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乳腺癌现状报告6篇
中国现状顺口溜 篇一
何谓“顺口溜”，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民间流行的一种口头韵文，句子长短不齐，纯用口语，念起来很顺口。”我们以为把当代流行的这种语言现象称作“民谣”可能更为贴切一些。所谓“民谣”，即“民间歌谣，多与时事政治有关”。如此称说，有如下理由：一是它来自民间，又在民间广为流传，实乃“民”之家族成员；二是现今的这些“顺口溜”主要是反映讽刺社会的诸多不良现象，多与时事有关，在褒贬意义上有鲜明的倾向性，与“民谣”定义相吻合。
穿大街，走小巷，到处都有麻辣烫，啤酒肚，小平头，大金链子黄鹤楼，软中华，硬玉溪，头发越短越牛逼，光膀子，露纹身，做梦全想开大奔，穿貂皮，挤公交，四处掉毛往下飘，拿苹果，没有兜，摇摇晃晃招小偷，交警队，派出所，不找熟人没结果，聊微信，见网友，本人总比照片丑，出租车，头一甩，心情不好就拒载，当领导，是真好，公款消费瞎胡搞，斯巴鲁，汉兰达，机关牌照没人查，城管局，执法科，明抢暗夺骗吃喝，超级稻，有机米，骗来骗去骗自己，人托人，脸脱脸，专门杀熟跑保险，拆迁户，死命扛，开发公司雇流氓，选村长，拉选票，社会大哥最有尿，铁饭碗，有财政，房子多的都改姓，爹是官，儿是员，有权历代不愁钱，卫生局，街道办，办点 B 事先吃饭，抄电表，收水费，物业收钱不怕累，冬天冷，热费贵，暖气不热也不退，教育好，收费高，带着学生把房包。就这社会现状，CCTV还有勇气播放一个所谓“扬正气，促和谐”的公益广告。广告中，拿红包给医生，医生说：“请别侮辱我！”拿红包给法官，法官说：“请别藐视我！”拿红包给老师，老师说：“请别伤害我！”拿红包给警察，警察说：“请你尊重我！”看完广告我默默地对电视说："请别忽悠我。。。。。。。。。。。太精彩了，
高房价让民众对政府失去了信心。
你们的办公楼奢甲一方，你们的公车横冲直撞；
你们的老婆孩子多在西方，你们的二奶小蜜也很嚣张；
你们的住房有国家保障，你们的待遇总在不断增长；
你们的吃喝有公 款抵帐，你们的娱乐有贿赂献上；
你们的工作可以打打麻将，你们的出行有警车做伥；
你们的私欲每天都在膨胀，你们的衙门永远都高高在上；
你们的眼里百姓是待宰羔羊，你们的座右铭-金钱至上！
你们的外快捞的手都发烫，你们的格言-有奶便是娘！
我们的供房必须象奴隶一样，我们的汽车得给你们避让；
我们的工作是越来越忙，我们的工资却多年不涨；
我们的医疗越来越贵，我们的食物越来越脏；
我们的苛捐杂税越来越长，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绝望；
我们的冤屈已无处申张，我们的权利已被你们遗忘；
我们民工活的象牲口一样，我们矿工每天都在面对死亡；
我们的父母被无情的“下岗”，我们的子女就业非常紧张！
我们知道你们虚伪的模样，请不要把我们当傻子一样。
中国女性乳腺癌现状调查报告 篇二
中国女性乳腺癌现状调查报告
在中国，癌症的健康负担逐年增长，每年超过 160 万人诊断为癌症，120 万因癌症而死亡。与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乳腺癌也成为了中国女性最常见的癌症；每年中国乳腺癌新发数量和死亡数量分别占全世界的 12.2% 和 9.6%。中国对全球的“贡献率”逐步增加，主要归因于中国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和特殊的生育模式。
1. 前言
中国人口数位居世界第一，占全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国还是全世界最大的中低收入国家(来自世界银行数据)。由于近些年城镇化每年以 2.3% 的速率快速推进，中国已有 47% 人口住在城市，随之而来的疾病负担重心已从传染性疾病转为非传染性疾病(包括癌症，特别是乳腺癌)。除了众所周知的社会经济差异，中国还存在大量的区域差异，这些差异造成欠发达地区财政吃紧，基础设施薄弱，医疗服务人员短缺。
虽然目前中国乳腺癌发病率低，但是从 90 年代以来，中国的乳腺癌发病率增长速度是全球的两倍多，城市地区尤为显著。目前，乳腺癌是中国女性发病率最高的癌症，癌症死亡原因位居第六。截至 年，中国总计 169452 例新发侵润性乳腺癌，44908 例死于乳腺癌，分别占到全世界的 12.2% 和 9.6%。
中国乳腺癌全年检出人数是欧洲(2008 年共计 33 例，总人口四亿九千八百万)的一半，与美国(2008 年共计 182000 例，总人口三亿零四百万)基本相当。如果这一趋势保持不变，到 年，中国乳腺癌患者将高达 250 万，发病率将从不到 60 例 /10 万女性(年龄在 55 岁到 69 岁之间)增加到超过 100 例 /10 万女性。
在中国，平均每例新发乳腺癌患者的治疗总费用为 1216 美元，在 172 个国家中排名第 103 位。
中国的医疗服务费用(包括手术和护理)相对其他国家较低。例如，在上海，乳房切除术的费用为 2200 元(360 美元)，中国医生长期以来收入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另一个花费较低的原因是新型抗癌专利药获得途径少。在富裕的沿海城市，乳腺癌患者的平均花费为 2835 美元，比国家平均水平高出 1 倍。
虽然相对于全球来说中国乳腺癌的治疗花费较低，但在国内，乳腺癌的花费是灾难性的，能够迅速导致家庭贫穷。 年，12.9% 的中国家庭承受着灾难性的医疗费用(该费用定义为超过家庭 40% 可支配收入)。即便全民医保快速覆盖，但是由于报销水平低，癌症患者现款支付的花费持续增加。
2. 中国乳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
由于纳入中国国家癌症登记系统的人数仅占总人口的 13%，相比于欧盟的 32%，美国的 96%，所以我们在这篇综述中呈现的中国乳腺癌发病率和患病率的数据存在局限。这一局限将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数据的代表性，所以中国真实的癌症负担不能仅依靠来自癌症登记系统的数据。
要想对癌症负担估计得更加准确，就必须扩大更具代表性的全国癌症登记系统。鉴于此数据缺乏完整性和代表性，恰当的使用现有资料合理分析将会有助于中国癌症控制政策的制定。另外，某些地方的一些区域(包括香港和台湾)与中国内陆有着相似的特定年龄组发病率和趋势，这表明地区差异或城乡差异模型和时间趋势也许是有依据的。
2.1 发病率
全球肿瘤流行病统计数据(GLOBOCAN)认为乳腺癌是中国女性最常见的癌症，年龄标化率(ASR)为每 10 万人 21.6 例。根据中国国家肿瘤登记中心的数据，乳腺癌是城市女性最常见的癌症，是农村女性第四大常见癌症。城市地区的 ASR(34.3 例 /10 万女性)是农村地区的 2 倍(17.0 例 /10 万女性)。
社会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发病率最高，广州乳腺癌 ASR 为 46.6 例 /10 万女性，这一比率与日本接近(ASR：42.7 例 /10 万女性)。相反，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乳腺癌 ASR 可低于 7.94 例 /10 万女性。
在中国，诊断为乳腺癌的平均年龄为 45-55 岁，比西方女性更加年轻。来自上海和北京的数据显示了乳腺癌的两个发病高峰，第一个出现在 45-55 岁之间，另一个出现在 70-74 岁之间，并且诊断为乳腺癌的中位年龄有逐渐增大的趋势。2008 年，中国 16.6% 的乳腺癌患者年龄大于等于 65 岁(美国为 42.6%)，到 2030 年，这一数字将提高到 27.0%。
之所以会出现 45-55 岁这个特定发病高峰，也许是因为存在着出生队列效应。在多数出生队列中普遍存在着月经和生育模式变化，以及其他生活方式和环境因素影响。相似的出生队列效应在台湾和香港已经有报道，这一效应使得危险因子作用在年龄较轻的女性中凸显。
2.2 死亡率
2008 年，GLOBOCAN 报道，乳腺癌是继肺癌、胃癌、肝癌、食管癌、结直肠癌之后，第六大中国女性癌症死亡原因，ASR 为 5.7 例 /10 万女性。在过去的三十年间，城乡地区乳腺癌死亡率逐渐增长，其中一方面原因是癌症登记资料逐渐提高。城市地区的 ASR 为 7.2 例 /10 万女性比农村地区(ASR：4.9 例 /10 万女性)高 46.9%。
-2008 年之间城市死亡率增加了两倍，然而农村地区的死亡率却没有增加，城乡死亡率差异出现了反转(从 -2.3 例 /10 万女性到 3.6 例 /10 万女性)。这一反转归结于城市中 55-59 岁年龄组和大于等于 75 岁年龄组人群的迅速增长。
我们用来自 32 个癌症登记系统的数据计算了死亡率也发病率之比。在城市地区，这一比值持续下降，从 年的 0.22 下降到 年的 0.18;在农村地区，这一比值从 2003 年的 0.32 下降至 2007 年的 0.28。这一变化说明，虽然调整后的年龄发病率急剧增加，但是死亡率相对于发病率而言增加得不明显。
1992-1995 年，上海(中国工业化最发达的城市)乳腺癌患者 5 年生存率为 78%，相比较美国 - 年的 89% 来说，中国在控制和治疗乳腺癌方面可以实现突破。然而，启东市(临近上海的县级城市)1992-2000 年，乳腺癌 5 年生存率仅有 58%，这一巨大差距还需着手解决。
我们推测乳腺癌患者生存率在经济欠发达的内陆农村地区比较低，而在社会经济较好的地区生存率将会与上海地区接近。为了消除差距，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并明确产生的原因。
3. 中国女性乳腺癌危险因素
中国女性乳腺癌危险因素仅有部分与高收入国家的一致。与西方相同的部分包括：生殖和激素因素例如月经年限长(初潮较早或绝经推迟)，从未生育，初产年龄推迟，母乳喂养受限。在中国人群中这些因素缓慢增加了患乳腺癌的风险。生育率下降(一定程度是因为独生子女政策)也能间接影响乳腺癌风险(例如缩短母乳喂养时间)。
在中国，多次生育与绝经后妇女乳腺癌低风险相关(比值比 OR，0.69;95%CI，0.52-0.91)。中国总和生育率(每名女性一生平均生育子女数)从 1950-1955 年的 6.0 下降至 年的 1.6。富裕的沿海城市总和生育率最低。
在上海，总和生育率比大部分工业发达国家还低，为全世界最低(2010 年为 0.81)。然而，其他未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地区(香港和台湾)也报道了相似的乳腺癌增长率。
绝经前后妇女肥胖和低水平体育活动，被认为是西方化或城市化的生活中影响乳腺癌发病的危险因素，这些因素在中国同样可以增加乳腺癌的发生率。特别是传统健康的饮食模式(食用大米、新鲜蔬菜、大豆、猪肉、面粉)逐渐向西方饮食靠拢后，有报道称，25.4% 的中国女性超重(体质指数 BMI 大于等于 25)，6.7% 的人肥胖(BMI 大于等于 30)。
即便是 13 岁的学生超重(占 19.2%)和肥胖(占 9.5%)人数也在逐渐增加。在高收入国家，一直以来认为高 BMI 与绝经后妇女乳腺癌高风险相关，然而在绝经前妇女中与乳腺癌低风险相关。然而，乳腺癌发病风险低的国家(如中国)，体重和乳腺癌的风险关系与高收入国家的结论不同。
在绝经前妇女中体重与乳腺癌缺乏联系，而在绝经后妇女中关联性强。一(www.chayi5.com)项大型全国性研究支持这一假设，结果显示中国女性(包括绝经前和绝经后)中 BMI 大于等于 24kg/m2 的人患有乳腺癌的风险相比于 BMI 小于 24kg/m2 的人增加了 4 倍，这一数据在某种程度上高于非中国人群的数据。
因此，目前的趋势显示，超重和肥胖使得未来中国年轻女性增加了乳腺癌(大概在绝经后)患病率增加了。虽然数据如此，但是还没有其他可减少肥胖的公共政策或措施比避免不良饮食、增加体育活动更容易施行。
这些数据表明，虽然明确各个国家乳腺癌危险因素模式和趋势很重要，但是大多数危险因素在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之间都是相似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一项国际病例对照研究和一项多种族队列研究的支持，研究数据显示尽管在总的乳腺癌发病率上有差异，但是危险因素与发病率之间的联系在各个种族之间基本差不多。例如，在新加坡或上海的中国女性都显示出了如下因素的作用：身高，激素替代疗法的使用，家族史，体重增加。
4. 筛查和早期诊断乳腺癌
50 岁前进行乳腺 X 线检查是否有益还存在争议，然而，中国 57% 的患者都在这个年龄段。这一结果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乳腺 X 线检查的成本效果研究在西方女性中没有中国女性中那样令人信服。
目前，中国还没有全国范围内的筛查项目。无法实施基于人群的乳腺 X 线检查项目的障碍包括：缺乏令人信服的成本效果分析数据；人群分布广泛；器材设备缺乏；医疗保险未覆盖此项目。2005 年曾尝试开展一项全国乳腺癌筛查项目，目标是使用乳房 X 线和超声筛查 100 万女性，但是由于缺乏资金和对假阳性诊断的担心而终止了。
尽管有这样的担心，但是 2007 年出版的国家指南上推荐 40-49 岁年龄组的女性每年例行乳腺 X 线检查，50-69 岁女性每 1-2 年进行一次。截至 2012 年，共计 53 万女性接受了筛查，其中 40-69 岁年龄组的人占 19.2%，城市女性占 16.4%，农村地区占 20.6%。最低收入组(采用五等分收入法)仅有 2% 的人接受了筛查，而最富裕组高达 35.9%。
除了组织和资金上的障碍，中国女性，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和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女性，固有的来自文化障碍的不情愿和癌症宿命论，筛查的努力遭到挫败。在农村地区，大多数女性不愿意花 20 元(3.2 美元)接受乳腺癌和宫颈癌联合筛查，即便乳腺 X 线检查这一项的真实花费就达到 200 元(32 美元)。
在北京做的一项研究发现，仅有 5.2% 新发乳腺癌病例是通过定期乳房 X 线筛查发现的，而 82.1% 的女性发现患乳腺癌时已经有明显的症状了。通过筛查发现的乳腺癌在美国这一比例高达 60% 左右。
目前，中国不同人群乳腺临床体检早期发现癌症的作用还没有定论，但是基于人群的乳腺临床体检合并诊断超声检查的研究正在进行当中。在印度的一项研究支持乳腺临床体检可以早期发现癌症，结果表明就这一点而言乳腺临床体检的成本效果与乳腺 X 线检查一致。
这一技术可能对于中国所有女性人群都很重要，因为中国晚期乳腺癌病例以及忽视乳腺癌的人比高收入国家多。虽然上海有研究认为，在缺乏乳腺 X 线检查情况下，加强乳腺自我检查的引导不能降低死亡率；但是，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自我检查能提高认知，有利于全国性项目中早期发现乳腺癌。
中国还需进一步提高公众认知，继续研究乳腺 X 线检查和乳腺临床体检在乳腺癌早期发现中的作用，提供更多可用的医疗服务，以便中国女性愿意接受筛查。
5. 临床诊断
5.1 诊断年龄
中国女性诊断为乳腺癌的中位年龄是 48-50 岁，相比于美国的 64 岁。中国女性患者中 57.4% 的人不到 50 岁就被诊断为乳腺癌，62.9% 的女性被诊断为乳腺癌时还未绝经。然而，中位诊断年龄在持续增加。
5.2 诊断时分期和推迟早期检测
晚期乳腺癌的频发是造成美国非洲裔女性和白种女性生存率差异的主要原因。一项中国多中心全国范围的研究显示，诊断为乳腺癌时，15.7% 的病人处在Ⅰ期，44.9% 处在Ⅱ期，18.7% 处在Ⅲ期，2.4% 处在Ⅳ期。相比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女性呈现更多的是Ⅲ期和Ⅳ期，上层女性更多呈现的是Ⅰ期和Ⅱ期。
由于大多数据来自外科医生，Ⅳ期(由肿瘤医生来分期)的数据在中国被远远低估。一项商业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二的乳腺癌病人被诊断为晚期。相反，在美国 60% 的女性呈现出的是局限性的Ⅰ期和Ⅱ期，33% 的是局部Ⅲ期，仅有 5% 的人是Ⅳ期。
从诊断到治疗乳腺癌新病例，时间延误是预后关心的问题，尤其是拖延导致了癌症恶化，分期进展或者更多并发症。 年一项观察研究显示，延误超过 6 周后才开始外科治疗乳腺癌，五年生存率仅 80%，而延误不超过 2 周五年生存率为 90%。因为公众认知的差异，大部分延误的报道在中国不同地区都有出现。
从出现症状到看医生中间的时间，富裕地区中位时间为 1 个月，相比于欠发达的中西部为 94 天。两项研究称，拖延超过 3 个月的病人占到了 39.2-50.2%，令人不安的是在一些欠发达的中国地区竟然有 11.7-17.3% 的人拖延时间超过了 1 年。
5.3 诊断和病理学报告
虽然影像引导下穿刺活检是诊断原发性乳腺癌的金标准，但是来自北京的数据，34.1% 的病人通过空心针穿刺活检诊断出乳腺癌，19.0% 通过细针穿刺抽吸细胞学检查，46.9% 通过术中组织冷冻活检。虽然这一数据不能代表整个中国，但是来自这样一个发达城市的数据已经表明了在诊断原发乳腺癌的缺陷。
总的来说，亚洲国家的乳腺肿瘤分子和基因特点与白种人相似。激素受体阳性的患病率相比于白种人的超过 70%，中国女性患者中相对较低，大约为 50-60%，也许是由于中国受影响人群年龄更轻。这一观点得到了如下事实的支持，中国雌性激素受体阳性疾病的发病率逐渐提高，与诊断年龄不断增长的乳腺癌相似。
一项研究表明雌激素受体阳性从 1999 年的占全部病例的 49.0% 到 2008 年的 59.4%。相同的趋势在马来西亚也报道了，雌激素受体阳性从 1999-2008 年每 5 年增加 2%。雌性激素受体阳性在中国女性中与年龄相关，这一结论在美国也有报道。
目前资料显示美国和中国 HER2(人类表皮生长因子 2)阳性乳腺癌发病率基本相当；亚洲会有 25% 的病人从 HER2 靶向治疗中受益。
由于采用的纳入标准不同、雌激素受体测量方法的与时俱进，不同研究之间可比性受到影响，目前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中国女性与白人女性乳腺癌患者病理组织学特点是完全一样的。北京的一项纳入 101 所医院的研究显示，高达 67.2% 的新诊断病例竟然缺失通常可以指导治疗选择的基本病理信息(例如肿瘤大小，病理分级，淋巴转移状况)。
例如，竟然有 25.9% 采取保乳手术的患者没有病理实验室关于外科手术边缘的报告。抗 HER2 疗法可以明显提高 HER2 阳性患者的生存期，但是存在花费高，潜在毒性，假阴性和假阳性实验结果等一系列重要的问题。一项全国范围内的调查显示，45 家医院中仅有 28 家(62%)医院的免疫组化法 HER2 检测报告符合标准。
在北京，甚至有 8.9% 的病人无法接受 HER2 的检测，接近10% 的患者样本免疫组化结果含糊不清，又未进一步原位荧光杂交法检测 HER2。中国已经发布 HER2 标准化检测指南，并建立了网上系统(Pathology Teleconsultation and Quality Control Center see 以帮助提高 HER2 检测的准确性。即便如此，还需要在准确测量上下功夫。
5.4 遗传风险与咨询
乳腺癌家族聚集性在中国常见。中国和西欧女性由 BRCA1/2 基因突变所导致的乳腺癌遗传易感性相近。虽然发达国家常态化提供基因检测和咨询服务，但在中国这些服务还没有得到广泛认可，中国有许多女性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才接受这些服务。
6. 乳腺癌治疗
6.1 手术
乳腺癌最佳治疗的及时性与有效性影响临床疗效，但是在中国这两点差异比较大。不同地区不同医院治疗乳腺癌所采用的手术方式有很大差别。从 90 年代起，保乳手术(只要有可能)便成为了参考指南推荐的手术治疗方式。
然而，一项全国范围内的调查显示，乳房切除术依然占到原发性乳腺癌手术的 88.8%，相比于美国的 36%。即使在北京或上海这样的发达地区，保乳手术也才从 2005 年的 12.1% 上升到 2008 年的 24.3%。之所以如此之低的保乳术采用率，其中一个原因是缺乏放射治疗(作为保乳术的一部分)的资源，尤其是在欠发达的乡村。
在北京，采用腋窝淋巴结清扫(术后有并发淋巴水肿和其他局部病变的风险)的病人占到 84.1%，57.6% 的患者无淋巴结转移。相比较而言，美国 59% 的病人因采用前哨淋巴结活检而避免了随后的腋窝淋巴结清扫术。
为了提高前哨淋巴结活检的比率，中国乳腺癌临床协作组开展的一项持续研究(CBCSG001)，将术前淋巴结闪烁成像和前哨淋巴结活检病例报告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纳入为次要研究终点。
6.2 放射治疗
中国回顾性流行病学研究结果显示，全国范围内仅有 27% 的乳腺癌患者接受放射治疗作为初级治疗的一部分，这一比率低于其他国家(例如，韩国为 40%，荷兰为 58-68%，巴西为 76%)。
然而，放射治疗采取率逐渐增加，并与保乳手术相当。不过，中国保乳手术的可及性差，每百万人仅拥有 0.8 个放射治疗中心，0.8 个临床加速器，0.2 个 CT 扫描仪，这与美国有巨大差距，美国分别为 9.3,13,1.3。受过训练的肿瘤科医生和技术人员短缺也是影响保乳手术实施的一个原因。16.3% 采取保乳手术的'患者竟然没有按照标准化指南接受放射治疗，从这一数字可以看出中国迫切需要提高放射治疗的规范化。
6.3 系统治疗和个性用药
中国乳腺癌辅助化疗流行，所有侵润性乳腺癌患者中大约 81.4% 接受了辅助化疗。但是，辅助化疗的完成情况未达到标准，有报道显示 12.1% 的辅助化疗患者接受不到 4 个周期的治疗(低于推荐的最低标准)。北京的一项观察研究显示，仅有 80.1% 的激素受体阳性患者接受了辅助激素治疗；令人担忧的是，9.2% 的激素受体阴性患者也接受了激素治疗，这种治疗对于这部分人是徒劳的。
在中国，药物报销政策对于最佳系统疗法选择上影响巨大。许多药没有涵盖在医疗保险之中，这无形中增加了病人自掏腰包的花费。缺失获得新药的途径也限制了转移性疾病系统治疗的选择范围。
例如，仅有 40% 的转移性乳腺癌患者接受了二线治疗方案，仅有四分之一的人接受三线治疗方案，这一数据显著低于日本或美国 80% 的乳腺癌患者接受了二线治疗方案，65% 接受了三线治疗方案。二三线治疗方案使用率较低的原因包括，在中国缺乏可利用的治疗方法，新疗法花费负担重。随着转移的出现，病人对医生和西药逐渐失去信任，经常转而投向传统中医疗法。
例如，即便抗 HER2 疗法疗效有所提高，在中国大部分地区获得曲妥单抗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保险没有覆盖任何新型靶向药物。在北京，即便中国在 2002 年时已经批准了曲妥单抗，但仅有 20.6% 的 HER2 阳性乳腺癌患者接受了 HER2 靶向治疗。曲妥单抗没有涵盖在国家和地方药物报销清单当中，这就使得许多病人自我负担不起巨额的医疗开销。不能和高收入国家一样有机会获得新药(例如曲妥单抗 emtansine 和帕妥珠单抗)也限制了中国病人系统治疗中选择药物的范围。
6.4 乳腺癌患者姑息治疗
中国缺乏一般健康治疗和临终治疗的支持。根据经济学人智库的研究，中国的临终治疗和姑息治疗项目开展不佳，在 40 个国家中排名 37 位。
在中国文化中，死亡是禁忌谈论的，也很难被接受，这就使得传统文化信仰与现代治疗方案产生了矛盾。中国医生在姑息治疗中训练还不到位，因此在临终治疗中做的还不够。实施现代姑息治疗门诊项目对中国来说既是机会也是必需，这一项目可以提高病人和家属的生活质量，并且成本效果比入院接受临终治疗要好。
7. 乳腺癌研究
高质量的科学研究结果对于乳腺癌患者的治疗决定至关重要。然而，在中国乳腺癌研究的数量和质量都是不足的。目前，中国有 162 项乳腺癌临床试验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通过注册，这一数据远远低于其他工业国家(特别是研究者主导型临床试验)。
表 乳腺癌出版物数据和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数据
虽然中国也参加了乳腺癌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但是目前中国没有加入任何国际乳腺癌合作组。
图 7. 不同国家乳腺癌相关论文
中国乳腺癌科学出版物的数量持续增加。在 2012 年，这一总数一举超过加拿大，英国，日本，仅次于美国。
来自中国的研究者发表关于中低收入地区乳腺癌临床研究的文章数量最多，其后依次是土耳其，印度，波兰，巴西。虽然来源中国的文章越来越多，但与此同时对于论文低质量假数据的担忧不断。
8. 结论和建议
以其他中低收入国家一样，乳腺癌在中国相对常见，发病率也一直攀升，发病中位年龄比西方白人女性更加年轻，这也许跟基因或危险因素的不同有关。虽然中国女性的乳腺癌发病风险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女性，但是当今的中国年轻女性比前几代女性高，即使考虑到报告偏倚。
Linos 及其同事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人口学的变化主要来自生殖的改变。生育模式可以影响性激素的浓度(例如，足月妊娠年龄推后，子女减少，母乳喂养减少)。事实上，在中国，女性生育模式产生了根本的改变，另外生活方式和环境的改变也增加了乳腺癌的风险。
由于中国女性乳腺癌的中位发生年龄比高收入国家要低，所以早期筛查和检测可能成本效果不合算。特定年龄段发病率与高收入国家相似，高收入国家 50 岁以前进行筛查不能降低女性的死亡率。女性从 40 岁开始每年例行筛查的这一建议是否有效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一些大城市的报告中，乳腺癌出现了两个发病高峰，年龄相关发病率和诊断的平均(和中位)年龄都在不断增加。一些研究者推测中国发病率曲线在日后将会与高收入国家相似，他们反对按照特定年龄组定义危险人群，尤其是在中国老龄人口增长和队列效应存在的背景下。由于没有全国性的筛查项目，医疗资源最好配置在早期发现阶段，尽可能提高病人认知(包括乳腺自我检查)，明显觉察有乳腺肿块的患者应及时治疗。
由于中国乳腺癌发病率持续走高，乳腺癌的发现、诊断、治疗迫切需要提高。中国政府采取了多项重要措施来解决在医疗改革中面临的挑战。例如，从 年开始中国政府在城市和农村发展了可负担和易获得的医疗保健系统。
2012 年国家医疗保险系统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减少了病人大约 35% 的医疗花费。另外，乳腺癌作为 20 种重大疾病之一将优先纳入大病保险范围，国家医疗保险制度覆盖了 70% 的住院病人医疗花费，许多肿瘤药物已经列入 2009 年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清单。
为了改善全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数据，需要强调对没有机会得到治疗的病人进行关照。由于二级预防积极性的提高，侵润性乳腺癌的手术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保乳手术和前哨淋巴结清扫，它们既美观又降低发病率。
然而，大多中国病人目前仍在接受过度手术(例如，乳房切除术，腋下淋巴结清扫)和不必要的化疗。相反，一些病人又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在肿瘤肿块切除后不能得到标准化放射治疗，临床上即便出现不良的预后特点时也不能给与足够的化疗。继续增加卫生保健和教育的投入，乳腺癌的评估需要包含治疗的质量以及是否能降低乳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在中国，药物花费占医疗花费的比例最大，非医疗花费也非常高，与同等收入的人群相比，远离医疗机构的病人的非医疗花费更高。医疗资源比较充沛国家的治疗指南由于花费高很难应用于中低收入国家例如中国。参考指南和最低的临床治疗规范需要考虑地区和人群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
不同地区差异的消除可以通过财政重新分配和提高人群早发现疾病的公众认知来实现。目前成本效果好的姑息治疗门诊项目对于管理晚期患者及其家属生活质量也许是最好的选择。控制乳腺癌的努力不仅应该放在提供保健服务上，还应该提高公众认知和参与度，促进早期发现。由于乳腺癌治疗机会的差异还会存在一段时间，所以还需努力扩大保险受益范围，将癌症治疗的资源向服务不到位的女性倾斜。
专家建议：
一、全面均衡保健系统
1. 财政支持以减少现款支付医疗费用
2. 确保癌症控制资源分配时无遗漏
二、国家控制乳腺癌计划
1、制定政策综合考量医疗、经济、教育和环境因素
三、乳腺癌登记和数据收集
1、扩大国家和地区癌症登记规模
2、收集准确的来自不同科室和中心的医院数据
3、完成癌症控制的健康结局和成本效果的研究
四、预防Ⅳ期疾病
1、提高公众认知
2、鼓励体育活动和减肥
3、探索适合中国女性的筛查方法
4、实施临床降分期计划
5、减少治疗延迟
6、提高手术、辐射治疗、基本药物和临床试验质量
五、改善Ⅳ期癌症治疗
1、提高抗癌疗法的质量和有效性
2、加快批准新药
3、提高非专利药的质量控制
4、实施姑息治疗门诊计划
六、乳腺癌研究和教育
1、扩大癌症治疗人员的培训
2、资助多学科乳腺癌研究
3、发布治疗规范与发布病理学和生物标志检测的培养方案
4、促进对于中国人群的临床和实验室研究
5、扩大国家合作
七、重新定义乳腺癌指导方针
1、顾及医疗资源的不足与治疗新药的短缺
2、定义最低临床治疗规范
中国乳腺癌现状报告 篇三
中国乳腺癌现状报告
中国乳腺癌现状报告
中国癌症负担在不断增加，每年有160万人被诊断为癌症，120万人死于癌症。和其他很多国家一样，乳腺癌是中国女性最常见的癌症，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占据新诊断乳腺癌病例的12.2%，占据乳腺癌死亡的9.6%。
本文对中国目前乳腺癌的控制现状做了一个概述，并强调了流行病学和社会经济的多样性及差异，从而不同亚群间可获得的治疗也存在差异。本文还描述了中国和高收入国家间的人口统计学差异，以及国内不同地区的差异。中国和高收入国家间的差异包括乳腺癌发病年龄较早；独生子女政策；乳腺癌筛查比例较低；诊断延迟；资源不足；对乳腺癌认识的缺乏。最后，该文推荐了可以改善乳腺癌患者结局的一些关键措施。文献来源及全文下载：Lancet Oncol Jun;15(7):e279-e289
发病率
GLOBOCAN估计乳腺癌是中国女性最常见的癌症，年龄标化率(ASR)为21.6/10万女性。根据中国肿瘤登记年报，城市地区的ASR是农村地区的两倍(34.3/10万 vs 17.0/10万)(图1)。发病率最高的地区是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广州报告的ASR是46.6/10万女性。中国诊断为乳腺癌的平均年龄为45-55岁，比西方女性要早。上海和北京的数据都显示两个高峰，45-55岁，70-74岁。
图1 女性乳腺癌的`年龄特异性发病率
死亡率
，GLOBOCAN报告乳腺癌是中国女性死于癌症的第6位死因，ASR为5.7/10万女性，排在肺癌、胃癌、肝癌、食管癌和结直肠癌之后。城市地区的ASR比农村地区高46.9%(7.2/10万 vs 4.9/10万)(图2)。
图2 20女性乳腺癌的年龄特异性死亡率
乳腺癌治疗
手术
乳腺癌手术方式在不同地区和医院间差别较大。自从1990s，保乳手术成为指南推荐的手术方法。但是，根据中国的一项全国性调查，原发性乳腺癌手术中，乳房切除术仍占88.8%，而美国为36%。即使在北京和上海等一线城市，保乳手术率只有12.1%，20上升到24.3%。
放疗
中国回顾性流行病学研究发现只有27%的乳腺癌病人将放疗作为主要治疗的一部分，低于其他国家(例如，韩国为40%，荷兰为58-68%，巴西为76%)。与保乳手术类似，放疗的使用率也在不断上升。
系统治疗
乳腺癌辅助化疗在中国比较普遍，约81.4%的浸润性乳腺癌病人会进行化疗，然而化疗的完成情况不是很理想，一项报告声称12.1%的治疗病人接受不到四个周期的化疗。一项北京研究的调查称，只有80.1%激素受体阳性女性接受辅助内分泌治疗，而9.2%的激素受体阴性的病人也接受了内分泌治疗。
在中国，很多药物未纳入医保，经常造成病人高昂的自付费用。很多新药无法获得也限制了转移性疾病的系统治疗。例如，只有40%转移性乳腺癌病人接受二线治疗，只有四分之一接受三线治疗。20.6%的北京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接受抗HER2靶向治疗，尽管曲妥珠单抗在已经在中国批准。但是该药未进入医保，导致病人自付费用较高。另外，一些高收入国家已经批准的新药(例如TDM1和帕妥珠单抗)目前仍不能获得，限制了系统治疗的方案。
乳腺癌研究
目前，有162项针对乳腺癌的中国临床试验在上注册，但距离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表)。中国关于乳腺癌的论文发表在不断上升(图3)。在，总数已经超过了加拿大、英国、日本，居于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位(表)。
表 乳腺癌临床试验和发表论文数量
图3 不同国家的乳腺癌相关研究文章
中国婚恋现状调查报告 篇四
中国婚恋现状调查报告
中国婚恋现状调查报告摘要： 1、根据民政部门调查显示，，“经济适用男”“剩女”“宅男”“宅女”等与婚恋相关的词汇持续火热，相当比例的被调查者以此类词汇描述自己。婚恋问题已经成为单身男女首要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家统计局测算数据 ...
1、根据民政部门调查显示，20，“经济适用男”“剩女”“宅男”“宅女”等与婚恋相关的词汇持续火热，相当比例的被调查者以此类词汇描述自己。婚恋问题已经成为单身男女首要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家统计局测算数据表明，在――期间，20岁-29岁适婚年龄的单身男女将形成一个高峰，每年适婚男女达到6000万左右，婚姻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焦点问题之一。
2、对于单身的原因，其中51%的被调查者表示缘分未到，在寻觅中；19%的'被调查者表示感情受过伤害，交友比较谨慎；11%的被调查者表示工作、学业繁忙，没有精力；8%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条件不够好；6%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的条件出众，眼光比较高；4%的被调查者表示不想太早失去自由，享受单身。
3、参与调查的单身男女通常会通过多种方式寻找婚恋对象，尤其是通过互联网寻偶现象日渐突出，成为70%以上受调查者的重要选择。
4、本次调查显示，92%的单身男女对婚前性行为可以接受，68%的单身男女对于适婚同居表示理解，85%的单身男女对于闪婚可以理解和接受。被调查者面对此类问题时，更强调以真爱为基础，看缘分，理性选择，而不拘泥于刻板的传统观念。这也反映了近年来与国家经济一起发展进步的社会观念。
中国医生生存现状调研报告 篇五
注：本次调查由《生命时报》社主办，搜狐健康、人民网健康频道、环球网协办，中国医生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本专题内饼状图数据截止于年2月19日。
各大医院：解放军总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北京肿瘤医院、中国康复医学中心、北京回龙观医院、湖北省中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南京鼓楼医院、南京鼓楼儿童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等多家全国著名医院的党办及宣传部门。
在填写调查的医生中：
按职称分：
住院医师：496人； 主治医师：418人； 副主任医师：193人； 主任医师：49人； 医院行政/管理人员1人；其他
按医院等级分：
三级特等 0人； 三级甲等 575人； 三级乙等 116人； 三级丙等 6人； 二级甲等 342人；
二级乙等 47人； 二级丙等 5人； 一级甲等 42人； 一级乙等 7人； 一级丙等 2人；
私人诊所或民营 22人；
综合：您觉得目前自己最大的烦恼是什么
a.自身发展的前景 215 18%
b.工作压力 145 12%
c.收入问题 270 23%
d. 家庭关系 10 1%
e.身体每况愈下 30 3%
f.没有享受生活的时间 181 15%
g.医患关系 324 28%
1、关于“社会地位”：
您周边的大多数人如何评价医生这个职业（医生的回答）
a.白衣天使，很光荣 53 5%
b.很好的'选择 150 13%
c.还可以 413 35%
d.费力不讨好，没意思 559 47%
2、关于“劳动强度”：
平均每个工作日在单位的时间
a.小于等于8小时 79 7%
b. 8-10小时 527 45%
c. 10-12小时 387 33%
d.多于12小时 184 16%
每周的工作时间是
a.小于等于40小时 44 4%
b. 50-60小时 384 33%
c. 60-70小时 340 29%
d.70-80小时 228 19%
e.多于80小时 181 15%
您平均多长时间轮值一个夜班
a.2-3天 211 18%
b. 4-5天 645 55%
c. 6-7天 226 19%
d.8-9天 30 3%
e.多于10天 65 6%
大多数工作日，中午是否可以休息
a.休息一个半小时 343 29%
b. 休息半个小时 461 39%
c.不能休息，连续工作 373 32%
身体状况：每天下班后
a.感觉还不错 64 5%
b.有些疲劳 657 56%
c. 非常疲劳 456 39%
午饭怎样解决
a.午饭时间从容吃饭 168 14%
中国农村教育现状调查报告 篇六
我通过利用休假几天时间，在甘肃定西市安定区偏远山区的一个农村的实地走访，收集了关于农村孩子教育的现状。
发现农村孩子教育，办学情况存在以下严重情况：
第一：原有的初级中学、小学生严重缺生源。
第二：农村教育失败，学龄儿童过早踏向社会。
其主要原因是：城市的收入、就业机会、生活条件等各个方面都明显优于农村，学历高有能力的年轻人都不愿意留在农村，带着孩子、老婆，选择进城打工，留下的都是那些在城市混不下去的人。从而导致农村人口呈现两极分化严重，老的老、小的小。其中有两类家庭居多，一类是父母在家务农，留在孩子身边；二类家庭是父母外出打工，孩子留给爷爷奶奶带，即留守儿童。
先来看看一类家庭，这些家长都是在城市里无法找到工作，不得不留在农村的，一般来说他们不是体弱、或者多病，因病致家庭贫，年均收入都很低，全家人靠一亩三分的，勉强维持生计，主要以务农为生。在孩子小的时候，父母双方必须要有一个抽出时间来带孩子，这大大影响了干农活，影响了全家的经济收入。
为了生计，父母没有更多的时间陪在孩子身边读书，精心照顾孩子，不耐烦手把手教孩子怎么穿鞋子，怕孩子乱跑影响自己干农活，就把孩子关在房间里……学前教育的缺失对孩子价值观形成、智利开发影响是巨大的。
当孩子才四五岁，还没达到入学年龄时，父母就迫不及待的将孩子送入学校。父母只是想让学校去管孩子，好让自己有更多时间去干农活。由于孩子年龄小，头脑还没发育到适合学习的程度，再加上缺少学前的智利开发，让很多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他们根本跟不上学校的进度。绝大多数家长还是支持孩子学习的，他们深知务农的艰苦，想让孩子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然而愿望是美好的，生活的现实的。
家长白天忙着干农活，只有晚上才能有一点的时间顾及孩子，由于家长的学历水平都很低，根本无法辅导孩子学习，也不知道该怎么在学习上帮助孩子。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孩子发现自己跟不上的时候，家长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没太放在心上。等到考试成绩出来，家长发现孩子的成绩和改变命运的目标相差甚远，心急如焚。但是，自己不会教，也不会用正确方法引导孩子，很多家长就会去买一堆的习题书逼着孩子去做。孩子做完以后，家长不会帮着孩子订正，原来不会的还是不会，没有任何效果，只是徒增孩子的负担。家长看到孩子做了，就以为自己帮助到了孩子。等到下次考试成绩出来后，家长又将大失所望，渐渐的开始不耐烦，斥骂孩子，这大大激发了孩子逆反情绪，对孩子学习产生负面影响。在了解农村父母教育理念时发现一个很大的偏见。农村父母认为，关心孩子就是在物质上给孩子钱让他们念书，而忽略了精神方面的关心，他们不会抽时间陪孩子学习，也不会关心他们学习遇到了什么困难。
他们会做的大多只是，想起来时候询问下孩子学习情况，跟孩子说几句早已听出老茧的励志名言。走访时遇到过这么一个学生，由于学习跟不上，父母平时也没关心他学习，他渐渐失去了学习的兴趣，开始和社会青年混在一起。开始逃课，后来渐渐发展成根本不去上课。
而粗心的家长只是偶尔问问孩子学习的情况，孩子轻松的蒙混过关。等到家长发现孩子开始混社会时，已经过去了两个月。家长又不知道该如何挽回，打骂体罚只会将孩子越推越深，直至无力挽回。
还有一些孩子，他们在学校犯了错，老师想找家长谈谈，但是家长忙于生计，对老师的帮助并不配合。即使有些家长能和老师进行信息交流，但是家长在孩子心中地位却不高，孩子根本不怕家长，家长无法管教孩子，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越走越偏。家长对待孩子学习的态度其实十分微妙，一方面，每个家长都认为读书重要，只要孩子会读书，自己不论砸锅卖铁也会供孩子读书。而另一方面，读书无用论还是存在于家长的观念中，在他们身边，一些普通院校毕业的学生也难找到工作，周围一些没文化的孩子出去打工却能赚很多钱。这种微妙的心态造成了，如果孩子会读书家长会十分支持，如果孩子读书成绩不理想，父母会想不会念还不如打工算了。
看第二类家庭，即父母双方外出打工，有的带着孩子跟着父母到了另一座陌生的城市，让孩子成为借读生；有的直接把孩子交给爷爷奶奶来带。我实地走访了解到，爷爷、奶奶辈都年过花甲，体弱多病，勉强能给孙子做饭吃，能吃饱肚子，他们的学历大多是小学，甚至有的连小学都没有读，文化水平低，就根本管不了孩子学习，更也管不了现在的孩子贪玩，再加上爷爷、奶奶很多也会溺爱孩子，随着孩子的年龄增长，孩子玩起来更加无所忌惮，很多都因为贪玩而荒废了学业，甚至有些还和社会青年混在一起。
实践之前总有听到报道“农村许多学校因生源少而撤校”“说很多农村孩子都去城市父母陪读，孩子也转学了！”“现在学校只有停办，或者合并！”等一系列的传言！
20xx年8月25号，我在公园路中学遇到一个远方叔辈，带着孩子，在学校门口徘徊，说“孩子转学，公园路中学办不了入校手续！”
我问他：“为啥要给孩子转学呀？”
他说：“乡下初级中学班上一共三个学生，老师没法教，老师要求转入县城中学，说城里中学的教学质量高！”
我问他：“家里的一亩三分地怎么办？”
他说：“孩子的爷爷、奶奶早已离世，家里的地全都荒废了！我以后准备到外地打工，孩子妈妈留在孩子旁边，早晚给孩子做饭，陪伴孩子上学在城里……”
见于以上农村出现的情况，建议国家政府机构部门，强化主导和监管农村学生在本地就读，加大农村教育发展经费和保障机制。由政府在每年的教育预算中单独设立农村教育经费项目，城乡教育结合。以体现农村教育公益性、普惠性。在加强财政扶持的同时，多方面拓宽筹资渠道，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专项用农村学校师资、生源、办学条件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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