初期，随着战争局势的不断恶化，除西北、西南地区外，中国的半壁江山成为了沦陷区。西南地区，特别是西南边陲的云南，以拥有滇缅公路、滇越铁路而成为连接国际交通的主要区域。鉴于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云南政府计划再修筑一条由滇南的石屏通往佛海（今云南勐海）的省内铁路，以便连接滇越铁路。与此同时决定提供一笔专款，委托一个学术机构，调查铁路沿线的社会经济、民风民情、语言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以供修筑铁路过程中参考与应用。据研究室成员邢公畹回忆：“南开大学的黄钰生（子坚）教授和冯柳猗教授在云南社会贤达缪云台先生的支持下，取得了石佛铁路的委托与经费，便决定乘这个机会创办一个边疆人文研究室，一方面为石佛铁路的修筑做有益的工作，另一方面为南开大学创办一个人文科学的研究室，开辟一个科研阵地。”[1]1942年6月，在黄钰生和冯文潜等人的积极筹备下，“边疆人文研究室”成立，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全称为“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任聘陶云逵教授为研究室主任，并主持研究室的工作。成员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转入的邢公畹，西南联大毕业生黎国彬、黎宗瓛，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毕业生高华年等人。在《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章程》和《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研究计划与工作步骤》中都强调对云南少数民族民俗的调查，计划调查内容包括传统教育、民间口头传统、社会组织、民间信仰、民间手工艺等内容。[2]584-586在研究室章程和计划的指导下，同仁们很快就进入到田野，开始了有计划的调查工作。从1942年7月至1945年，研究室成员对修路计划经过的沿途地区开展了走访调查，取得了丰硕成果。《边疆人文研究室调查工作表》对此作了详细的记录。[2]587-588除了陶云逵是对宗教信仰的调查外，其他几位学者关注的基本都是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这里有学者自身专业方面的原因，还有就是调查少数民族语言是研究民族文化的前提。调查组成员从昆明出发，经玉溪、峨山、新平、元江、车里（景洪）、佛海（勐海）等地，对沿途的哈尼族、彝族、苗族、傣族等少数民族的语言民俗、民间信仰、社会经济、地理等进行了调查。抗战时期的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工作危险艰苦，各种各样的热带病流行，民众对调查工作的不理解，再加上社会治安没有保障，路上还要准备跟土匪交手，甚至有丢失性命的危险。当时的调查困难重重，甚至会威胁到生命，调查工作能按计划顺利进行，并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实属不易。陶云逵调查了新平县彝族的民间信仰和社会组织；邢公畹在新平、元江的傣族、彝族的地区搜集、记录、整理了大量的当地的口头故事和当地习俗；高华年在调查新平彝族的语言和文学的同时，还对民间信仰和人生礼俗进行深入的调查；袁家骅在峨山对窝尼语调查时收集了不少的故事；黎国彬在车里调查了当地少数民族的生产、贸易、经济情况等人文和地理状况。调查者除了收集到丰富的调查材料外，还注重民俗文物的收集，在民间收集到的有宗教经书、宗教用品、生产生活用具品、少数民族服饰等。这次综合性的大调查，内容包括语言学、民俗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对石佛铁路沿线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生活水平、语言文化做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调查。研究室为石佛铁路提供的调查资料主要有：石佛沿线少数民族分布状况图表；铁路员工应用的语言手册和石佛铁路沿线社会经济调查报告等。1942年云南省石佛铁路筹备委员会以西南边疆人文研究名义出版了一辑油印本。其内容包括：黎国彬《峨、新、元三县的糖业》《漠沙社会经济调查》《青龙厂社会经济调查》、黎宗瓛《杨武社会经济概况》四篇调查报告。[3]研究室成员在调查过程中，除了按石佛铁路委托的要求完成调查任务外，在研究室同仁们的努力下，还取得民俗文化方面的调查研究成果。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张伯芩称赞道：“内容详实，蔚为大观，望继续努力，俾能对于我国文化多有所贡献”。[4]边疆人文研究室成员不多，平均年龄不足三十岁，他们都是来自研究所或大学，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治学严谨，具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在田野调查中很快就有新的体会和学术成果反馈。但在物资匮乏的抗战时期，学术刊物的发行量有限，出版商大多都不愿接手专业性强的学术期刊，这类刊物一般都是不赚钱的买卖，研究室也没有更多的资金支持发行刊物，看着研究室成员来之不易具有学术价值的调查报告、文稿都一叠叠地搁置起来，研究室主任陶云逵决定带领同仁们自己蜡刻，以油印的方式出版研究成果。《边疆人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见图1）。《边疆人文》刊物分为甲乙两种形式，甲种为语言人类学专刊，共出了三种，分别是邢庆兰（邢公婉）《远羊寨仲歌记音》、高华年《黑夷语中汉语借词研究》和《黑夷语法》。乙种为综合性的刊物1943年9月开始面世，除第一卷的第一期和第二期是月刊外，在昆明蜡刻发行的都为双月刊，1946年7月第三卷五六期在昆明出版后，随着南开大学返回天津，蜡刻版的《边疆人文》也随之终结。1947年12月铅印版第四期《边疆人文》合刊在天津出版，同时也成为《边疆人文》期刊的终结版。《边疆人文》乙种综合性刊物在艰难中走过了四年，共发表文章41篇。从文章的数量来看并不算多，但其历史价值却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云南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调查成果值得学术界加以探求。
二、《边疆人文》与民俗文化
《边疆人文》发行之初，原来打算只作为内部交流的材料，但在“边疆人文研究室”主任陶云逵的精心组织和号召下，受到学术界不少名家的重视。在第一卷第一期只发表了研究室成员陶云逵和邢公畹的两篇文章。从第一卷第三、四合刊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学术界有声望的学者开始向《边疆人文》投稿，先后发表了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的《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闻一多的《说鱼》，向达的《瞰青阁识小录》等。除此之外，还有来自青年学者的高质量论文，如马学良对彝族民间信仰的田野调查成果，张清常对边疆民歌的研究等。《边疆人文》成为了传播新文化，发表学人们对云南民俗文化调查成果的重要渠道。发表民俗文化方面的文章比重相当大，其内容涉及民歌、信仰礼俗和民间故事等各方面，为全面了解云南社会文化积累了宝贵的资料。（一）民歌与《边疆人文》。民歌是少数民族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歌唱传统，又以歌唱日常生活的形式呈现。《边疆人文》发表民歌类的文章见表1。十篇民歌文章中有五篇出自张清常的研究，可见他在民歌研究上的用心。张清常1915年出生在贵州安顺，幼年随家人迁到北京。1934年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后，考上了清华大学研究院中文系研究生，1937年研究生毕业后任教于浙江大学中文系。抗战爆发后，朱自清邀请他到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任教，当时30岁的他成为了西南联大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传唱后世的爱国主义经典名作——《西南联合大学的校歌》就是由他谱的曲。来到昆明后的张清常对少数民族民歌非常关注，在《由我国内地民歌说到边疆歌谣调查》一文中说到，“有一些人说，我国边疆的许多民族并不属于中华民族的系统，因而极尽挑拨离间之事，怂恿我国边疆各民族独立。对少数民族音乐的调查是在于证明此种谬论不成立。”[5]张清常带着民族主义的情怀论证边疆民歌与内地民歌具有共性，以此从民歌方面反驳民族分裂主义的阴谋。他以云南民家（白族）情歌为调查对象，虽然侧重点在于民歌的曲调方面，对民歌与日常生活方面的关联性调查还不够深入，但其记录的民歌材料却为后人研究民家（白族）歌谣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献参考。闻一多的《说鱼》一文发表于1945年第2卷3、4期合刊，从隐语的定义和文化功能进行分析，从《周易》《左传》《诗经》等文献中引出中国以“鱼”代“情侣”“匹偶”，并以西南少数民族民歌为依据，论证其打鱼、钓鱼是求偶的隐语，烹鱼、吃鱼喻义合欢或婚配。民间以鱼象征配偶是因为鱼具有很强的繁殖能力，而在原始人类的观念中，婚姻的唯一目的就是繁衍，“所以在古代，把一个人比作鱼，在某一种意义上，差不多就等于恭维他是最好的人。”闻一多认为，“文化发展的结果，是婚姻渐渐失去了保存种族的社会意义，因此也就渐渐失去了繁殖种族的生物意义。”但“任何人都是生物，都有着生物的本能，也都摆不脱生物的意识。”[6]闻一多运用数十首西南民歌挑开古典文献中的层层迷雾，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启发了后人去发掘民歌艺术中所隐藏的深层意义。云南彝族的一个支系叫阿细人，他们的歌唱题材十分广泛，从开天辟地、人类起源到人们社会的形成都融入到歌唱内容中，无论在田间地头、山林，还是在“公房”里，男女相遇都会激发他们的灵感相互对唱。1942年流亡缅甸的光未然回到云南，在路南县一所中学谋得教员的职位，他根据彝族青年毕荣亮的演述，记录整理了长期流传在阿细人民间的长篇叙事诗《阿细的先鸡》，1944年由昆明北门出版社出版。[7]1953年再版时改名为《阿细人的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当时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的语言学家袁家骅也流亡到昆明，1945年受邀到路南修县志时，看到光未然出版的《阿细的先鸡》后，找到了光未然调查时的同一个演述人——毕荣亮，用国际音标记录了全部内容，同时在阿细人居住的几个村落进行调查和记录。袁家骅通过调查后，1946年在《边疆人文》第3卷5、6合期上发表的《阿细情歌及其语言》一文，对于没有文字的阿细人，这些缠绵的情歌记录了他们的历史、情感、生活和性格。1953年《阿细民歌及其语言》由中国科学院出版发行。（二）民间信仰与《边疆人文》。对于产生于原始社会，历经岁月的传承、发展与演变延续至今的民间信仰具有自发性，是民族固有精神的持续，对民众生活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民间信仰调查是了解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边疆人文》有关民间信仰的文章见表2。《大寨黑夷之宗族与图腾》一文就是陶云逵在云南新平县的调查成果。大寨黑夷（今纳西族），考察的内容为姓氏与宗教图腾之关系。本文分为两个方面，一部分是对大寨黑夷宗族考察，以祭祀和族长人选来分析其信仰民俗；另一部分是在宗族的调查过程中，发现存在宗族社会组织中的图腾现象。通过西方图腾理论与大寨黑夷动植物崇拜的比较分析，发现“第一，鲁魁山一带黑夷，除以动植物为族称之外，服装、发饰、用具、房屋装饰均看见有象征宗族姓物之图案或形状；第二，宗族对于姓物守有若干禁忌，类如禁吃、杀、触、用等，并以神话传说的形式表现犯禁的后果；第三，族人是其姓物的后代或姓物是其祖先的保护者。这些表现方式说明图腾的存在以及图腾与人们生活的关系。”[8]《西南部族之鸡骨卜》是陶云逵非常有名的一篇调查报告，考察了西南地区鸡骨卜的起源与传播状态。材料来自于陶云逵的田野调查和参考他人的田野材料，田野调查地及民族分别是：云南新平县鲁魁山大寨一带纳苏部族（黑夷）、同县赵米克寨纳苏族、云南澜沧县酒房寨阿卡部族、四川栗波昭觉两县金□□□支阿庄支恩扎支布兹支之黑夷、云南新平县漠沙乡花腰摆夷、云南娥山县化念乡青苗、云南武定禄勒黑夷、云南元江大羊街车库寨查窝、云南耿马县和澜沧县的卡瓦山之卡瓦人。从地理上看鸡骨卜主要分布在川滇两省，从语系来看主要是西南的三大部族。通过陶云逵的田野调查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介绍了西南少数民族占卜的具体方法和习俗。语言学家罗常培对此文给予高度的评价，“综合堪究胜义殊多”。[9]当时北京大学大四学生马学良在“湘黔滇旅行团”途中曾在闻一多的带领下采风问俗，既积累了调查经验，也培养了对民俗调查的兴趣。1939年马学良考上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言组汉语历史音韵学专业，师从罗常培和丁声树两位教授，后在罗常培的推荐下跟随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李方桂做田野调查，开启马学良的云南彝族礼俗调查研究。《黑夷作斋礼俗及其与祖筒之关系》和《倮译太上感应篇序》两篇文章都是马学良在云南彝族地区的田野调查，他用“以俗解经”和“经俗互证”的研究方法探寻彝族社会文化。1943年夏天根据“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安排，高华年在峨山莫石村苗寨进行语言调查。当时他除了记载苗人的神话故事、山歌和语汇作为语言上的研究之外，对当地的风俗习惯也进行了深入调查。《青苗婚嫁丧葬之礼俗》一文就是在这一带的调查成果。另外，《鲁魁山倮倮的巫术》是对新平县杨武坝鲁魁山和峨山莫石村的调查，文中对巫术不是以迷信的视角进行批判，而是在文中多次引用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来对巫术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他对民间信仰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并结合田野调查材料，对巫术在少数民族中存在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三）民间故事与《边疆人文》。民间故事方面有范宁的《七夕牛女故事的分析》和邢庆兰（邢公畹）《敦煌石室所见董永董仲歌及红河上游摆夷所传借钱葬父故事》两则民间故事。《七夕牛女故事的分析》一文以南朝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中的牛郎织女传说为原始母题，运用古典文献，如刘向编撰《孝子传》中的《董永》、晋代干宝的《搜神记》中的《毛衣女》、段成式《酉阳杂俎》；引用当时的学者如赵景深、常任侠、钟敬文、陈志良等人的论文资料；查阅了英国学者柯克女士等记录的《天鹅处女型故事》的基础上，把这类故事分为毛衣女郎型、乌鹊填河、山伯英台型三种类型去探寻其故事的源头和七夕的起源。通过分析，范宁认为，“楚怀王初置七夕，牛女故事产生至少是完成在汉代，汉代农业最发达，也就是封建社会最稳定的阶段，婚姻制度是家庭的基石，男耕女织夫唱妇随的社会把对偶婚认为不能改变的。牛郎织女这则传说是维持对偶婚制的精神牧师。”[10]从研究方法上来看，范宁受到当时历史地理学派的影响，力图广泛搜集故事异文，比较研究故事情节之差异，从地理上来确定故事最初的发源地和传播路线，探寻其原型。从材料的运用可见其知识渊博，运用古籍文献、考古资料、外文资料、民俗调查材料等进行综合性研究，开创了民间故事研究的新境界，实现古今材料的互证与结合。1946年《敦煌石室所见董永董仲歌与红河上游摆夷所传借钱葬父故事》发表于《边疆人文》期刊第3卷5、6合期。此文是邢庆兰（邢公畹）以1942云南新平县漠沙乡调查花腰摆夷（今傣族）采录的《借钱葬父故事》为材料，与查阅到的敦煌石室所记录下的《董永董仲歌》和刘向记载的《孝子传》进行的民间故事比较研究，通过故事的核心母题、传承原因及从民间故事内容分析汉文化对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的影响。
三、结语
当年“边疆人文研究室”五六个学者，为了实现学术报国的理想，坚守一份学术志业，深入边陲，考察民族文化，记录边疆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语言文化等，留下了大量的文字、图片、资料和研究成果，更为可贵的是为了让年轻人的调查成果能早日面世，在研究室主任陶云逵的带领下创办了具有影响力的《边疆人文》期刊。创刊之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为了《边疆人文》早日问世，陶云逵多方拜访或写信给有关专家学者，并亲自编写稿件，刻写蜡版，甚至参加刊物的油印、装订。后来刊物不仅成为本室同人发表科研成果的阵地，而且通过刊物联络汇集了云南民族民俗文化的爱好者，如闻一多、罗常培、马学良、张清常等纷纷撰文支持刊物的发展，学者们者以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和严谨细致的调研精神，呈现了一批批优秀的反映云南民族民俗文化的研究成果。《边疆人文》在艰难的岁月中仅存四个年头，但这并不能否定其价值。一方面，在西南联大支持下的“边疆人文研究室”成员为办好杂志付出了诸多努力，体现当时学人自力更生的学术精神。另一方面，抗战时期来到云南的学人对少数民族民俗文化调查热情高潮，《边疆人文》为专注于民俗文化的他们提供了平台，所刊载关于云南民俗文化方面的论文，或是经过田野调查，或是通过现实与历史结合的反思，既有民俗文献保存的价值，也有民族与边疆问题解决的现实理论，在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邢公畹。抗战时期的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兼忆关心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几位师友[M]//见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编。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384.
[2]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教学。科研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3]李列。民族想像与学术选择——彝族研究现代学术的建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37.
[4]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张伯芩致冯文潜函[M]//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496.
[5]张清常。由我国内地民歌说到边疆歌谣调查[J].边疆人文，1944年第1卷（3、4期合刊）：15-27.
[6]闻一多。说鱼[J].边疆人文，1945年第2卷（3、4期合刊）：1-8.
[7]光未然。阿细的先鸡[M].昆明：北门出版社，1944.
[8]陶云逵。大寨黑夷之宗教与图腾制[J].边疆人文，1943.第1卷（1）：1-13.
[9]罗常培。悼陶云逵教授[J].边政公论，1944（9）：15.
田野调查报告 篇九
关键词：弹腔；田野调查；新变化；新特点
潜山弹腔，是流行于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的地方戏曲，同时，潜山弹腔也是当地政府极度支持与保护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据资料记载，潜山始有弹腔，弹腔的历史，在清乾隆年间（公元1736―1795）就已存在。根据老徽调弹腔之说，在潜山县除少数畈区尚未发现外，几乎都有弹腔。笔者发现，由于社会变化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如今只有在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的五庙山区得以保存，五庙许家畈弹腔班时代承袭，相传至今。本次田野调查以潜山县五庙乡程冲村许家畈为考察地，本次田野调查通过问卷、文献和影像三种方式进行调查，先后对潜山县文化馆馆长、弹腔老艺人许开学、王兰香进行了访问。
根据研究资料显示，潜山弹腔多数认为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在一定的变化发展下，其形式和内容有一定的变动，但是弹腔的精髓依然根据历史流传下来。
1.传承方式
口传心授是许家畈弹腔班的主要传承和流传形式。口传心授，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口耳相传的外部形式来进行记忆和内容的传授，通过被授者自身的内心感悟能力，将其神韵和精神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经验进行吸收。传统的弹腔传授是通过弹腔师傅自身的说戏使得徒弟对剧情和讲授方式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徒弟根据自己的心里领悟能力及反复聆听模范的基础上，学习和表演。英国音乐学家约翰・布莱金就认为，口传心授实际上是对传统音乐的精髓式的保存和发展，对传统技术的流传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说“在那些没有乐谱的社会中，口传心授和准确聆听跟表演一样重要，并且是衡量音乐能力的尺码，因为它是确保音乐传统得以延续的唯一手段。”①所以说，口传心授式的传承方式相较于一般的文字乐谱而言，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而弹腔的口传心授更加不是一种单纯的额死背台词的形式，具有较大的即兴发挥的成分。据资料记载：潜山是戏曲之乡，则妇孺老幼，皆通音律。不少人看戏时，不是看戏而是“听戏”。如有演员唱错了词掉了板，观众立即知晓。轻则扔起石头砂子去“通知”演员。再不允许有什么差错了。重则吹口哨起哄，将演员赶下台去。
同时弹腔班的成员一般是以农民为主，主要是进行业余的弹腔学习，通过建立一个固定的弹腔班，进行必要的演练之后，在农闲时节自娱自乐，不属于专业型的演出和艺术呈现。
2.潜山弹腔的历时变迁
弹腔从元末清初形成以来，将近两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弹腔的发展形式与规则发生了一些较为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在新民主主义以来，社会主义的转型，导致了其音乐结构和流传方式的变革。
（1）音乐构成要素变革
我国民国时期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就曾经总结了自己的艺术经验，他认为移步不换形是艺术发展应该普遍遵循的规则。而黄翔鹏也认为其原则是对我国几千年的艺术传承形式以及艺术自身发展规律的一个概括性的总结，他认为，传统音乐是根据口传心授的规律流传下来的，没有经过固定的乐谱形式进行束缚，通常具有较大的即兴性和发展性，缓慢的发展变化没有固定的规格要求，因此是活的，是移步不换形的。 因此，通过比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当前的音乐，发现弹腔的发展在二十年里变化不大，所以可以毫不犹疑地说潜山弹腔是适应艺术发展的“移步不换形”原则的。 研究发现，许家畈弹腔班，在目前的实际演出中，“吹腔”“拨子”基本不用，主要声腔是“西皮”和“二黄”。
其次，二胡作为弹腔的主要代表乐器，具有很大的艺术独特性。众所周知，京胡是在加入了一定的弹腔过程而逐步形成的音色亮透的艺术形式，与其他的和弦乐或打击乐一起，能够形成具有强烈层次感的整体性音乐。
（2）演出场地的变迁
据资料记载：明末清初弹腔已经达到了普遍兴盛的程度，现存演出剧场遗址有：程长庚故居“老林坦戏台基”遗址、余井马道戏台基、黄泥镇长河“万年台”、龙潭乡万涧“杨氏宗祠”（花戏楼）、小市港“孔雀台”。到了20世纪80年代，演出场地一般是在堂屋或者空地。而今，弹腔已然被搬上了县级春晚，曾为民间的主要艺术表演形式，作为重要的具有民间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了政府的保护和人民的爱护。
综上所述，通过当前弹腔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弹腔的前后对比，可以发现，弹腔的变化不仅仅是演唱形式和流传方式发生了变化，其演出的场地和形式也相应的有一定的变革。“西皮”和“二黄”为主要唱腔，“吹腔”“拨子”基本不用，伴奏形式变的简单，并加入京胡；口传心授是主要的传承方式，其演出的地点已经上升到了舞台演出的形式，而不再是固定的出场地走向堂屋的形式。另外，弹腔的传承方式发生的系列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当代的地方小戏的发展状态。换言之，在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逐渐受到重视的今天，一些地方小戏从侧面反映了当地的文化风俗和发展特色，受到了政府的政策支持和保护，国家从经济手段和政策加强两个方面双管齐下，尽力保护当前的具有特色的民间艺术。但是，就其民间艺术自身的发展趋势和传承形式，依然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更好地加强保护，更好地流传。
注释：
①约翰・布莱金，马英。人类的音乐性何在？ ――人为组织的音
田野调查报告 篇十
事件在继续发酵，而且对抗之激烈超出我们想象。9月20日，双方的军舰都在该海域出现，中日对抗快速向经济领域扩散。一般地说，这种扩散会有几个月的潜伏期，我们没想到的是，它会爆发的这么猛烈。
9月17日的纽约，国际外汇市场出现的巨单狂抛日元风暴，导致日元与美元的汇率从1：77日元一路狂奔，一度跌至79日元。
当日尾盘，日元对欧元汇率下跌至103.24日元，一度触及103.86日元，创5月9日以来4个多月的最低水平。日元对美元汇率下跌至78.71日元，一度触及78.93，创9月7日以来的最低水平。消息传到日本，9月18日中午，日本政府举行紧急会议以研究对策。
日本债务及财政赤字均突破国际警戒线
惠誉10年来首度下调日本评级。已将日本长期外币与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从“AA”和“AA-”调降至“A+”。两种评级的前景均为负面。也许这些坏消息仍不能说明日本经济的危情，那么，请看下面这个数据：
惠誉称：“评级下调及负面展望，反映了日本债务风险正不断加大，日本有着过高并不断增长的公共债务比率。惠誉预计，到今年年底，日本政府债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将飚升至239%，是惠誉所监测的信用国家当中的最高债务水平。
而欧元区为各成员国制定的最高债务水平，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60%。日本的最高债务水平，竟高出此警戒线的4倍！
还有，日本中央及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在2012年度为29.7万亿日元，相当于GDP的6.2%，而欧元区为各成员国制定的政府的财政赤字最高水平，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3%。日本中央及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超越警戒线水位200%！
让我们再看一看日本近年来的经济发展情况：2009年日本经济陷入严重衰退，该年GDP增长为-6.3%，为战后历史最大经济衰退，2010年触底反弹，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3.9%。但2011年继续下跌，该年GDP增长为-0.9%。
野田内阁最新民意调查显示了什么？
野田内阁为什么要在2012年9月，这个非常敏感的时间点，挑起之争？惟一合理的解释似乎是：为了提高人气低糜野田内阁的支持率，为了蠃得近在眉睫的大选。而这个解释也得到了高度的认同，几乎没有人怀疑这个解释能否成立。
可奇怪的是，如果日本社会各界并不认同中日交恶，那么民众支持率能上行吗？这个问题似乎成了悬疑。一直没有答案。
而且日本的两大政党，执政党和反对党似乎都在比拚，谁在事件上的表现更疯狂，谁就能在大选中获胜，此情此景让全世界都产生了一种日本政权向右转，向右看齐的幻觉。
可事件真的能为野田内阁蠃得公众的支持率吗？日本民众也会被日本右翼所蛊惑所魔魇吗？我们很快便有了答案：
让我们来读一条最新的新闻，日本《产经新闻》和富士电视台2012年10月6日和7日联合调查结果显示，野田内阁所获民意支持率为25.6%，相比9月初，下跌1个百分点。不支持率为59.1%。野田内阁己开始吞咽事件的苦果。
这个《调查》结果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之争的“百害有一‘利’”的“利”并不存在。
那么，野田内阁民意支持率的下跌，是因为他在之争的过于强硬，还是偏于软弱？
我们接着看民调中的数字变化：此前的调查显示，相比野田，更加主战的鹰派代表安倍人气似乎较高，但最新的民意调查对象中，56.4%不看好他，表示会投反对票，支持率下跌至40.2%。
而另一个数字也许会让我们看得更清楚：集合在日本大阪市长桥下彻旗下的，本来支持率便不高的右翼势力组建的新党“日本维新会”，支持率大幅下跌，己跌至14.2%，竟下跌了9.6个百分点。跌幅几乎40%。
还有一个更加另人惊诧的变化，中国的国庆节前的民意调查显示，80%的日本人主张对中国持强硬态度，而中国的国庆中秋双节后的民意调查却显示，支持改善中日关系的调查对象，首次超过了主张对中国持强硬态度的人。
为了挽救野田内阁的颓势，日本首相野田佳彦10月1日进行了内阁改组，决定由田中真纪子出任文部科学相，期待利用其高知名度，在下届众院选举时发挥号召力。日本媒体评论说，野田起用田中之女，发出的是改善中日关系信号。田中真纪子是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已故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之女，在中国高层人士中颇有人脉。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这是因为中日经济战的威力正在展现。
中日经济战的杀伤力正在展现
10月8日，美国第二大金融服务机构摩根大通在《研究报告》中表示，中日领土争端，将使第四季度日本GDP下降0.8个百分点、加快经常项目日本的贸易顺差下滑，原因是出口下降和中国赴日游人数大跌。
摩根大通预计，第四季度日本GDP环比将下降0.8%，而非之前所预计的持平。也就是说，日本经济今年GDP增幅，很可能继去年为-0.8%之后，再度为负值。这对于疲弱的日本经济的打击非同小可。
日本民众会问，为了一个，与自己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反目成仇，自断财路，值吗？这对于日本的全体民众几乎都是一场大灾大难。日本的核灾难的火山灰还没有尘埃落定，会成为又一个福岛式的大灾难的引爆点吗？
摩根大通说，争端将危及中日34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随着全球实力的增长，中国在日本国际贸易中的地位重要得多，”研报写到。“虽然还存在众多不确定性和不能排除争端升级风险，但我们认为在两国新政府的领导下，半年内争端将缓和。”此前摩根士丹利和法国巴黎银行均预计，第四季度日本经济将连续第二个季度萎缩。
摩根大通经济学家认为，自2005年以来，最严重的中日外交危机，或将加速日本经常项目盈余的恶化，预计2014年底前盈余将消失，而今年1月时的估计是，直到2015年第一季度才开始出现赤字。
8月份，日本出口同比下降5.8%，为连续第三个月下降，其中对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出口下降9.9%。日本人说，我们对华贸易的损失，可以从欧盟市场上捞回来，可现实的情况是，对欧盟出口下降了22.9%。
10月5日，三菱汽车声称，9月份中国市场销售同比大跌63%，《读卖新闻》同日报道称，丰田汽车在华销量自8月以来下跌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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