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论文精选8篇

孙子兵法论文范文 篇一

关键词：《孙子兵法》 战斗文化 打赢战争

在广州战区考察时明确提出全军官兵要始终牢记“能打仗、打胜仗”是强军之要。新世纪新阶段，要实现强军梦，确保部队官兵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就必须科学谋划兴军之策、准备把握强军之道，全面提高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必须坚决依靠先进军事文化培育官兵战斗精神，树立官兵敢打必胜的高度自信心。

一、“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坚持“以人为本”是确保官兵能打仗、打胜仗的核心要义

随着新军事变革的不断发展，武器装备信息化、作战样式多样化、战场环境复杂化已成为信息战的重要特征。然而，信息战争归根结底是人的战争，“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性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若要“令民与上同意”，就必须突出官兵的主体地位，始终把官兵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时刻想官兵之所虑、急官兵之所难、帮官兵之所需，处处以人为本，这是确保官兵能打仗、打胜仗的核心要义。

（一）建立以人为本的政治是瞄准战争本质的必然选择

战争的重要作用和特殊意义，《孙子兵法》在开宗明义的《计篇》中就明确指出它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所以要“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所谓“五事”，即“道、天、地、将、法”。孙子认为开明的政治观点、能够得到大多数人民拥护的政治主张，会为战争的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这是战争制胜最首要的条件。

孙子还指出君主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令民与上同意”，因为如果使民众和君主的意愿一致，就能让民众为君主而死，为君主而活，也不敢违命，说到底就是要通过政治手段让全国上下的军民戮力同心、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二）健全以人为本的法纪是提升部队战斗力的制度保证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保法”就是强调行军打仗必须依靠严明的法纪来规范军事行动，确保各项制度得以贯彻落实。作为“五事”之一的“法”，孙子认为主要由“曲制、官道、主用”三部分构成，包括军队组织、编制、通讯联络、后勤等在内的一系列具体制度，这些制度是否健全和完整，不仅直接反映了一支军队的凝聚力、战斗力强弱，还决定了这支军队在下一场战争中能否克敌制胜。就具体实施方法而言，孙子把它概括为“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即用政治、道义来教育士卒，用军纪军法来统一、整饬部队，并且认为只要文武兼备，用兵打仗就一定能取得胜利。孙子的法纪，实质上都是在政治修明这个大前提之下制定的，它不是单纯为了惩罚士兵而是以增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为宗旨的，这样的法纪从根本上讲是以人为本的法纪，它是战争制胜的制度保证。

二、“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善养官兵“眼光”是取得战争整体胜利的长久保障

眼睛能够看到的地方称之为视力，眼睛无法看到而思维能够到达的地方称之为眼光。视力决定眼前，眼光决定未来。在战争形态日趋转换的今天，培养超常的战略眼光之所以逐渐被提上日程，就是因为有时即使是一时鼠目寸光，也往往可能产生一个时代的巨大差距。

（一）全局观念是决定“战与不战”的先决条件

孙子的全局观念首先体现在他对战争利弊的认识。战争固然可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但同时也有其有利的一面。孙子认为，如果战争胜利，一则可以实现国家的政治目的，二则可以弥补国家土地与资源的不足，三则可以暂时缓和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总之，孙子是用辩证的眼光来分析战争的影响和作用的，在通盘考虑所有因素，仔细权衡战争利弊之后，方可决定战与不战。和平发展时期，一旦战争爆发则可能给国家和民族造成毁灭性的灾难，但如果当自己的核心利益受到侵犯而和平手段又无法达成协议时，就必须立即考虑战争的问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全面比较双方实力，评估战争胜算，分析战争得失，才有资格决定能否打响战争第一枪。

孙子还认为，以实力为后盾，迫使敌方城邑完整地降服为上策，而通过战争交锋，攻破敌方城邑则稍逊，所以又有“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之说。以当今的军事理论视角来考量，这实际上就是指，在对敌作战过程中，要树立全局意识、大局意识，要从战略层面上把整场战争的利弊得失纳入考虑范畴，不能过于在意一城一池的得失，要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以取得战争最后胜利作为根本目标，要“以全争于天下”，从而达到“兵不顿而利可全”的效果。

（二）前瞻眼光是预测未来战争的必备因素

孙子提出：“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举凡战略预言家，都必须具备一种超越常人的预见力、洞察力、想象力。我们不妨设想，如果“制空权”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才被提出，那么今天绝对没有我们所耳熟能详的杜黑，因为他刚刚提出这条理论的时候飞机也才刚刚问世，身逢其时的关键就在于杜黑有先见之明。而理论和实践往往证明，后见之明易求，先见之明难得。

“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当今世界局势风云变幻，局部的真实未必反映整体的真实，特殊的现象未必体现一般的规律，我们推进新军事变革的力度和幅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未来战争透视的深度和广度。眼光所及，行动所趋。看不到世界军事变革的形态和趋势，就难以跳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难以下好今天的棋，走好明天的路。所以，把握和预知未来，尽管存在着诸多限制性因素，存在着暂时不可攻克的难题，存在着不成熟的技术，但其战略价值却远远超过一味的回顾过去。因为历史多半是世界各国所共同经历的，而未来的“处女地”还处于朦胧状态，先知者先得。

三、“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强化官兵“使命感”是培育官兵战斗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我军总能通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以劣势装备打败武装到牙齿的敌军，并带领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从辉煌走向辉煌。究其根源，我军官兵的使命感或者说是战斗意志是制胜的关键法宝。当今时代，战争虽然呈现出非接触、非线式、非对称的发展趋势，但是官兵使命感依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它从精神层面上决定着战争的胜败。

（一）只有树立忧患意识才能“猝然临之而不惊”

当今时代，虽然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大背景，但缓和与紧张、和平与战乱、稳定与动荡同样并驾齐驱；虽然爆发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已然微乎其微，但局部战火却一直连绵不断。为了打赢下一场战争，目前世界诸多国家都正竭力研究军事理论、调整编制体制、发展武器装备、培养国防建设人才，积极推进军事变革。一着不慎，则可能满盘皆输，培养和树立忧患意识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孙子说：“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在战争尚未爆发之际，不能寄希望于敌人不来进攻，而要依靠自己的充分准备以及所具备的强大实力，使得敌人不敢来进攻，这正是树立忧患意识的关键所在。江河大溃自蚁穴，山以小厄而大崩。大灾难的产生往往是事先没有做足备战工作，对小细节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思则有备，有备无患。”现代战争没有预告，唯有充分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以敢打必胜的高度自信心迎接作战任务，未雨绸缪“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才能在面对敌人突如其来的打击时，“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先发制人，夺取战略制高点。

（二）只有增强责任意识才能“无辜加之而不怒”

责任意识首先表现为孙子所强调的君主、将帅必须各司其职。“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将帅在战争中是民众生死的掌握者，是国家安危存亡的主宰者，因此，孙子要求“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五者缺一不可。将帅带兵打仗必须充分认识到自己中枢神经的重要地位，维系着全军将士乃至全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必须通过正确的战略战术确保战之能胜。而作为君主则必须“修道而保法”，不可“怒而兴师”，不可随便干预军队事物，只有“知三军之事”、“知三军之权”才不会招致“乱军引胜”。“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军队团体是一个复杂的军事系统，党委统一、集体领导、分工负责是我军区别于其他军队的根本表征。这一本质要求规定了我军官兵必须立足本职，常怀忧军之心，恪尽兴军之责，杜绝僭越本分、越俎代庖以避免敌军“乱而取之”。

其次，孙子的“慎战”思想彰显的也是责任意识。他鉴于“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的历史教训，强调“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不打则已，打则必胜。战争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并且“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所以，在现代战争中，无论是君主还是将帅，乃至士兵，都必须充分认清自己存在的价值，认清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坚持以“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为基本指导方针苦练杀敌本领，随时准备为党和国家的利益牺牲自己，这是军人责任感、使命感最本质的体现。同时，也只有将这种责任感、使命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确保部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参考文献：

[1]孙武。孙子兵法[M].人民出版社，1996.3.

[2]陈润华。孙子兵法教程[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10-15.

[3]武经七书注译[M].出版社，1986.8.

孙子兵法论文范文 篇二

【英文摘要】theartofwarbysunziisnotonlyabookconcerningwars,butamasterpieceonshi.fromthecommentsonshi,wecaneasilyfindouttheinfluencewhichthebookhashadonthedevelopmentofartaesthetics.shiisusedbysunziasnaturalcondition,innerstrengthandwar-situation,embodyingthebeautyofnoumenon,reasonandstrength.fromanaestheticperspective,thegreatvalueofshiisthetranscendenceoverthetraditionalviewpoints,andtheaesthetictransitionformnatureandhumantothesocietyincludingwars.duetothecontinuousexplanationbymanytheoristsinlatergenerations,shifinallybecomesatypicalaestheticcataloguewith　profoundsignificanceandnationalcharacteristics.

【关键词】孙子兵法/势/本体美/理性美/力量美/theartofwarbysunzi/shi/beautyofnoumenon/beautyofreason/beautyofstrength

提起《孙子兵法》，人们都知道它是一部研究军事谋略和作战技巧的古代兵书，具有很高的地位、深刻的价值和广泛的影响，以至于人们把这部著作奉为“兵经”或“武经”，而把其著者孙武封为“兵圣”。事实上，从文本的价值阐释和实践品格来看，这些评价绝非溢美之词。然而，《孙子兵法》对后世的影响绝非仅限于军事领域，在哲学美学特别是艺术美学领域内，它的影响同样不可低估。但目前很少有学者愿意涉足甚至根本不屑提及，这确乎是一种已被长久“遮蔽”了的“存在”。《孙子兵法》对后世艺术美学发展的审美向度上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最鲜明而集中地体现在对“势”范畴的论述上。

一、“势”在《孙子兵法》中的多重所指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势”是一个被广泛应用的重要范畴之一。《孙子兵法》从军事学的角度，较早提出且颇为系统地论述了“势”的各种类型及其特点。从《孙子兵法》全书来看，直接提到“势”字的有15处之多，涉及《计篇》、《势篇》、《虚实篇》、《地形篇》等篇章，其中《势篇》是论述“势”的专篇。尽管在其他篇幅中并未直接提到“势”字，但都程度不同地和“势”相关联，讲的都是治军策略、用兵技巧、军事实力、虚实关系、战场地形、攻守方式、间谍运用等对军势、战势直至战争结果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我们不妨说，“势”才是《孙子兵法》的核心范畴，《孙子兵法》其实就是一部论“势”的兵书：作战前应善于判断形势、驾驭局势，作战中应巧妙地利用地势、山势、水势、火势，善于造势、积势、任势、变势、化势，调动全军的气势，占据战势的主动权，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最大可能地夺取战争的胜利。显然，《孙子兵法》并非是在同一个层面上用“势”，由此便形成了《孙子兵法》中“势”范畴的多重所指。

一指自然之形势，具体表现为战争中应巧妙地运用地势、山势、水势、火势等。这是孙子论势的第一层次。《行军篇》提出了处于不同地形情况即“处山”、“处水”、“处泽”、“处陆”条件下不同的“处军”方法，得出了“好高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的驻军原则，强调了“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等地形的隐患，这些旨在说明作战时要巧妙地利用地形地势。《地形篇》从军事地理学的角度，详细地考察了“通形”、“挂形”、“支形”、“隘形”、“险形”和“远形”此“六地”的利弊，并探讨了应相应具备的战术原则，说的也是地势对战争形势的巨大影响，孙子认为此乃“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九地篇》在开篇便提出了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围地和死地等“九地”，论述了战场地形地势对士兵心理、诸候态势和敌我形势的影响。《火攻篇》虽然表面看来是在讲“以火佐攻”，实际上是说火攻同样可以对战争局势产生重要影响。可见，在孙子那里，“自然之势”已成为影响战争结果的不可低估的重要因素。

二指内在之气势，具体表现为为赢得战争的主动权而具备的全军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这是孙子论势的进一步深入。

如果说自然之形势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外部因素的话，那么“人”才是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内在因素。《孙子兵法》从内部因素即人的素质、人的心理等方面加以阐述，认为从将帅到士兵必须打出气势、拿出信心，同时应消解和压制敌人的气势。

“用兵任势也。”(曹操语)孙子认为，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将帅就必须善于激发全军的气势。一方面将帅要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即谋略冷静而幽邃、管理公正而严明等)和运筹帷幄的指挥能力(奇正变化、避实击虚等)，给全军做出表率，从而激发士气；另一方面又要靠深入敌军(“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主人不克”)、重击敌军(“故杀敌者，怒也”)和激励奖赏(“故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等手段，做到“与众相得”(《行军篇》)。在他看来，“齐勇如一”(《九地篇》)才是真正的为军之道；只有戮力同心，才能得战争之“势”，进而取得战争的胜利，因为“上下同欲者胜”(《谋攻篇》)。

全军内在气势的获得，既要靠“我军”士气之激发，又要靠对“敌军”士气的消解和争夺。《军争篇》深刻指出：“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作为将帅，必须善于“观势”，即所谓的“相敌”。孙子在《行军篇》中列举了32种“相敌”方法，包括饥、渴、劳、虚、恐、扰、乱、倦、穷、失、窘、困、不精、乏、怒，以及静、挑、安、来、隐、伏、覆、车来、徒来、薪来、营军、敌卑、辞强、陈、谋、期、诱等。在孙子看来，“任势”必须“观势”，正所谓“知彼知己，胜乃不殆”(《地形篇》)。

三指战争之局势，具体表现为由自然之形势和内在之气势而形成的对作战形势的控制力与对敌人无形的打击力。这是孙子论势的核心和落脚点。

“势”在虚为“气”，在实则为“力”，体现为作战时的一种爆发力、冲击力。有的学者指出：“‘势’就是在军事实力的基础上，由于实行正确的作战指挥，从而在战场上所表现出的实际作战能力。”[1](p54)孙子也提出：“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势篇》)在孙子看来，“势”具有“转圆石于千仞之山”和“激水漂石”所形成的“势能”，依靠此“势”，“其战人也，如转木石”(《势篇》)。但这种“势能”究竟缘何而来呢？除了前述的巧妙利用自然地势、调动全军内在气势以外，孙子还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认为，“势”贵在“变”，“战势不过奇正”，要善于在“奇正”之间寻求不断变化，“以正合，以奇胜”，唯其如此方能“不可胜穷”。“势”贵在“造”，造出声势，给敌军以假象，“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势”贵在“化”，《用间篇》讲的就是化势的问题，即通过用间和反间扭转战争形势，化被动为主动，达到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出奇制胜的效果。“势”贵在“度”，即审视实力、把握时机、巧妙安排。孙子在《地形篇》论述“远形”时提出“势均，难以挑战，战而不利”的观点，在论述“六败”时又提出“夫势均，以一击十，曰走”，也就是说在地势均等、平分兵力、实力相当的情况下作战就非常不利。“势”还贵在“积”，经过长期而有准备的蓄积和贮存，就如同火山爆发、剑拔弩张般蕴藏着极大的动力和能量，所以他说“势如弓广弩”，王皙则提出“势者，积势之变也”。总之，作战应“求之于势”，“择人而任势”，方能形成“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般之“势”或曰对敌打击力。

基于上述理解，很显然，孙子之“势”绝非简单的“形势”二字可以全部说清。它固然最终指向战争的局势，因为《孙子兵法》原本就是谈论战争的，孙子就是想证明应通过一切办法取胜战争，但同时还要看到，把握战争的局势、赢得战事的主动权，不可能唾手可得，而应善于利用自然之势，巧妙地营造内在之势。只有做到内外结合，才能真正得“势”，“因利而制权”(《计篇》)，否则只能落个“用之必败”、吾乃“去之”的结局。孙子以其气派非凡的“论势”，给予当时的为政者和后世的军事作战以深刻的启示。

二、《孙子兵法》中“势”范畴的美学意蕴

《孙子兵法》的军事学价值自不待言，但其美学价值却常常为学者们所淡漠和忽略。从审美角度来审视《孙子兵法》，我们不难发现，其所反复论及的“势”范畴具有深刻的美学意蕴和独特的美学价值。

《孙子兵法》之“势”首先具有显明的本体美。《孙子兵法》一书的核心是什么？可能更多的学者都倾向于一个“计”字，认为全书都是讲谋略的，“先计而后战”理应成为全书的核心。但笔者以为，事实并非如此。如前所述，《孙子兵法》全书直接或间接论“势”的篇章占据相当的比重，甚至可以说，全书13个篇章都与“势”有关，或造势，或用势，或变势，或积势，或观势，论述的焦点或终极旨归直指对战争总体局势的驾驭和把握。也就是说，在《孙子兵法》一书中，“势”是一个更具本体意义的范畴。有的学者甚至从“势”本身所蕴含的强劲锐利的力量进一步推论，“势”这个概念“既来自于对生命形式的感悟，又概括着生命的基本特征”[2]。更有意味的是，《孙子兵法》还将“势”与中国古典文化中另外两个经典范畴“道”、“气”联系到了一起。在孙子看来，得“道”者方能得“势”，得“势”也就是寻得了作战之“道”。《计篇》有“存亡之道”、“五事”之“道”，《谋攻篇》有“知胜之道”，《九地篇》有“齐勇如一，政之道也”，《火攻篇》有“安国全军之道”，说的都是“势”与“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此外，孙子还将“势”与“气”勾连在一起，认为得“势”就要长我之士气、灭敌人之威风。孙子还在“自然之气”与“内在之势”之间找到了逻辑契合，认为“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他还进一步指出，占据作战的有利态势就是要善于“治气”：“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其实，《九地篇》、《地形篇》等篇章对自然之势的重视，不恰恰能够印证作战要善于得自然之“精气”吗？如此看来，孙子之“势”的确非简单之“势”，而颇具本体性的美。

《孙子兵法》之“势”同样具有辩证的理性美。中国古代的辩证法非常发达，这可以从《孙子兵法》、《易经》、《老子》等著作中清楚地感受到。但与古希腊哲人的思辨美迥然不同的是，后者更多地体现为抽象、空洞、玄奥的逻辑推演，一种言语式的论辩甚至是诡辩，一种神性、顶礼膜拜和遥不可及。从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为代表的一批古希腊文论著作中便足可窥见一斑。相比之下，《孙子兵法》所体现出的辩证法思想更具世俗性而少了些神秘性、更具理性而少了些非理性。正如《用间篇》所言：“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或许是出于对战争特有性质的深刻认知，尽管孙子生活在神秘主义依旧盛行、科学思维还很不发达的时代，但他却能够在论“势”时体现出高度的理智与惊人的警省。他论敌我、虚实、奇正、强弱、勇怯、众寡、动静、进退、治乱、攻守、胜败等，总能给人以纵横捭阖、滴水不漏之感。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对战争经验的厚重积累与长期积淀，如果没有对战争的入微洞察与深刻领悟，恐怕难能以这般气势写出如此之“势”。应该说，孙子之“势”更自然实在，更具亲和力，更能体现出一种旷达的理性美。李泽厚先生在论及《孙子兵法》时深刻指出，该书最值得注意的便是表现在兵家思想中的理性态度，即“一切以现实利害为依据，反对用任何情感上的喜怒爱憎和任何观念上的鬼神‘天意’，来替代或影响理知的判断和谋划”[3](p83)。这一点恐怕也正是孙子论“势”的独特高明之处。

《孙子兵法》之“势”还具有流动的力量美。孙子之“势”是一个流动的范畴，具有不确定性和可转化性。对此，孙子多有论述：“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勇怯，势也”；“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正因为如此，“势”可以造、可以化、可以积、可以变，因而在变化中呈现着“美”，体现着“用兵如神”，并最终指向战争的胜利。这分明是孙子所着意描画的运筹帷幄、指挥自如、势在必得的审美境界，鲜明地展现了孙子的战争美学和军事美学观。此外，“势”原本就是一个与“力”有关的范畴。《说文解字》对“势”的解释便是“盛力权”，显然与“力”有关。其实，在孙子看来，无论是“自然之势”还是“内在之势”抑或是“战争态势”，都内含着一种无形的“力”。“自然之势”总是蕴藏着天然的势能，并能通过一定的方式转化为战争的有利态势；“内在之势”可以摧枯拉朽，以弱胜强，制敌于死命；而依靠巧妙地运用自然之势和内在之势，就可以占据和把握有利的“战争态势”，进而形成强大的爆发力和对敌人致命的打击力。综合运用这几种势能和力量，战争的结局便可胜券在握。无疑，这是一种强悍的美、力量的美、颇具冲击性的美。

三、《孙子兵法》“势”论在美学史中的地位

在中国古典文化传统中，“势”起初被广泛地应用于哲学、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但“势”范畴最为成熟也最具影响力，却是在它被移植、拓展到艺术美学领域以后的事情。《孙子兵法》在“势”范畴的发展历程中无疑起到十分重要的“关节点”作用。

首先应引起关注的便是《孙子兵法》对传统“势”论的多元化突破。有的研究者指出：“孙子之势已经生发成熟。其系统所涉及的领域是从自然界现象到人类社会，从具体到抽象、从形而上的最高境界到形而下的具体度、量、数等，显然是一个完整而庞大的体系。”[4]从前文论述来看，《孙子兵法》的“势”论已不仅涉及地势、山势、水势、火势等“自然之势”，更把视角拓展到人本身，关注战争主体的“内在之势”，并把它应用到社会实践领域即战争实践中。俨然，孙子是在“自然—人—社会(战争)”的逻辑构架中展开其“势”论的。从另外一个层面来审视，孙子还把“势”范畴进一步由“实”(自然之势)变“虚”(内在之势)再变“实”(战争之势)，从而给予“势”的虚实特性以较为完整的揭示。

不容置疑，任何范畴都是过程性的，都要历经不断的发展才日臻定型、走向成熟。如果用今天的眼光回视“势”范畴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势”范畴的鼎盛期出现在艺术美学领域，但“‘势’这一范畴的发展，首先在政治军事等领域中，然后是书论、文论、画论”[4]。也就是说，“势”范畴的发展、成熟和壮大，与此前的《孙子兵法》等著作的重视、阐发有着紧密的关联。我们不难看到，孙子之“势”对后世“势”论的拓展与深化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可以从两方面得到直接体现和印证：一是后世论“势”的范围已由孙子的“自然—人—战争”进一步转入艺术实践领域，从而大大拓展了“势”范畴发展和艺术发展的新空间，凸显了“自然之势”向“人文之势”的转变。顾恺之的一席话足以佐证：“《孙武》……若以临见妙裁，寻其置陈布势，是达画之变也。”[5]二是顺着《孙子兵法》的“势”论，后代的理论家都不约而同地围绕“势”范畴进行理论抉发、体系建构和意蕴拓展。卫恒的《四体书势》、刘勰的《文心雕龙》、顾恺之的《画论》等，都对“势”范畴的完善与成熟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随着“势”在书论、画论和文论中的广泛应用，“势”逐渐成为与“意”、“气”、“神”、“韵”、“味”等同等重要的、具有深刻审美蕴含和华夏民族特色的经典美学范畴。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是《孙子兵法》使“势”范畴进一步走向自觉。从这个意义上说，《孙子兵法》不仅孕育了大智慧，也推进了“势”范畴的大发展。

【参考文献】

[1]魏黎波，王新华。孙子兵法今读[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3.

[2]杜绣琳。论《四体书势》中势的生命意蕴[j].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2).

[3]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孙子兵法论文 篇三

一、“视卒如爱子”——政府管理理念要突出以人为本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实行计划经济，政府职能严重扭曲，主要的工作就是管理人，而不是服务于人，“公仆”凌驾于人民之上。经过多年改革，这种现象正在逐步改变。服务已成为2l世纪政府行政管理的核心。建立服务型政府也已成为上下的共识。服务型政府与管理型政府的根本区别之一，就是是否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现，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应有之义。这方面，孙子提出的“视卒如爱子”，体现了中国古典兵家的用人哲学精神，对于今天也有很强的思想启发作用。“视卒如爱子”的核心是对人关爱。今天，放到政府管理上，就是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把政府工作的精力由管理人民转到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多优质服务上来。虽然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要比较充分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利益要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还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但是以人为本作为我们的执政理念，应当坚定不移地贯穿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各个领域，贯穿到我们的各项工作中去。实践证明，无论什么时候，在管理工作中，以人为核心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树立起服务理念，就是抓住了关键、抓住了根本。

二、“必以全争于天下”——政府管理目标要把握战略全局

孙子的全胜战略思想，是孙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孙子认为，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拔人之城”、“毁人之国”都不是最好的结果，要把“用兵之害”减少到最低的程度，这样“用兵之利”才能“万全”。应该说，孙子的这一思想，在当今的政府管理中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当前，全球范围内国家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军事在竞争，经济在竞争，人力资源在竞争。由于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问题十分突出，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成为中心任务。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基本实现了小康。但一个时期以来，单独追求GDP增长，严重破坏生态、滥用资源，只讲经济发展、不讲社会进步等倾向十分突出，政府管理的缺位、越位现象严重。这样虽然经济一时发展了，但给子孙后代遗患无穷。如果对照孙子的思想，我们发现这种发展战略不是“全胜”战略，不是最上策，而是片面的、局部的胜利，必须予以改变。我们认为，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上，要追求发展的最高境界——“全胜”。体现在战略全局上，就是要树立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一起抓，全面实施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个统筹”，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当然，在全面考虑的同时，在不同时期要突出不同的重点。

三、“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政府管理活动应善于任势。

任势是孙子思想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关于势，他有一系列形象的描述：“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孙子势篇》)，“称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孙子形篇》)、“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孙子势篇》)。其核心思想是因势而谋，借势成事，利用客观态势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思想很值得现代政府管理者借鉴。在政府管理活动中，领导者必须善于借势。如何借势呢？主要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招商引资、筑巢引凤，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二是善于聚“气”，形成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通过鼓气鼓劲，聚集起发展的能量；三是把握大势，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经济发展是有周期的，在发展的上升阶段，地方政府要善于利用机遇，采取措施，全力推进，形成发展的加速度和必胜的态势。

四、“通九变之利”——政府管理途径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创新

现代政府是法制政府，决策和执行要尊重科学，尊重程序。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基本形成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的行政决策机制和制度，使人民群众的要求、意愿得到及时反映。但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各级政府在行政管理中要注意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贯彻上级的路线、方针、政策。正如孙子所讲，“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虚实篇》)。坚持规范、坚持程序，不是因循守旧，不是一成不变。形势是不断变化的，要灵活机动地用兵，临机制变，切忌墨守成规和经验；同样，政府管理更要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要以转变职能为核心，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总之，要把握住一个“变”字，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坚决摒弃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以新的理论、新的实践去指导政府工作，从而取得胜利。

五、“以上智为间”——政府管理手段要强化电子政务建设

《孙子兵法》十三篇，贯穿着一条基本的思想主线，即“知彼知已”。而信息、情报是“知彼知已”的基本前提，用孙子的话说就是“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要“以上智为间”(《孙子用间篇》)。所谓“用间”，在今天就是要充分掌握信息，运用信息，为正确决策提供基本的条件。当前，我们已经逐步进入网络信息社会，网络具有的开放、平等、全球共享、交互、信息量巨大和传播快等特点，使它作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正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这种新形势下，政府要实现管理创

孙子兵法论文 篇四

《孙子兵法》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兵书，其用兵之道充满了朴素的辨证法思想。作文是一种语文知识综合运用辨证思维活动，研究《孙子兵法》的基本原则和方略技法对作文教学，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1谋篇与全局

《计篇》：“一日道，二日天，三日地，四日将，五日法。……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孙子认为，战争是一综合系统，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环境等因素。因而，谋略战争应有全局的观念，从宏观上把握。

作文是语文知识的综合运用，也是一个综合体系。我们指导作文，也应作到必谋全篇，高瞻远瞩。如何统谋全篇？

（附图{图}）

无论控制论，还是系统论，都是从不同的角度确定的作文基本构成因素，教师应从宏观上把握，方胸有成竹，并有意识地针对某方面进行专项强化训练，以求掌握作文规律。

2材料与积累

《作战》：“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日费千金。”孙子认为，作战的通常规律是，只有作好充足的军需物资，才能兴师打仗。这是取胜的前提。

作文是生活的反映，情感的宣泄，只有拥有了丰富的生活材料，才能在作文时从容选择精心筛选题材。很多学生“作”而无“文”，实乃“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何获取材料？

其一、生活观察。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丰富多彩、富有生活的生活是作文取之不竭的材料仓库。我们根据学生接触生活的特点，可从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面指导学生观察生活。无论是喜怒哀乐甜酸苦辣，还是所见所闻所感所悟都应要求学生及时记录、随时积累。

其二、阅读贮存。书籍是人类思想的结晶，知识的宝库，是人们了解世界，掌握事物规律的重要手段。无论是精读，还是粗看都有利于我们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和陶冶情趣。因此，边读边悟边记，不但能使我们获得所需信息，而且有助于启发思维。阅读贮存主要从两方面进行：报纸杂志和名文名篇。前者包含着大量的信息，后者蕴藏着深刻的内涵。所以，阅读时内容上无论文史哲理，形式上无论古今中外正反。至于文章精妙之处，无论是遣词造句，还是立意技法，都可或圈或划或点，加以理解悟会，以便借鉴模仿，提高自己。

孙子把观察、判断敌人为“相敌”。因此，积累关键的一步是要做好分类整理，以待取用。

3蓄势与情感

《势篇》：“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孙子认为，善于指挥作战的人善于制造一种有利的态势，这样进攻才有强大的冲击力。“势”是作战的一种心理状态，对作文而言，则是一种创作动力。这个“动力”就是创作情感。

如果我们善于激发学生的情感，造成一种蓄势，使其处于待发状态，那么，学生作起文来必是因情生文，顺意成章了。写作最好的主动力是情感动力，情动而意动，意动而文成，郭沫若的《地球，我的母亲》便是情感喷发的艺术产物。既然孙子认为作战必须让士兵蓄势而动，以求获得强大的冲击力，那么，我们在指导学生作文时也应善于激发学生的写作势情和兴趣，并让其成为驱动学生产生作文欲望的动力。如何激活学生情感？

其一、寻找情点1.家庭亲情：①父母培育的的无私奉献之情。②兄弟姐妹互相尊重爱护之情。2.学校友情：①师生尊敬与被尊敬，关怀与被关怀之情。②同学之间互帮互爱之情。3.社会风情：①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的物质文明。②助人见义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4.爱国之情：①五千年文明的民族自豪感。②外族入侵的民族耻辱感。③历代爱国志士的高风亮节。

其二、人的情感总是在一定的情境、一定的场合产生的。创设情境创设作文情境，就要酝酿一个让学生可知可感的氛围，有效地产生情感共振，进入最佳的作文状态。可从两方面着手：1.生活再现。譬如，要求学生隐去一个熟悉教师的姓名，只对其肖像、服饰、神态、性格爱好和习惯语言动作描写，使人一看就可推则测是谁。由于这样提供了一个可看的“境”，和可感的情，故容易引发学生写作热情，文章也写得较有情趣。2.电化教学。通过录像、音响和幻灯等电化手段再现人、物、事。由于具有直观性、形象性，故能大大唤起学生的写作兴趣和欲望。

4规律与技法

《孙子兵法》不但揭示了战争规律，而且在通过对大量战争现象进行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作战方略和取胜技法。孙子指出，作战应把认识规律和应用技法结合起来确定作战行动。他在《计篇》总结了谋划“诡道十二法”，《火攻》总结了火功五法，《用间》总结了用谍五法，且举例予以证明。这些例子都说明，要会在作战现象中寻找规律，在尊重规律的基础上使用技法，以便达到取胜目的。

孙子对战争规律的揭示和技法的归纳的方法于我们探讨作文教学是很有启发性的。作文是一门具有内在规律的艺术科学，其技法是规律的外在表现。如果我们能找出隐藏在组织现象后面的普遍遵循的某种格式、框架、规范，那么，将有助掌握作文规律。实践证明，技法可操作性强，是学生作文入门捷径。通过对某种技法进行程序化训练，将会使学生形成这样的思维反馈能力：一见文题即进入最佳的思维状态，下笔成文。其思维过程是：文题模式表达。从哪方面归纳技法？

其一、文章结构如写人记叙文结构：

引入：人物外貌描写＋点明题旨

蓄势：从不同的角度选取

揭题：详写最能体现人物思想内涵的一件事。

点化：紧扣题旨或议论或抒情。

孙子在论述谋略作战时指出，作战方法可千变万化，但又认为，“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意，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熟能穷也。”作文规律亦然，它是深层的，相对稳定的，就以结构而言，其形式虽然多样，但无非基本是两种，其他均是以此发展而来。如：

纵

横

其二、语言组织作文是语言的艺术。对一些常用的，典型的句子的组成结构进行剖析，归纳出具有普遍性的组织格式，有助于启发学生的语言组织思维，从而形成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我们试以《背影》“父亲买桔”为例说明：

①父亲买桔子。

②父亲不顾肥胖探身、倾身、爬下，跨月台买桔子。

③父亲爱子情深。

我们可以看出：①父亲做什么：买桔子。②父亲怎么做：探身、倾身、爬下。③父亲做的原因：爱子情深。①、②直接印证人物的内涵。但动人之处不在①，而在②。揭示内涵之处不在①、②，而在③，这点突破了人物表层的现象，深入到人物的灵魂深处。因而，我们可以从中归纳出一种写人格式：写人细节＝做什么＋怎么做＋做的原因。

再以《听潮》的“海睡图”剖析写景的语言组成结构：

①大海静寂。（环境特征）。

②波浪轻吻岩石。（拟人）。

③月光辟开云汀。（拟人）。

④灯塔红光像红玉。（比喻）。

⑤幽静和平的愉悦的神秘。（议论）

⑥“我们”的脚下仿佛轻松起来。（心理感受）。

由此，我们可以归纳写景格式：景物＝特征＋修辞描写＋议论＋心理感受。

其三、审题立意

《计篇》：“兵者，诡道也。”《势篇》：“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孙子认为：作战之道，在一个“奇”字：出奇制胜，以奇制人。

作文也应以“奇”取胜。这个“奇”应是立意新颖，构思巧妙。整篇文章既出人意料，又入情入理。如何使作文别出心裁？

其一、观点新1.见解独特深刻，不落俗套。比如对《唐雎不辱使命》可以撇开“不畏强暴”的传统观点，提出“倒逆历史潮流是愚蠢的”的论点。对《孟姜女》提出有违于“对秦朝残酷统治的控诉”的逆论：为“小我”而“大我”是自私思想。这些逆向思维都会令人耳目一新。2.要富有时代气息，真正站在前头反映时代的精神面貌。

其二、人物新1.写人物的矛盾性格，力求避开“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写出生活中真正的人。2.人物除了自身的个性特征外，还应有时代的气息特色。

注释：

孙子兵法论文 篇五

关键词：COCA；中华典籍；词频分析；语境分析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8.031

1 引言

在当今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各国之间的联系空前紧密，不同文化的对话与交流日益频繁。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不断提升，中华文化也在国际上收获了越来越多的目光。中国作为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国，留下了许多优秀的文化典籍，这些典籍凝结着古代先贤的智慧，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

本文以COCA（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为载体进行研究。COCA是由美国杨百翰大学的Mark Davies主持创立的第一个大型的语料平衡的美国英语语料库。从推出至今，COCA已多次更新，其词汇量已达到4.5亿个，为研究者提供了强大的语料支持。本研究旨在通过对中华传统典籍在COCA中的词频和语境分析，考察我国典籍在美国的传播情况。

在国内，何宇茵和张小宁分别利用COCA研究了中国文化词汇在美国的传播情况，张小宁还借助COCA研究了河南文化在美国的传播现状，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方法和可行性借鉴。

2 研究对象

我国历史悠久，流传下来的优秀文化典籍数不胜数。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资源库将其分为历史、群经、诸子、文学4类。本文从中选择了《史记》《论语》《周易》《孙子兵法》《牡丹亭》《西游记》等16部古籍，又另外增加了《春秋》《道德经》等6部古籍，共22部古籍作为研究对象。在英译名的确定上，本文主要参考维基百科英文版、期刊论文等确定了所选古籍对应的一N或几种基本英译名。

3 检索结果及分析

3.1 22部典籍在COCA中的词频数

笔者利用COCA中的CHART功能，分别输入22部典籍的英译名进行检索，统计了其总词频和每百万词频（依照类型和年度）的结果，并利用COCA中的“context”功能对语料进行了逐一鉴别和佐证，得到了一个精确词频数表，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在22部中华古籍中，词频数由高到低依次是：《周易》《西游记》《孙子兵法》《道德经》《论语》《红楼梦》《牡丹亭》《春秋》《诗经》《水浒传》《史记》《三国演义》《汉书》《礼记》《金瓶梅》《孟子》《大学》《中庸》《西厢记》。《尚书》《长生殿》《桃花扇》在COCA中没有检索结果。

3.2 语境分析

本文主要对词频数较多的典籍进行语境分析，并由此得出相关结论。

3.2.1 群经

在此类中，本文选择的是儒家系列经典著作：“四书五经”。

在“四书”中，《论语》在COCA中的总词频数最多。在5类语料中，其词频数以学术类语料为首（9/0.09）；在时间分布上，以2000―2004年段为首（8/0.08）。

通过语境分析，本文发现美国对《论语》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内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及研究。在检索结果中，有2条语料提到了《论语》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点，有2条语料分别提到了“礼”和孔子“奉天法古”的思想。2001年，杂志Smithsonian中还有一篇文章详细介绍了《论语》的由来、内容、意义等。此外，《论语》经常被拿来与不同思想文化进行对比，如2015年的杂志U.S.Catholic将《论语》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点与基督教的福音教义联系起来研究。

尽管美国学术界对《论语》有较深入的研究，但其词频数也仅有34条，在民间的受众率很低。这与儒家思想作为在东亚及世界文明中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明成果的地位不相符合，由此折射出儒家文化在美国的传播广度明显不够。

在“五经”中，《周易》的词频数（以“I Ching”为检索词）最多，居22部典籍之首。在5类语料中，其词频数以学术类语料为首（23/0.22）；在时间分布上，以1990―1994年段为首（27/0.26）。

通过语境分析，本文发现：（1）美国社会多将《周易》与占卜这一文化行为联系在一起，如在1997年的小说Fantasy&ScienceFiction中写道：“我妈妈相信塔罗牌、符文、《易经》这些东西”。有的语料还提到了《周易》中的具体卦象。在这一点上，美国人与大部分国人对《周易》的看法相同，即把它看作是关于卜筮的玄学书。但它不仅是一部占卜之书，更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哲学著作，其内容包括玄学、历史、文学、医学等多门学科。（2）美国学术界对《周易》的研究比较深入，认识到了书中更深层次的哲学内涵。比如在1998年的报纸HoustonChronicle一篇以我国的风水文化为主题的文章中，莱斯大学的学者Smith就论述了《易经》中“和谐”的哲学命题。史密斯认为《易经》最早教导人们用占卜的方式来寻求生存的和谐，强调“好运与和谐来源于所有元素的平衡”。（3）《周易》在很大程度上渗透到了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其所代表的占卜文化在美国民间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如在1995年的杂志AmericanCraft中写道“kuhn在他13岁的时候就研读《易经》，这对他的人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2001年的学术刊物ReVision中写道“那晚，我在睡前占卜了一卦，卦象告诉我‘真正拥有的东西是不会被遗失的’”。这些都显示出《周易》在民间的受众率和普及度比较高。

3.2.2 诸子

在此类中，本文选择的是《道德经》和《孙子兵法》。这两部典籍的词频数在22部典籍中都位居前列。《道德经》的总词频数是54。在5类语料中，其词频数学术类语料为首（9/0.09）；在时间分布上，以2000―2004、2005―2009这两个年段为首（8/0.08）。

通过语境分析，本文发现在提及《道德经》的语料中涉及到书中思想观点的词频数有15次，如在1993年的学术刊物ReVision中，一篇文章在阐释“道”时，就提到了《道德经》的名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在其他语料中，有7条语料提到“某某读过或翻译过《道德经》”，如在2007年的一条学术类语料中，汉学家Seaton.J.P提到“自己与作家Ursula合译的《道德经》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经历之一”。这其中还有一些语料反映出人们用《道德经》中的思想观点去探求某些问题或指导自己的生活这一层含义，如在2007年的报纸USAToday中，国际象棋选手Josh Waitzkin说《道德经》帮助他处理了在象棋生涯中内外之间的平衡。这表明《道德经》作为一部包涵广博的古老典籍，其地位在美国也到了认可，许多人将其奉为经典的智慧之书，将其中的观点运用于自己的实际生活中。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量最多的文化名著，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孙子兵法》在COCA中的原始词频数是168，精确词频数是60。在5类语料中，其词频数以杂志类语料为首（10）；在时间分布上，以2000―2004年段为首（10）。

通过语境分析，本文发现：（1）在提及《孙子兵法》的语料中与军事战争相关的词频数达到20条，如2003年的报纸AtlantaJournalConstitution在谈到天气因素对战争的影响时，提到有关这一点的论述最早可追溯到《孙子兵法》中。在军事领域，美国曾先后3次出现《孙子兵法》的学用热潮，可见《孙子兵法》作为“兵学圣典”在美国的军事领域占有重要地位。（2）《孙子兵法》中的理论不仅应用于战争军事，而且融入了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尤其是涉及到策略上的问题，都可以参考《孙子兵法》。如2002年的杂志MensHealth的一篇文章在论及商业策略时就引用《孙子兵法》中的话来强调“行动是关键”的观点。而且《孙子兵法》在口语语料中出现较多，这也说明《孙子兵法》在民间具有广泛的影响。

总的来说，《道德经》和《孙子兵法》这两部典籍既深入又广泛地传播于美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不仅学术界对其有研究，而且在社会生活中也能发现它们的影子。

3.2.3 历史

在此类中，本文选择的是《史记》和《汉书》。这两部历史类古籍在COCA中的词频数都很少。《史记》的精确词频数为10，仅在杂志类语料中有5条。《汉书》的词频数（以“Han Shu”为检索词）为6，在学术类语料中词频数最多，有2条。

从具体语境看，有关这两部史书的语料涉及的最多的是其对天文现象的记载，如杂志Astronomy在2013年和2015年两次提到了《史记》中的记载是哈雷彗星的最早观测记录，其他内容涉及不多。

3.2.4 文学

在此类中，本文选择的是四大古典戏曲和五部明清白话小说。

在四大戏曲中，《牡丹亭》的总词频最多（14）。在5类语料中，其词频数以报纸类语料为首（5/0.05）；在时间分布上，以2005―2009年段（4/0.04）为首。

通过语境分析，本文发现《牡丹亭》被改编为昆曲搬上戏剧舞台在美国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所有报纸类的语料都是关于1999年由华裔导演陈士争执导的昆曲《牡丹亭》在美国林肯中心艺术节展演的新闻，尤其以NewYorkTimes报道最多。《牡丹亭》与昆曲的结合是我国传统文学作品与传统艺术形式的结合，这不仅让我国的昆曲艺术登上世界舞台，还间接地促进了《牡丹亭》在美国的传播，达到双赢的结果。

在五部明清小说中，《西游记》的总词频数最多，其在COCA中的原始词频数为92，精确词频数为84。在5类语料中，其词频数以学术类语料为首（23）；在时间分布上，以2010―2015年段为首（25）。

通过语境分析，本文发现：（1）《西游记》被改编成不同的艺术形式在美国社会广泛传播。比如，杂志TIME和报纸NewYorkTimes分别提到舞台剧《西游记》在古德曼剧场和林肯中心文化节上演的新闻。（2）《西游记》作为一部经典的神魔小说，塑造了许多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通过语境可以看出，尤其以孙悟空最受人们喜爱，在国际上的传播度最高，比如2013年，《纽约时报》报道了曼哈顿儿童博物馆一个有关“美猴王”的文化展览活动的新闻。（3）学术类中的23条词频都来自于JournalofPopularCulture一篇专门研究20世纪60年代由邵氏电影公司出品的港版《西游记》系列电影的文章。该文章详细介绍了《西游记》成书时间、地位、小说内容特点、意义等，并具体分析了港版电影对其的改编及其对中国、亚洲电影的影响等。

4 总结和对典籍传播的建议

通过对22部典籍在COCA中的词频数和语境的分析，我们发现《周易》《西游记》《孙子兵法》《道德经》《论语》这5部中华典籍不论是在美国学术界，还是在新闻媒体界都得到了较多关注和研究，有些甚至已经广泛渗透到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其历史地位也得到了美国社会的广泛认可。而其余17部古籍在COCA中的总词频数都不超过20，只有少数学术界有所涉及，没有在别的领域和社会生活中得广泛而有深度的传播，这证明我们在推动文化“走出去”上仍存在着许多不足。

为了更好的促进中华典籍的对外传播，本文通过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建议。

（1）拓宽中华典籍在美国传播的渠道，官方输入与民间交流并行。我们不仅要通过建立孔子学院来传播传统古籍，更要加强民间社会的文化交流与互动。政府，特别是文化、宣传部门和相关民间组织应借助多样的文化活动来促进古籍的对外传播，比如与国外的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联系，举办与中华典籍相关的主题文化活动等。

（2）充分发挥文化人物在中华典籍传播上的作用。笔者通过语料发现在美国社会有许多研究我国典籍的文化界人士，他们在古籍的对外传播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比如古德曼剧场的剧作家Mary Zimmerman将《西游记》改编为舞台剧搬上舞台，美国著名科幻小说作家Ursula对《道德经》的翻译，莱斯大学的学者Smith对《周易》的研究等。相关部门可以多关注、联系了解我国典籍的汉学家和文化人士，通过他们的影响力提升美国社会对中华典籍的关注。

（3）创新结合多种艺术形式促进中华典籍的传播。我们要促进中华典籍传播的广度，就不能使文学作品仅以文本的形式呈现给人们，而是要将其改编为多种艺术形式，如舞台剧、电影等，使其以更多样的形式出现在各行各界。《牡丹亭》和《西游记》在美国社会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此。

5 结语

近年来，中华文化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加入到学习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行列当中，中华典籍也因此得以传播。但此次研究显示出大部分中华典籍在美国社会仍没有得到有效的传播。因此，我们要积极寻找对策，创新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形式，提高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让优秀传统文化和古老悠久的中华智慧更好地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何宇茵。基于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的中国文化词汇研究[J].山东外语教学，2010，（01）.

[2]张小宁。从在线COCA看中国文化词汇在当今美国社会的接受[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1，（02）.

[3]张小宁。从在线COCA看河南文化在美国社会的接受[J].中原文化研究，2014，（01）

孙子兵法论文范文 篇六

（东南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江苏 南京211189）

摘 要： 《孙子兵法》是一部关于兵法的奇书，其中的战略思想在现代社会被广泛地运用在各个领域。它所包含的艺术思想也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探讨，将会给我们现代的艺术理论界以深刻的启示。

关键词： 《孙子兵法》；艺术思想

中图分类号：J0-02文献标识码：A

Aestheticism of [WT4BX]SUN ZI BINGFA

ZHOU Zhi-cheng

孙子，名孙武，春秋时期著名兵法家，文韬武略，被誉为千古兵圣，是故尊称其为孙子。所著《孙子兵法》，堪称千古名篇而流芳百世，被历代帝王、兵法家、枭雄甚至平民百姓奉为圭臬。及至今日，《孙子兵法》的光芒非但没有暗淡，甚至超越从前，在商场、职场及至日常生活中都发挥着非同寻常的作用，“经典”这一头衔当之无愧，那么，《孙子兵法》究竟是怎样的一本奇书呢？

《孙子兵法》共分十三篇，分别为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与用间篇。刚刚翻开目录，我就被这兵法中繁复的分门别类以及一个个诱惑的标题吸引住了。生在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在成长过程中书本、电视以及平日周边人们言谈间的耳濡目染，哪一个少年没有做过统领千军万马纵横驰骋的梦？所以，当这梦的核心――兵法就这样的呈现在我面前时，我不禁热血沸腾。

但即使是这样，我还是有些低估了这本书，也许是各种媒介中那些将军的指挥若定给了我信心，我以为只要在熟读兵书之后，我便也能掌握兵法。所以，在真正开始拜读《孙子兵法》后，那平淡却又无法遏制的惊异，让我无法自拔。

之所以是平淡，一方面是因为之前多少接触过一些名句，一方面是因为孙子言语间的朴实无华却又不容置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些名句读来是如此的简单易懂而又顺理成章，不禁让人生出一种无力感和高度的共鸣：无法质疑的无力感，好像孙子说的就是我想说的，一切自然而然而清晰顺畅，让人读来畅快淋漓而一发不可收。我想，这就是《孙子兵法》言语中的魅力，孙子号称文武双全，果然盛名之下无虚士，《孙子兵法》的科学理念固然值得称道，其文学造诣也丝毫不容小觑。

之所以有无可遏制的惊异，我想是因为我被孙子展现出的兵法与战争的瑰丽奇诡、变化万方以及各种条件的创造与利用所深深震撼了。那一个个简明的小标题下是怎样的波涛汹涌、浩瀚无边，直至此刻我才真正明白为什么用海洋来比喻层出不穷的变化以及无穷无尽的扩展延伸。“九地”、“九变”、“虚实”等等，无一不体现了兵法的多变与难以捉摸。所以，一代新人换旧人，无数军事人才百年来都在研究兵法，“九”等数字都是些虚指，真正代表的是无穷无尽。而孙子能在如此久远的年代，以寥寥数笔能够概括出兵法的多变，光这一点已值得他骄傲，虽然有可能孙子自己也没有预料到他的兵法在后世会衍生出怎样的变化。

经过一段时间的阅读与理解，我从《孙子兵法》中领悟出了十个字，也许有些片面，但简洁、可延伸。即：爱民、爱兵、用谋、赋形、造势。兵，弃矛持锄而为民；民，废犁握戈而为兵。所以首先要爱民，即兵之源，然后爱兵，才能上下同心、同仇敌忾，指挥军队如臂使指，长戈所向，无往而不利。这一理念在《计篇》、《军篇》等中都有体现，尤其是《地形篇》中更着重强调。

所谓用谋，便是善于用计策了。相信这一点没人会陌生，孙子曰：“上兵伐谋”，正是体现了策略的重要性。周公瑾火烧赤壁、瘸孙膑围魏救赵、贫苏秦合纵抗秦、唐太宗智取洛阳，无一不体现了谋的重要性。谋攻篇着重介绍了这一点。至于赋形与造势，《孙子兵法》中形篇第四、势篇第五说明了这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形”为客观物质条件，“势”则主要为主观指导上的出奇与造势。“形”、“势”不可分，所以战争兵法当以“形”为基础，利用好“形”，再辅之以“势”，出奇当“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则胜利如探囊取物、易如反掌耳。其余诸如运用地形，临战指挥等在《孙子兵法》中也被着重强调，但皆可归入广义的此十字当中。

纵观《孙子兵法•计篇第一》，讲述计算与估计，是于战前对敌我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估计和对比，并附以战略方针与原则；《作战篇第二》，为当时时代背景之下，孙子对作战的准备的讨论，并有“因粮于敌”的思想；《谋攻篇第三》，讲的是关于作战的策略计谋问题；《形篇第四》与《势篇第五》，则强调了“形”与“势”，充分利用客观物质条件和主观出奇造势的共同重要性；《虚实篇第六》，中心思想是虚实相互依存相互变化，行动虚实结合且能避实击虚；《军争篇第七》，则来到战场，论述两军相争的战略方针；《九变篇第八》，讲述各种特殊情况下的临场应变，并强调有备无患；《行军篇第九》，顾名思义，内容为行军扎营的注意事项；《地形篇第十》，详细讨论“地利”因素，并提出著名的“六胜六败”论，篇末阐述“爱兵”思想与将帅责任心；《九地篇第十二》，论述攻打敌国时，不同战地、入国境深浅的不同战略方针；《火攻篇第十二》，在春秋这一缺乏大规模火攻实战的时代，简单总结了火攻要素，并在末尾体现出孙子“慎战”的思想观念；《用间篇第十三》，阐释“间”与“反间”，强调情报与间谍重要性。这十三篇可谓篇篇精彩、句句通透、字字珠玑，读来畅快淋漓，不忍释卷。

由此可见，《孙子兵法》的流传千古，不是偶然。曹操，三国时期一代枭雄，文武全才，开创三国势力最强大的魏，不可谓不是一代人杰。其对《孙子兵法》爱不释手，并在阅读时一一标注，才有现今曹注版《孙子兵法》。史书记载曹操深通兵法，想来与《孙子兵法》也有莫大关系，且虽然曹操也著有《孟德新书》，但他亦曾坦言与《孙子兵法》相比“不及多矣”。再看与孙子同时期的孙膑所著《孙膑兵法》以及三国时期风云人物绝代英才诸葛亮所著《兵书二十四篇》的流传面，显然远远不及《孙子兵法》，这些都足以说明《孙子兵法》的不二地位。

《孙子兵法》，当之无愧是我国无论军事、文学界的一块瑰宝。

附：《孙子兵法》中的十句经典

一、“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二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计篇第一》

作为《孙子兵法》的开篇首句，这句话充分体现了“兵”即战争的重要性以及孙子对他的慎重态度，并且阐述了战争重要性的具体体现，作为总领，本句十分恰当。

二、“兵法，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

――《计篇第一》

兵法，讲究虚虚实实，让人难以捉摸。本句言简意赅地表现了兵法的虚实之道，可谓深得兵法精髓。

三、“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谋攻篇第三》

这句话代表了孙子先进的军事理念，即不战而屈人之兵，该理念流传千古，堪称经典。

四、“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谋攻篇第三》

本句条理清晰，各种战争方法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五、“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

――《谋攻篇第三》

按照各种情况准确做出判断，面面俱到，可谓兵法至理。

六、“故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己而知彼，一胜一负，不知己，每战必殆。”

――《谋攻篇第三》

此句揭示了战争的一般规律，更是科学的真理，易懂易记且胜负关系明确，至今仍被奉为圭臬。

七、“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形篇第四》

该句一针见血地指明了胜负关系所在，为战者明确了具体方向，且确定了敌我各自的弱点，能避免不必要的失误。

八、“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

――《形篇第四》

被列为经典的这句，不仅对仗工整、形象生动，而且是《孙子兵法》中少有的突出战争、兵法的瑰丽奇诡的内容，使得擅于用兵者的形象饱满、大气而不失风范。

九、“纷纷纭纭，都乱而不可乱也；混混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

――《势篇第五》

本句采用对偶的修辞手法，不仅体现了古文的魅力，也体现了战争混沌纷纭的独特景象与特殊魅力。

十、“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其阴，动如雷震。”

孙子兵法论文范文 篇七

这次论坛的主题是“中国梦与兵商魂”，在这个橘黄橙绿、丰盈富足的季节里，来自全国各地的150多名有过军旅经历的“兵商”，汇聚泰山这个被天下誉为“陶朱公”的“兵商之祖”范蠡经商创业、三致千金之地，纵论兵商文化，探讨兵商之道，共商发展大计。

全国人大环资委原副主任、总后勤部原政委张文台上将作重要讲话，国务院办原副主任李建新，电视宣传中心原主任李文朝少将，台湾华孙基金会会长、台湾空军总司令部原副总司令傅慰孤中将，山东省委原常委何法祥少将，山东省委原常委、山东孙子研究会执行会长南兵军少将分别致辞。山东省委原常委、山东省军区原政委、山东孙子研究会会长、山东国际孙子兵法研究交流中心主任赵承凤少将作大会主旨报告，联勤部原政委、山东国际孙子兵法研究交流中心执行主任张建设少将主持论坛。

张文台上将在讲话中，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主线，站在时代的高度，溯源中华兵商文化，就兵商文化、兵商事业的研究、运用和发展繁荣等问题作了深入透彻的阐释，他要求全国兵商要胸怀远大理想，无愧“兵商”称号，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站前排打头阵；要永葆军人本色，敢于市场亮剑，锻造能征善战的商海铁军；要弘扬兵商文化，叫响兵商精神，努力开创兵商事业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赵承凤将军在主题报告中，以系列重要讲话为指导，围绕如何用中国梦铸造兵商魂，深刻阐述了中国梦和兵商魂的辩证关系，系统解读了兵商魂的涵义。

孙子兵法论文 篇八

关键词：贾尔斯：卡尔斯罗普：《孙子兵法》：复译；竞争；www．chayi5.com误读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1?0166?04

作为最有影响的中国古代军事典籍，《孙子兵法》以其文本的开放性与召唤结构邀约着历代译者。自公元七世纪中期始，《孙子兵法》开始流传域外，并于二十世纪初流入英语世界。1905年，英国炮兵上尉卡尔斯罗普出版了第一个《孙子兵法》英译本，随后又于1908年出版了重译本。1910年，英国汉学家贾尔斯也推出了自己的《孙子兵法》英译本。在书中，贾尔斯直率地指出卡氏译本与重译本里存在的大量误漏，并从文献学角度对这些误漏之处进行分析、批评与修正。通过否定和修正卡氏译本与重译本，贾尔斯成功地突破了卡氏的影响，成就了自己的强力译者①地位，其译本亦被后人奉为“最具学术性的《孙子》译本”[1]。事实上，在名著复译中，为扭转迟到劣势并实现自己译本的“逆崇高”②，后世译者往往会误读前驱译本，贾尔斯对卡氏《孙子》译本的批评与修正即是一典型案例。

名著复译，既要面临原作的挑战，更要面临前驱译作的压力。如果有强力译作在前，后世译者往往会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况且即使前译中没有强力译作，后译同样也不轻松，毕竟“初译，不管翻得如何，总是‘词必己出’，可以以此骄人。前译，哪怕通篇平平，披沙拣金之下，往往见宝。而复译就没这么便宜，自辟蹊径虽有成功可能，但难度较大，参照旧译则有蹈袭之嫌”[2]（30）。虽然卡尔斯罗普的《孙子兵法》译本中误漏较多，但它是《孙子兵法》英译本中的“初译”本，对《孙子兵法》进入英语世界起着开疆拓域的作用，可以“以此骄人”。卡氏重译本“整体上而言是对第一个译本的改进，一些严重的错误已得到纠正，脱漏之处也得到补充”[3]（IX），这样的“前译”自然也增加了后世复译的难度。

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学哈罗德·布鲁姆指出，在英美浪漫主义诗歌史上，前驱诗人因为时间上的先在性而早一步占据了诗歌的想象力空间，后世诗人的想象力在他们的影响下处于被动地位。这种影响是一种具有毁灭性的强大力量，它阻碍了后世诗人的创造力，使他们对自己的诗歌能否具有创造性，能否获得诗歌史地位产生了焦虑。为了取得自己诗作的生存权，后世诗人往往通过误读来反抗前驱诗人的影响，对前驱诗作进行消解式修正。从本质上讲，误读就是后世诗人有意回避—从而削弱或消解—前驱诗人对其诗作的影响[4]（2）。与此相似，为了扭转竞争中的迟到劣势，破除卡尔斯罗普的“父权”影响，贾尔斯必须误读卡氏初译本与重译本，对其进行贬抑、否定和修正，挤压甚至抢占其影响空间，从而使自己的译本后来居上。

贾尔斯对卡氏初译本与重译本的误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宏观上，他在译本的“前言”里对卡氏译本与重译本进行贬抑性评价；微观上，他在译文的注释中详细列出卡氏译文的各种误漏，引用大量的中

收稿日期：2012?10?10；修回日期：2013?01?07

作者简介：屠国元（1964－），男，浙江宁波人，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研究；章国军（1972－），男，河南信阳人，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研究。

国古代文献对误漏进行分析、批评和嘲讽，并以自己的译文进行修正。总之，整个译本“通篇充斥着对卡尔斯罗普译本近乎无礼的批评”[5]（182）。需要说明的是，在贾尔斯完成《孙子兵法》前三篇的翻译并交付印刷之时，卡尔斯罗普出版了重译本，但贾尔斯并未据此修改已交印的前三篇译文，因此贾氏译本前三篇中的批评式修正针对的是卡氏译本的前三篇，后十篇中的批评式修正针对的是卡氏重译本的后十篇。

（一）宏观上的贬抑性评价

卡尔斯罗普的《孙子兵法》译本系从日文版“十三篇”转译而来。转译是复译的一种形式，是指以一种外语（媒介语）的译本为原本，将其翻译为另一种语言。由于是通过媒介语转译而来，这样得出的译作往往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二度变形”，因为“任何转译……，都有一种先天性的致命弱点：译者往往不将原作和盘托出，或掐头去尾，或藏匿不露，或囫囵吞枣，甚至乔装打扮，重新包装……均非全文原 貌”[6]（53）。由于日文版“十三篇”本身“似乎也存在着讹误”[5]（182），所以卡氏的《孙子》译本自然也摆脱不了以讹传讹、“非全文原貌”的弊病。贾尔斯指责该译本中“漏译随处可见，难懂的段落被随心所欲地曲解或略过”，他认为这些都是“不可饶恕的过错，在任何一本希腊或罗马经典的翻译中都是不能容忍的，在翻译中国经典时应坚持同样的忠实标准”[3]（VII）。贾尔斯声称，他的译本中“至少没有这种性质的错误（指误译漏译），这并非我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我始终认为《孙子》应该享有更好的命运，无论如何我都会比前辈翻译得更好”[3]（VIII）。这不但体现了贾尔斯的学术自信，也反映出贾氏认为自己的译本优于并将超越卡氏译本的强烈信心。

至于卡尔斯罗普的重译本，贾尔斯虽然给予了一定程度的积极评价，认为该译本“整体上讲是对第一个译本的改进，一些严重的错误得到了纠正，脱漏也得到了补充”，但也强调该书中“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导论的第一句就错误得离谱③；导论的后面提到一大堆不知名的日本《孙子》注家，对于中国注家，却只字未提。但我敢说，中国的《孙子》注家远比日本的注家人数更多，而且也更为重要”[3]（IX）。客观上讲，卡尔斯罗普没有提及中国注家也是事有出因，因为他很有可能不懂汉语。此外，由于卡氏的第一个译本系从日语转译而来，很可能一些日本注家已给他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二）微观上的批评与嘲讽

对于卡尔斯罗普译文中的不当之处，贾尔斯往往在自己译文的注释中借助中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并提出批评意见。在贾氏译本中，针对卡氏译文的批评意见多达126条，批评的重点自然是卡氏译文中的误译和漏译。如《行军篇》中的“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与贾尔斯译本中的汉语原文“令素信著者，与众相得也”有所不同。贾尔斯在对比分析《道藏》本与《通典》本的基础上，对此作出了解释，指出“令素行者”出自《道藏》本，如果没有‘行’，‘令素’肯定难以理解”，而“令素信著者，与众相得也”则出自《通典》本，并且得到了杜牧的认可[7]（98）。因为杜牧说过：“素，先也。言为将居常无事之时，须恩信威令先著于人，然后对敌之时，行令立法，人人信伏。”[8]（207）在贾尔斯看来，孙武的这句话会使读者理解为“如果将领总是自信他的命令将会被执行”，因此他认为孙武当初撰写的原文有可能是“令素信行者”。不过，他也承认这还只是一种推测而已[7]（99）。实际上，历代注家对于该句的注解也不尽相同，贾尔斯的翻译主要是基于张预的注解：“上以信使民，民以信服上，是上下相得也。《尉缭子》曰：“令之之法，小过无更，小疑无申。”言号令一出，不可反易。自非大过大疑，所以使民信也。”[8]（207?208）贾尔斯据此将该句翻译为if a general shows confidence in his men but always insists on his orders being obeyed， the gain will be mutual，并在注释中补充道“犹豫不决与小题大作最能消蚀掉军队内部的信任”[7]（98?99）。相比之下，卡尔斯罗普的翻译底本很可能是《武经》本[9]（18），该本中的原文也是“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卡氏据此将该句译为orders are always obeyed， if general and soldiers are in sympathy[11]（53）。原文不同，句意就不同，译文自然也不会相同，但贾尔斯置这个事实而不顾，对卡氏的译文大批特批，认为卡译“是一个极其令人深恶痛绝的误译”，并且挖苦卡氏“发明了译文的后半句，还颠倒了条件从句与结论句的位置”[7]（99）。

再如《作战篇》中的“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一句，罗列了战事久拖不决可能会给国家带来的种种不利。在贾尔斯看来，该句虽简洁却难懂，而各位注家的注解均不能令人满意。曹操、李筌、孟氏、杜佑、杜牧、梅尧臣的注解相似，大意是拙于机智的将军可以通过速战取胜[7]（11）。

贾尔斯指出，孙武并没有明确表示考虑不周的速战要优于巧妙但持久的作战 ——即使这有可能是他的言外之意，他明确提到的是非常谨慎的作战原则，即虽然有时仓促行事可能很不明智，但行动迟缓也决非明智之举，因为这样意味着使国力屈竭。贾尔斯将该句翻译为thus， though we have heard of stupid haste in war， cleverness has never been seen associated with long delays[7]（11），比较贴近原意，而卡尔斯罗普的的译文therefore it is acknowledged that war cannot be too short in duration. But though conducted with the utmost art， if long continuing， misfortunes do always appear[11]（17），则与原意有一定的出入。贾尔斯讽刺卡氏在该句的翻译上“放纵自己的想象力”，而且“在这句十足的编造的译文中，‘拙速’的意思完全不见 了”[7]（11）。

以上为贾尔斯批评卡尔斯罗普误译与漏译的两个典型例子。对比二人的译文，我们发现，相比较而言，贾氏的译文用词更为确切，语言更为流畅，也更能再现原文的意义。多数情况下，贾氏对卡氏译文的批评多是基于对中国古代文献的引用与参阅，有理有据，评析也比较精辟。然而，贾尔斯在批评卡氏译文时所采用的语气与措辞在大多情况下都非常尖酸刻薄，已超出了正常的学术商榷的范围，如贾尔斯在批评卡氏将“不能使敌之可胜”译为and further render the enemy incapable of victory[10]（28）时嘲笑卡氏“拼凑出了不可能的意义”[7]（27），在评价卡氏将“故能自保而全胜也”译为if these precepts be observed， victory is certain[10]（29）时讥刺卡氏“想象力丰富”[7]（28），在批评卡氏将“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译为for the rule is the survey of land； the measure tells the amount of that land’s produce； the tables its population； from the scales their weight or quality is made known； and then can we calculate victory or defeat[10]（30）时以极为不屑的口吻道“关于卡尔斯罗普上尉的译文，还是少谈为 妙”[7]（31），在批评卡氏在“故能择人而任势”的译文中增衍了yet， when an opening or advantage shows， he pushes it to its limits[10]（34）时调侃道“如果卡尔斯罗普上尉能说出汉语原文中哪个地方有这个意思，那将非常有趣”[7]（41），在批评卡氏将“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译为in superiority of numbers there is economy of strength[10]（37）时挖苦道：“也许只有他自己明白这个意思”[7]（47），在批评卡氏将“是故屈诸侯以害”译为in reducing an enemy to submission， inflict all possible damage upon him[10]（45）时夸张地宣称“卡尔斯罗普上尉将孙武格言曲解为荒谬野蛮的训诫”[7]（76）；有时贾尔斯的批评甚至到了人身攻击的地步，如在批评卡氏将“（若交军）于斥泽之中”译为in the neighbourhood of a marsh[10]（48）时，贾尔斯竟然污辱“卡尔斯罗普上尉具有犯错误的完美天赋”[7]（83）。

通过误读，贾尔斯成功地贬抑和否定了卡氏译本，使卡氏译本由引人注目的英语世界第一译本变为误漏满篇的译本。这样，贾尔斯就完成了对卡尔斯罗普这位“父辈”的“弑杀”，成为《孙子兵法》英译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强力译者。当然，对于自己可能也会被后世译者误读的宿命，贾尔斯以形象的比喻表明已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我选择了向卡尔斯罗普挥舞大棒，作为回报，如果我被后世译者多次敲击指关节，我不会为此大声叫喊。实际上，我已尽力将抨击之剑放在未来对手的手中：对于每一段译文，我都不遗余力地给出了原文与注释，他们可以从中找出误漏对我进行抨击。”[3]（X）事实证明，贾尔斯关于其译本终将为后世译者所误读的预言非常准确，半个世纪后，他本人的译本即被格里菲斯所误读。

注释：

① 哈罗德·布鲁姆将那些“以坚忍不拔的毅力与前代巨擘进行殊死博斗的诗坛主将”称为“强力诗人”（Bloom， Harold.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5.）。本文套用这种说法，将名著复译中那些为名著进入某一语言世界起着开疆拓域作用的前驱译者，以及那些通过挑战强大的前驱译者成功地为自己的译本赢得生存机会的后世译者称作“强力译者”，并将他们的译本称作“强力译本”。

② 在《影响的焦虑》一书中，布鲁姆为后世诗人设计了六种“修正”前驱诗人的手法，其中第四种“魔鬼化”（Daemonization）又称“逆崇高”（The Counter Sublime），意为朝着个性化方向的“逆崇高”运动，是对前驱之“崇高”的反动。（Bloom， Harold.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15.）

③ 卡尔斯罗普重译本的导论部分的第一句是“成书于公元前五世纪的《孙子兵法》和《吴子兵法》仍然是中国文学中最著名的兵书”（Written in the fifth century B. C.， Suntzu and Wutzu still remain the most celebrated works on war in the literature of China）。这表明，卡尔斯罗普误视《孙武兵法》为发音相同的《孙吴兵法》，进而视其为《孙子兵法》和《吴子兵法》的合称，所以他的译本中包含这两部兵法的译文。但是，身为汉学大家的贾尔斯完全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卡氏的这种说法“非常惊人地不精确”，而且贾氏译本中也没有《吴子兵法》的译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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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新璋。 复译之难[J]. 中国翻译， 1991（5）： 31?33.

[3]Giles， Lionel. Sun Tzǔ on the Art of War： The Oldest Military Treatise in the World Preface [M]. London： Luzac Co.， 1910.

[4]徐文博。“一本薄薄的书震动了所有人的神经”（代译序）.哈罗德·布鲁姆。 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M]. 徐文博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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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林一安。 大势所趋话复译——从西葡语文学翻译谈到新译《堂吉诃德》[J]. 出版广角， 1996（5）： 52?55.

[7]Giles， Lionel. Sun Tzǔ on the Art of War： The Oldest Military Treatise in the World [M]. London： Luzac Co.， 1910.

[8]黄朴民， 赵海军。 孙子兵法集注[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2.

[9]王铭。 20世纪《孙子兵法》英译本研究——以翟林奈与格里菲思为中心[D]. 北京： 清华大学硕士论文， 2005.

[10]Calthrop， E. F. The Book of War： The Military Classic of the Far East [M]. London： John Murray， 1908.

[11]Calthrop， E. F. Sonsi [M]. Tokyo： John Murray， 1905.

[12]哈罗德·布鲁姆。 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M]. 吴琼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13]Bloom， Harold.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Fierce Competition between Peers： A tentative analysis

on Giles’s misreading Calthrop’s Translations of The Art of War

TU Guoyuan， ZHANG Guojun

（Institute of Foreign Studi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Retranslation introduces competition into the translation of the same book， thus competition exists among different translators of the same literary classics for readers， for market and for positions in translation history. As China’s foremost ancient military study， The Art of War has appealed to translators to interpret the meaning of the text with its openness and response-inviting structure， and its English translators amounted to some dozens， making the competition much more fierce. E.F. Calthrop pioneered to translate The Art of War into English world， and the subsequent Lionel Giles found faults with Calthrop’s translations， criticizing them tastelessly. Such criticism， in nature， reflects the fact that later translators always misread the precursor’s translations with the purpose of reversing their disadvantageous lateness in the competition and clearing the interpretation space for them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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