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答辩状（优秀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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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答辩状 篇一
在现代司法领域，无论是在大陆法系，还是在英美法系，无论是实行当事人主义或是实行职权主义的民事诉讼模式，审前准备程序已经成为各国民事诉讼制度上的一个不约而同的选择，均已经形成各具特色的审前程序。我国的“审理前的准备活动”已经成为我国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针对目前的理论和实践，从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法学理论和法律条文异同进行对比，结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具体规定，以完善我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具体为民事诉讼失权制度（答辩失权制度和证据失权证据）、证据开示与交换制度、设置审前会议制度、建立健全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以便有利于维护程序公正，又有利于提高诉讼的效率与效益，使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更加适应司法现代化的客观需要，健全我国的民事诉讼体系，实现我国民事诉讼的公正、公平、效益的目标。
民事诉讼审前程序是当事人跨入法律大门的第一关卡。作为开庭审理前的诉讼环节，我国尽管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审前准备程序，但仍有与之相类似的规定，即“审理前的准备活动”。我国审前准备活动的特点是法官主导下的从程序到实体的准备，这其中，法官主导下的实体性准备，即全面了解案情，调查必要的证据是审前准备的核心，而且审前准备鲜有当事人参加，即使当事人参加，也经常是法院与当事人的单方面接触，这种做法使法官难以保证中立性和公正性，致使开庭审理形式化。
改革审前准备程序已经成为我国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审前准备程序改革的议论中，前几年，“不经准备直接开庭”的做法为众多学者极力推崇，但实践表明，这种直接开庭容易导致证据突袭与重复开庭，降低诉讼效率，这种方式并不足取。针对目前的理论和实践，笔者拟从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法学理论和法律条文异同进行对比，并结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具体规定，提出几点对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建议。
一．国外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对比研究
在现代司法领域，无论是在大陆法系还是在英美法系，无论是实行当事人主义还是实行职权主义的民事诉讼模式，审前准备程序已经成为各国民事诉讼制度上的一个不约而同的选择，均已经形成各具特色的审前程序。我国一些学者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绝不是偶然的，反映了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国外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的共同点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一）审前准备程序受到高度重视，未经准备程序就不能进入法庭审理和辩论
德国创设了准备法官制度，每一案件在法院系属时就指定一个准备法官，由其专门负责审前准备，并在开庭审理时向会议庭其他法官报告案情（准备法官本身是合议庭成员），以确保审前准备在法院的指挥下进行，并节省开庭审理时间。法国也很早就对民事诉讼准备程序作出了详尽的规定。在日本，修改的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民事诉讼准备程序制度吸收了英美法和大陆法准备程序的长处，充分反映了各国互相借鉴、互相吸收的不断融合的趋势。
（二）审前准备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法庭突袭，确保诉讼公正，提高诉讼效率
审前准备使当事人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进入法庭，从根本上保证当事人享有充分、平等的辩论机会，防止法庭突袭，确保诉讼公正。同时，还可以将当事人之间没有争议的主张和证据排除在法庭审理范围之外，简化法庭审理，加快诉讼进行，提高诉讼效率。
（三）审前准备以当事人活动为主，法官的作用相对弱化
尽管德国和日本的法官在审前准备程序中的作用相对积极一些，但从总体上看，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还是以当事人的活动为主的；由当事人提出主张并确定争点，由当事人收集和提出证据，由当事人决定审判对象（最终进入法庭审理的内容），由当事人决定程序的开始或终结，如此等等。而法官一般以中立的的见证人身份参与审前准备程序，最多也只是一个程序进行的指挥者，一切重大的实体问题均由当事人自己决定，充分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同时，外国审前准备程序和我国的规定有很多不同点：
（一）诉答阶段
1诉讼文书送达。在美国，送达诉讼文书是原告的义务，而中国、德国则是法院的职权行为。但在具体送达方式上，中、德又略有不同。德国的诉讼文书均由法院以职权通过邮寄送达。为简化诉讼程序，双方当事人都由律师时，书状的送达可以由为送达的律师把应交付的书状转交给另一方律师，此即律师向律师的送达。中国目前诉讼文书仍是以法院工作人员直接送达为主，以邮寄、委托送达等为辅。在案件量居高不下、法院辅助人员相对少的情况下，直接送达显然是一种效率低下的方式。
2未提交答辩状的法律后果。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未答辩，在美国和德国均产生失权的效果，将导致法院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作出缺席判决。中国民事诉讼法将提交答辩状作为被告的诉讼权利，被告不提交答辩状的，不影响法院的审理（第113条第2款）；审前不提交答辩状，到开庭审理时再陈述答辩意见，已成为被告进行“法庭突袭”一种诉讼策略。
3诉答方式。美国和德国的诉答方式都体现为“起诉、答辩、反答辩……”的互动过程。德国法的诉答方式还使争点和攻击防御方法明朗化、集中化。中国的诉答方式只有起诉状和答辩状，但法院一般不会在审前送达给被告。就是说，中国的诉答方式是静态的。
4诉答文书的形式要求。在德国民事诉讼中，起诉状、答辩状以及其他诉讼文书非常不拘形式，但它们必须指明各方当事人与法院，包括对诉讼请求的目标，请求的理由的简要陈述和抗辩及要求。预备性诉讼书状必须由一名律师签署，该律师应已经获准在特定法院执业。相比之下，在美国民事诉讼程序中，诉讼书状十分格式化，仅仅提供一些与本案有关的具体情况，并不作出接受证据的提议。而德国诉讼程序中的诉讼书状恰好相反，提议接受某项证据是必不可少的。中国对诉答文书的形式要求与德、美两国比较，更不拘形式。民事诉讼法要求起诉状中写明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证据和证据来源以及证人姓名和地址，在实务中，起诉状内容只要足以立案即可，并无律师签署或附上宣誓书等特别要求。被告则仅需写明答辩意见。
（二）准备阶段
这里的“准备阶段”作狭义理解，即诉答阶段之外的审前阶段。准备阶段是审前程序的重心。只有准备阶段程序化了，审前程序才真正成为相对于“开庭审理”的独立程序。美国的审前准备主要是证据开示和审前会议，德国主要是书面诉讼准备或初步审理，中国则体现在以证据交换为核心的有关审前改革。
德国没有证据开示程序。其理由主要在于：在德国民事诉讼中，一方当事人不能强迫对方披露其所掌握的与诉讼有关的信息。如果当事人不愿提交书证，这一证据只有通过法院的命令方能获得。这一差异与德美两国“开庭审理”方式的不同有关。而在美国，一次性集中审理是当事人证明其主张并辩驳对方证据的唯一机会。证据开示使当事人在进入开庭审理时就已经充分准备好所有的诉讼细节。
尽管我国法律更接近于大陆法系，但在准备程序的建构上，更多的是采用英美法系的术语，但是在中国的法律文化背景下，几乎不可能建立美国法意义上的“证据开示”，而对于“通约性”比较强的“审前会议”，也不可能与德国法上的“初步审理”相提并论。
（三）法官角色
美国法官在审前程序中呈现一定的“消极性”，崇尚当事人主义，但是法官的消极性也是令人满意地控制拖延的关键。与美国相比，德国法官在诉讼中的角色显然是积极主动的，在民事诉讼集中审理的改革中，德国人并没有采用传统对抗制的做法，而是赋予法官更大的指导权，指导双方集中的对争议的问题按时提出诉辨理由与证据。
二．完善我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几点建议
（一）．完善民事诉讼失权制度
失权，即原有权利的丧失。民事诉讼中的失权是指当事人（含第三人）在民事诉讼中原本享有的诉讼权利因某种原因或事由的发生而丧失。和证据的功能，应建立证据失权制度。民事诉讼中失权的正义性原理源于人们对诉讼效率性和时间经济性的认同。诉讼效率和时间的经济性与民事诉讼失权制度的关联点在于，欲求时间的经济性，就必须对诉讼主体的诉讼行为在实施时间上予以限制。民事诉讼失权主要有答辩权的丧失、上诉权和申诉权的丧失、管辖权的丧失、证据提出权的丧失。审前准备程序功能的实现离不开失权制度的保障，因为如果允许证据不受时间限制可以随时提出，答辩可以随时进行，审前准备程序整理争点、证据及防止诉讼突袭的设定意旨就会落空。要使审前准备程序发挥整理争点和证据的功能，应建立答辩失权制度和证据失权制度。
1．建立答辩失权制度。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未答辩，在美国和德国等国家均产生失权的效果，将导致法院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作出缺席判决。例如，《美国联邦地区法院诉讼规则》规定，“民事诉讼从原告向法院提交起诉状时开始”。而被告应诉不仅是他的权利，同时也是他的义务。被告应诉有两种方式。第一是提交答辩状，第二是不提交答辩状，而提交“申请书”（即“动议”），请求法院根据法定理由驳回诉状。《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73条第1款规定，“法院应及时地采取必要的准备措施。在诉讼的任何阶段，法院都应该使当事人为及时而完全的陈述。”同时，当事人亦被课以两种促进诉讼的义务：（1）一般的诉讼促进义务，即“当事人各方都应该在言词辩论中，按照诉讼的程度和程序上的要求，在为进行诉讼所必要与适当的时候，提出他的攻击和防御方法，特别是各种主张、否认、异议、抗辩、证据方法和证据抗辩”（第282条第1款）。如当事人违反一般诉讼促进义务，逾期提出攻击或防御方法，法院有权予以驳回。（2）特殊的诉讼促进义务，即当事人应于法院所定答辩状提出期间或反答辩状提出期间内提出之答辩或反答辩中，依诉讼程度与诉讼程序之要求，在为进行诉讼所必要与适当时期，提出攻击或防御方法。此外，如果原告的事实主张不够明确，被告甚至可以不对起诉作出任何回应，但从实务角度看，对有欠缺的诉讼请求不作出任何回应而坐等法院驳回起诉，是个极其危险的诉讼策略。所以，被告往往会在其答辩状中陈述抗辩，提出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明确标准”，否则原告的陈述将被视为没有争议而被采纳。当法院决定采用书面准备时，它并不事先确定开庭日期，这根以前的情况一样。在送达起诉状的同时，法院仅仅命令被告：一是在其收到起诉状之后两周内，由律师书面通知法院他对诉讼是否提出抗辩。二是在由法院确定的至少两周的期间内，提交对起诉状的答辩状。如果被告没有将其抗辩的意向通知法院，法院就可根据原告的特别请求，缺席判决原告胜诉，这种特别请求可以作为起诉状的一部分提出。当然，法院会在其命令中说明这一点的。
中国民事诉讼法将提交答辩状作为被告的诉讼权利，被告不提交答辩状的，不影响法院的审理（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所以，在中国民事诉讼中审前不提交答辩状，到开庭审理时再陈述答辩意见，已经成为被告进行“法庭突袭”的一种诉讼策略。如果仅要求原告提交起诉状给被告，使被告能充分了解原告的诉讼请求及策略，而不强制被告提交答辩状给原告，则原告无法掌握被告的主张及态度，这种做法违背了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造成双方对抗失衡，某种程度上是放任当事人搞诉讼突袭，使司法公正的实现打上折扣。因此，应将被告人提交答辩状规定为一项诉讼义务。具体要求是：被告人必须在案件起诉、受理阶段提交包含对原告诉讼请求基本态度、诉讼理由、证据材料等内容的答辩状，以使原告在审前了解被告的与案件有关的信息材料。如果被告不依法答辩，则意味着其对原告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的承认，从而在庭审中丧失攻防诉讼手段的权利，承担未提交答辩状的法律后果。
2．建立证据失权制度。由于被告在整理证据时必然提出答辩意见，故在审前程序建构中证据失权问题更为关键。证据开示是指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提供和展示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文件以及与其诉讼请求和抗辩有关的其他材料的审理前程序，目的在于它允许各方刺探对方的证据，并允许各方取得有助于证明其案件的证据，为当事人精确评估自己在审理中的获胜机会提供依据。根据《美国联邦地区法院诉讼规则》，“双方当事人必须主动向对方当事人出示与请求有关的信息和证据。”否则今后将丧失提出证据的权利。法国民事诉讼实行书证优先主义，书证是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证据。在辩论以前将己方书证传达给对方阅读，有利于对方做好攻击防御准备，避免“法庭突袭”，并提高法庭辩论效率。根据法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在审前程序中，必须向对方送达准备书状，传达书证，否则其主张和证据资料将不会被法庭采纳。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是否答辩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在法庭上提出新的证据。因此，从证据方面而言，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认为立法采取的是“证据随时提出主义”。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此进行了变革。其第三十三条规定举证期限可以由人民法院指定，或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第三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同时，《民事证据规定》第四十一条通过限缩性解释方式，对《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新的证据”范围作出严格界定。因此，现在我国司法实务界已经认同并采用“证据适时提出主义”。下一步，应该从立法上加以确定并完善证据失权制度，当事人收集的证据无正当理由未经审前开示交换的，不予质证和认证，即承担证据失效后果。
（二）．建立健全证据开示与交换制度
证据开示是指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提供和展示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文件以及与其诉讼请求和抗辩有关的其他材料的审理前程序。根据《美国联邦地区法院诉讼规则》，双方当事人必须主动向对方当事人出示与请求有关的信息和证据。证据开示要求由当事人提出，不需要法院事先批准。证据开示过程总体上由律师发动，并通过要求与答复形式进行。笔录证言的进行要有法院书记员在场，但通常法官和其他司法官员并不出席。有关证据开示要求的正当性，通常通过协商达成解决。如果这一纠纷通过此种方式不能得以解决可以请求法院作出裁决。证据开示程序纠纷可以由专门负责的法官和助理法官裁断，或由被指派审理该案的法官予以裁定。
根据美国的规定，我国可以进行一下的改革：
首先，对于证据多、疑难复杂案件，在开庭审理前应当通知当事人进行证据开示与交换。证据开示与交换应由预审法官或法官助理主持，或者由预审法官或法官助理引导双方当事人或人相互间进行开示和交换。
其次，证据开示与交换应该在开庭审理前进行。必须改变现行的证据随时提出的做法，明确规定在审前法定期限内，双方必须交换各自所有的与本案有关的证据和信息。当事人收集的证据无正当理由未经审前开示交换的，不予质证和认定，承担证据失效后果，真正实现诉讼的“平等武装”。
第三，对证据开示次数和期限作出规定。这一点可以参照我国民事诉讼法和证据规
则，一般情况以两次为限，特殊情况下，提议方可以向主持预审的法官提出书面申请，适当增加，并限定在一定的期限内。
第四，建立自动出示证据义务及其制裁性制度。这一点，笔者已经在“建立证据失权制度”中详细论述了，此不赘述。
（三）．设置审前会议制度
设置审前会议制度，是指在法院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可在审前会议上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证据，在法院协助下，明确争点，确定证据。《美国联邦地区法院诉讼规则》第16条第1款规定：“在任何诉讼中，法院可以以其自由裁量权命令双方当事人的律师或无的当事人出席为下列目的而举行的一次或多次审理前会议：（1）加快处理诉讼；（2）及早建立连续控制诉讼的管理体制，以免因缺乏管理而拖延诉讼；（3）减少不必要的审理前活动；（4）通过更全面的准备提高开庭审理的质量；（5）促进案件和解。”对于复杂案件，在证据开示程序完成之后和审理之前，法官将会举行一次审前会议。会议由法官及双方律师进行，其目的是通过证据开示程序揭示而使需要审理的问题具体化。人们普遍认为，审前会议对于涉及多方当事人问题的案件的正常有序进行是必要的。
我国并没有关于审前会议的规定，所以我们可借鉴美国的审前会议制度，以进一步完善争点和证据整理程序，法官则可以基于下列目的而组织召开审前会议：（1）减少不必要的审前活动，加快处理诉讼；（2）及早建立连续控制诉讼的管理体制，以免因缺乏管理而拖延诉讼；（3）通过更全面的审前准备提高开庭审理的质量；（4）有利于促进案件和解。双方当事人的律师或无的当事人必须参加审前会议。具体做法是：由预审法官或法官助理和书记员组织双方当事人参与审前会议，明确和固定诉讼争点，排除无实质意义的诉讼请求和抗辩；修改起诉状和答辩状；对诉讼请求进行自认；确定出庭作证的证人及在开庭审理时将要出示的其他证据；确定开庭审理的日期；处理当事人提出的未决动议申请；试行调解以及考虑采用其他专门程序解决争议；有利于促进公正、迅速、经济地处理诉讼的其他事项；等等。
如果当事人或当事人的律师没有遵守日程安排，或者没有遵守审前会议要求的内容，或者没有出席审前会议，或者没有为参加会议进行实质性的准备，或者在审前会议上的表现得毫无诚意等等，一方面法官可以根据当事人的建议，或者依其职权作出其认为公正的制裁命令；另一方面，法官还可以要求当事人或当事人的律师或双方支付因不遵守命令而产生的合理费用，包括律师费用等。通过建立制裁性制度，促进双方当事人及其人遵守审前程序规定，发挥审前程序的功能，提高诉讼效率。
（四）．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中国法院在审判方式改革以前，过于强调调解，以至于硬性规定高调解率。推行“一步到庭”的改革后，改革的重心一向是开庭审理，不少法官有意无意地将庭前调解视为旧审判方式，庭前调解因此备受冷落。近年来，随着民事司法理念的日渐成熟，庭前调解又开始引起法官们的重视。但是总的来说，非诉讼调解机制在中国发展尚处于初步阶段。
司法纷争解决方式多元化是当今国际社会司法改革潮流趋势之一。司法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故其改革目标，除在于促成新的排解纠纷机构的形式和发展外，国家司法机关亦应与其保持某种程度之联系或牵制，共同达成当事人纷争解决之多元化和法律化。美国ADR作为一个能提供快捷和减少对抗的纠纷解决机制，值得我国民事司法改革借鉴。在审前程序充分利用多种替代性解决纠纷方式，乃ADR题中之义。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DR)概念源于美国，原来是指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现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调解是ADR中最为常见和最重要的一种形式，是所有其他ADR形式的基础。调解制度作为我国ADR的构成部分，其未来发展可遵循以下的进路：将调解从现行民事诉讼法中剥离出来，制定独立的民事调解法，对调解的原则、适用范围、调解程序的启动、调解协议的达成等内容作全面的规范。该法作为纯粹的关于调解一般程序的规定，不仅适用于法院调解，而且也适用于仲裁调解和任何民间性质的调解。与此同时，在民事实体法中将和解确认为一种有名合同，赋予其契约的效力，使得当事人单独进行的和解，由法院或者第三者主持下进行的和解，经过法院的确认或核定，都具有可执行的效力。
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八十五条虽然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但在庭前调解阶段，由于案件未经庭审调查、辩论，不能完全查清事实。为了提高司法效率，在不违背现行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当确立经当事人双方同意或经当事人申请，可以在事实没有查清的情况下进行庭前调解，由当事人自行处分自己的程序权利与实体权利，从而提高调解的适用性和效率性。为了使这项工作更加规范，又不侵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庭前调解人员必须履行一个特别告知义务，也就是庭前调解可以尊重双方当事人意愿，可以在基本事实没有查清情况下进行调解；如果双方当事人同意并签字，则直奔主题进行调解。经过调解，双方能够达成和解协议，即可结案。从一些法院实践来看，当事人对这样的调解表现了极大的欢迎。同时，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解释并没有规定法院调解应采用的方式。实践中最为流行的则是所谓“背对背”的调解方式，即法官与当事人各自协商，在双方之间穿针引线，最终促成双方达成一致的意见。这种调解方式由主审法官来实施存在下列两点弊端：首先，“背靠背”的调解所达成的协议大多数是在双方当事人都不知道对方的真是意思的情况下形成的，与调解的自愿合法原则背道而驰；其次，调解人员为了能达成和解协议，利用当事人对法律知识的缺乏和自身的潜在强制力，误导当事人，或给当事人施加压力，扩大对当事人不利之处，或者进行暗箱操作，这样作的结果案件是调解成功了，可在当事人心中确造成了对法律认识上的混乱，从而违背了法院在履行解决纠纷的职责时，还应承担更具有广泛法律意义的确立行为规范的职责。总之，家里完善“调审分离、审前调解”的程序制度和协商解决诉讼纠纷的调解机制，应为构建我国民事审前程序必须考虑的重要环节。
三．结语
审前程序的改革，是一项繁浩的系统工程，必须在几个层面上完成方向性的转变。审前准备程序既有利于维护程序公正，又有利于提高诉讼的效率与效益，在现代民事诉讼中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不设置审前程序，民事诉讼法就难以适应司法现代化的客观需要。纵观外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我国审前准备程序的改革是一个大趋势，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应该借鉴外国的理论和司法实践，互相学习，更加健全我国的民事诉讼体系，实现我国民事诉讼的公正、公平、效益的目标。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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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刚主编：《比较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
贺卫方著：《司法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
肖建国著：《民事诉讼程序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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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艳华著：《试论庭前准备程序的设立》，载于《法律适用》，2000年第6期
民事诉讼答辩状 篇二
论文关键词 民事答辩制度 突袭答辩 审判效率
一、民事被告答辩行为的概念解析
在民事诉讼中，答辩是指一方当事人针对对方向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以及该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进行回答和辩驳，是被告在审理前准备阶段相对于原告的起诉而产生的一种重要诉讼行为。
对于该行为的性质，理论界主要有三种看法：一是传统的“权利说”，即答辩权是被告的诉讼权利，权利是否行使，应由被告自行决定，人民法院不能强迫被告行使答辩权利。二是“义务说”，即答辩是民事诉讼被告必须履行的责任，不履行必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三是所谓的“折中说”，答辩既是被告的一项诉讼权利，又是被告的一项诉讼义务，笔者也赞同这一看法，这既使被告的诉权得到了与原告相平等的保护，又有利于法官及时、准确地确立双方争议的焦点，以提高诉讼效益，可谓双赢。
二、我国民事被告答辩制度的立法现状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在收到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答辩状。被告提出答辩状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之日起五日内将答辩状副本发送原告。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换言之，被告不答辩或者不按期答辩的行为对民事诉讼及被告的诉讼权利都不会产生任何不利影响。可见，该条赋予被告的是一种任意答辩权，被告对于是否向法院提交答辩状享有完全的处分权。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三十二条规定：“被告应当在答辩期届满前提出书面答辩，阐明其对原告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的意见。”该规定对答辩状的内容作了细化，规定了答辩的内容、期限和方式，对《民事诉讼法》答辩制度作了有益补充，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1991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与我国当时所奉行的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相适应，当时法院对于凭借一己之力彻底查清案情有着超乎寻常的自信，立法赋予被告答辩权的目的仅是辅助法院开展调查，既然答辩状对于法院的调查意义不大，自然没有必要强制被告提交答辩状。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可谓百弊丛生，逐渐转变为温和的对抗制模式。2001年12月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正是这种转变在立法上的体现。该规定对《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答辩任意主义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但由于缺乏法律后果的规定，对于被告而言，答辩仍旧是一项没有任何限制的权利，而非强制性的义务。
综上，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对被告答辩的规定相当粗略，与原告起诉条件的规定相比，不仅条文数量很少，而且没有内容、形式、法律后果等方面详细、系统、全面的规制，由此造成了被告答辩行为的随意性、任意性。
三、答辩任意主义的消极影响
（一）有违程序正义原则，造成诉讼双方实质上的不平等
程序正义原则要求诉讼当事人双方的攻击和防御都应使对方当事人能有机会论辩陈述，当事人双方的攻击和防御机会都是对应和均等的。在案件正式立案后，原告的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已经由起诉状副本的送达向被告公开，答辩任意主义客观上纵容了被告利用立法缺陷在开庭审理前不答辩，隐瞒自己的观点和事实理由，呈现出“原告在明，被告在暗”的状态，被告由此取得对原告的信息优势，等到开庭时被告再向原告发动突然袭击。而原告在庭前未能得到被告的回应，对被告答辩观点一无所知，直到庭审时才知晓对方的观点，无法针对被告的观点展开有力的还击。被告就此可能通过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手段取得胜诉的机会，这在实质上剥夺了原告及时、充分地表达意见和进行回击的机会，违反了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
（二）有违诉讼经济原则，影响审理前准备阶段功能的正常发挥
审前准备阶段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争议焦点的整理与确定，从而为进一步举证和开庭审理做好充分的准备，或者是排除没有实质争议的诉讼，尽早结束纠纷，实现审判资源和诉讼资源的优化配置。而被告答辩的任意性、随意性的存在，导致法官无法在庭审前归纳出双方争议的焦点，进入庭审后，因为争点的不明确，庭审调查难以围绕实质内容展开，致使庭审节奏缓慢，案件可能须经多次开庭才能弄清争点，法官的工作量也因此大幅增加。答辩任意主义造成的诉讼迟延、审判效率低下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国各级法院本就十分严峻的“案多人少”问题。
（三）造成原告的举证困难，影响证据规则有效运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第三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同时，第四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不是新的证据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纳。”这些条文构成了所谓的证据失权原则。如果被告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不提出书面答辩，原告无从知道被告的观点和主张，但有碍于证据失权规定的存在，不得不耗费精力，将能够收集到的一切与案件有关的材料全部提交给法庭，这对原告而言是极大的诉累。另一方面，一旦被告在庭审中提出了出乎原告意料的答辩，由于相关证据准备不足，原告通常会要求法院重新指定举证期限，为实现案件事实彻底查明，法院一般会满足原告方的要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其于2007年7月13日公布实施的《关于适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指导意见》中就规定：“一方当事人在开庭前没有答辩而在开庭时陈述答辩意见，对方当事人针对该抗辩要求提交证据的，人民法院可以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如此一来，间接造成了审判效率的降低、诉讼成本的增加。
随着我国民商事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加，审判压力越来越大，进一步提高民事审判效率已成为一种迫切要求。而我国现行的答辩任意主义与提高审判效率的要求背道而驰，引发了法官工作量加重、审判效率低下、诉讼成本上升等一系列不良反应，实有必要重新设计更加完备的民事被告答辩制度以实现审理前准备阶段应有功能的正常发挥，继而提高审判效率，缓解“案多人少”矛盾。
四、我国民事被告答辩制度的完善建议
与我国的答辩任意主义不同，英美法系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虽然在具体的规定上有所区别，但是均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所谓的民事强制答辩制度（亦称答辩失权制度），这个概念最初是在英美法系语境下产生的理论术语，简单地说，民事强制答辩制度是指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应当针对原告所主张向法院提交答辩状进行答辩的一审被告、二审中的被上诉人没有向法院提交答辩状的，应承担答辩权利丧失等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的一项制度，它是当事人权利平等的诉讼理念在诉讼制度中的具体体现。此外，不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均对被告不答辩或者逾期答辩的法律后果、答辩的期限、内容以及例外情况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清华大学王亚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汤维建教授曾前后在2005年的《人民法院报》上就是否应当引进民事强制答辩制度这一议题撰文激辩，目前而言，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引入该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已基本达成共识，笔者认为应当充分考虑我国现有的经济条件、文化背景、司法理念、社会意识，借鉴他国有益经验，建构适合我国国情的民事强制答辩制度。以下是笔者的初步构想，希望能给立法者一些参考。
第一，制作答辩指导材料。原告立案后，法院应当制作答辩指导材料连同起诉状副本等一并送达被告，在答辩指导材料中应向被告详细说明答辩状的制作规范、内容要求、逾期不提交的法律后果等事项。从一开始就由法官进行释明，帮助被告正确理解法律的规定，进而正确地行使诉讼权利。
第二，明确答辩状的形式要件。应当被告以书面方式提出答辩状，经审查确无能力自行书写答辩状的，法官应指定书记员记录被告口述的答辩词或者为其指定法律援助律师，从而提高答辩状的整体质量，以便法官在庭前更有效率地厘清当事人的争议焦点。
第三，给予被告答辩考虑期。规定被告须在收到起诉状及相关证据材料的次日起三日内做出是否答辩的答复，不答辩的应当提交书面弃权书，以避免诉讼时间的浪费。
第四，明确答辩的内容要求。规定答辩状必须有实质性的内容，如对原告所主张的事实或者诉讼请求予以否认的，应当提出相应的证据作为支持。答辩状是否具有实质性内容由法官根据经验进行判断，对于无实质性内容的答辩状视为放弃答辩。
民事答辩状 篇三
「关 键 词起诉状，答辩状，修改与补充
所谓诉答程序是指双方当事人以交换起诉状和答辩状的方法为诉讼开始以及确定诉讼争点的程序。①诉答是民事诉讼的起始程序，由于民事诉讼中奉行“不告不理” 的原则，所以没有诉答程序就没有民事诉讼的启动。而且诉答程序的完善与否也直接影响着整个诉讼的进程，因为只有通过原、被告各自的“诉”、“答”才能明确并固定争点、举证责任及举证范围，才能确保诉讼的公正、效率与顺利执行。可见，诉答程序在整个民事诉讼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一点在英美法系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英美法系国家民事诉讼的当事人的特点主要就表现在包括诉答文书在内的审理前程序上。然而在我国的民事诉讼中，不论是在法学理论界还是在实务界，一直就没有对诉答程序给予充分的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关于诉答程序规定的条文甚少，主要体现在第108 条、第109条、第110条和第113条。其中前3条主要规定了起诉状，最后一条则主要规定了答辩状。而在国外的民事诉讼法典中有关诉答程序的条文规定要丰富、全面得多。《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民事诉讼规则》②（以下简称“《联邦规则》”）中有专章论及诉答文书和申请书，即从第7条到第16条总计十条的内容，相比可见我国关于诉答程序规定的条文数量确实“少得可怜”。虽然“量”少并不必然代表“质”低，但当我们研读我国诉答程序的法律相关规定后并不能得到类似的任何“慰藉”。因为我国诉答程序的条文规定，不仅数量少，而且内容上的不具体、不明确、不全面以及不完善必然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制度实施的软弱无力、低效。笔者拟借鉴先进经验，采取“大炼钢铁”的方式重新塑造我国的诉答程序，去除我国诉答程序这一“旧钢铁”所存在的瑕疵，也就是说，要借鉴美国民诉法中的相关规定，将“旧钢铁”放在“熔化炉”里“熔化”，随后再铸出崭新的、无瑕疵的“钢材”——新诉答程序。基于此道理，笔者将结合美国民诉法关于诉答程序的有关规定，围绕我国诉答程序所存在的制度瑕疵拟构造有中国特色的“与时俱进”的新诉答程序。当然本文更多的在于提出问题，完善、系统的诉答机制有待进一步探讨。
一、有关起诉状
提起诉讼、提交起诉状，是当事人启动诉讼程序的第一法律行为。起诉状是全面、详尽地反映原告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的最基本的诉讼文件，也是法院审查起诉和审判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是对方当事人即被告进行答辩的参照。起诉必须同时具备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这些要件主要表现在起诉状中。《民事诉讼法》有关起诉状的规定集中表现在第108条和第110条，即起诉的条件和起诉状应当载明的事项。这些规定可谓言简意赅，但推敲起来，笔者认为个中疑问层出，而且存在以下漏洞与缺陷：
1、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吗？在我国的民事诉讼中，遗嘱执行人、财产管理人等虽然不是由其直接享有民事权益，但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其有权对这种民事权益进行保护，可以对之加以管理或支配，当这种民事权益遭受侵害或与人发生争执时，他们请求司法保护的依据何在呢？《联邦规则》第17条规定当事人适格，就是提出诉讼的人是真正具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的名义提起。所谓真正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就是对所提出的诉讼具有实体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人。这点规定同我国的相关规定是相似的，即都要求原告必须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但是《联邦规则》第17条还规定了哪些人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为他人的利益提出诉讼。“遗嘱执行人、遗产管理人、监护人、受托保管人、明示信托的受托人，为他人利益订立合同或以自己的名义为他人利益订立合同的当事人，或者经法律授权的当事人，可以为未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起诉。”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这些非真正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的起诉行为，却没有像美国民诉法这样的明确的规定，不能不说是在立法上的一个疏漏。
此外，值得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公益诉讼的问题。所谓的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组织以及个人，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法规，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活动。公益诉讼主要是伴随着环境污染问题诉讼、集团诉讼等现代型诉讼的出现而产生。这些得到法律授权的特定的国家机关和组织、个人提起公益诉讼后，在民事诉讼中处于何种地位呢？是否是案件的当事人呢？美国对此问题采取了扩大当事人适格的办法，从40年代以来美国法律规定，提起诉讼的人不一定受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影响，只要是具有事实上的利害关系（但应是超过一般的关心的性质）的人，也具有当事人适格。③ 可见，美国民诉法对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是赋予其当事人资格的，笔者以为我国民诉法对这一实实在在的问题也不应该回避和犹豫，赋予特殊主体以特殊的当事人的身份是实践的要求。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建议在修改我国的民事诉讼时，对原告的资格应以原则性规定与特殊性规定相结合的方式，将一般的当事人与特殊的当事人都包容在内。因为原告作为民事诉讼的发起人，对其资格的法律规定为避免滥诉局面的出现而不可规定的过于宽泛，但是也不能太保守，致使许多可以提起诉讼的人被拒之于法律的大门之外，致使他们的利益受到侵害而无求助之地，有损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
2、虚列共同被告进行恶意诉讼的问题。由于我国民事诉讼基本的管辖原则是“原告就被告”，所以在有共同被告的诉讼中，决定管辖法院的往往是其中一个被告，故实务中有原告就通过虚列被告的方式来争取有利于己的管辖法院，使本来没有管辖权的法院获得了管辖权。④对此种恶意诉讼我们可以通过加强对起诉证据的审查来制止。但是笔者以为这样会增加原告起诉证据的负担，所以我们可以另辟蹊径。既然存在着有些原告虚列共同被告争夺有利于己的管辖法院的问题，那么我们不妨要求原告对其意愿的法院拥有管辖权进行说明，只要其意愿的法院拥有管辖权具有法律根据，该法院便受理该案件。此种主张主要是借鉴了《联邦规则》第8条第1 款的规定，即：提出救济请求的诉答文书均应包括“简明地陈述该法院管辖权的依据，但法院已经具有管辖权并且该请求不需要新的管辖权依据支持的除外。”
3、原告的诉讼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空泛，不明确。这是实践中存在的另一大问题。有的原告为了争取在法庭审理中获得有利的主动地位，往往采用“突袭” 的诉讼技巧。为了达到此目的，原告往往在起诉中含糊其词，语焉不详，这就给被告答辩带来了困难，被告不能充分的答辩，必然在诉讼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这就造成了平等的法律形式掩盖下的实质上的不平等。对此问题，如我们一味要求原告一方将起诉状中的事实、请求及其根据描述得具体明确，显得难度太大。因为这样要求的本身就涉及到“具体明确”的标准问题，即起诉状中的内容达到何种程度才足以使被告清楚明了，才算是“具体明确”呢？笔者认为，对此可采取换位思考的方式来解决，即：我们不妨以被告的认识为标准，只要其认为原告的起诉状中的内容清楚明确了，法律就不再干涉。那么如果被告认为原告起诉状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够具体明确，该如何解决呢？对此，我们同样可以在《联邦规则》中找到“治病良药”，即赋予被告请求明确陈述诉答文书内容的申请权。被告在接到起诉状后，如果发现起诉状内容不明确而无法回答时，可以向法院提出请求原告提供明确的陈述书的申请，申请中应当明确提出起诉书中不明确的地方及要求的范围。只要法院经过审查认为该申请合法正当，原告对此申请应该予以回复或答辩；如原告拒不陈述，可参照《联邦规则》的有关规定加以处理，《联邦规则》第12条第5款的规定，申请被准许并且法院发出命令通知之后的10日内或法院规定的其他期限内，如果接受命令的当事人不服从法院命令，则法院可以删掉申请书所针对的诉答文书的内容或作出其认为正当的其他命令。我国新诉答程序可借鉴这一规定来提高原告对起诉状的重视程度，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滥诉现象的出现。而且这也是基于对双方当事人的诉权和诉讼权利平等保护要求而设定的，因为我们不能一方面要求被告答辩，另一方面却不给其明确的答辩对象。
二、有关答辩状
原告起诉后，被告就相应的答辩究竟具有什么法律属性呢？其是被告的权利？被告的义务？还是既是权利又是义务？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3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其五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在收到三日起十五日内提出答辩状。同时第2款又规定：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据此可以看出，被告既可以提出答辩状，亦可以拒绝答辩。于是，我国的通说认为，答辩是被告的一种诉讼权利，被告行使该权利与否对其本身并无不利影响。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在第三十二条规定：“被告应当在答辩期届满前提出书面答辩，阐明其对原告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的意见。”从“应当”一词上看，似已将答辩作为被告的一项诉讼义务，但该规定对此义务的法律后果都无任何规定。“如果没有规定制裁的命令，都就没有任何法律义务。”⑤因为从法理学上讲，义务与制裁是任何一个完整法律规范的必备要素。所以说，答辩在我国并不被视为被告的一项诉讼义务，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不真正义务”。
由于我国将答辩定位为被告的一项诉讼权利，这就造成了司法实践中被告随意“弃权”现象。民事诉讼奉行的就是双方当事人平等对抗、针锋相对，通过原、被告各自的“诉”、“答”明确并固定争议焦点、举证责任等。原告自己的主张暴露在被告面前，而被告放弃答辩的权利，致使在庭审中原告只知“己”不知“彼”，被告一旦反击，原告则毫无准备，无以“应战”。这就从根本上使法律的天平发生倾斜，没有了平等的对抗，居中裁判还能确保吗？
所以，笔者建议将答辩作为被告的一项诉讼义务加以规定，更符合公平、公正和效率的诉讼原则。而一旦答辩作为被告的一种法定义务加以规定，则不答辩即应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那么被告不答辩到底应当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联邦规则》第12条将被告在法定期间内向原告送达答辩状规定为被告必须完成的一项诉讼义务，美国民事诉讼奉行的是当事人主义，所以几乎不存在被告不答辩的情况，因而法律没有直接规定被告不答辩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但是我们可以在对美国民诉规则对答辩状的主要内容的规定进行分析后，便可间接得到答案。
《联邦规则》第8条规定了答辩状的主要内容，其主要包括否认和积极抗辩。所谓的否认即是被告对原告所主张的事实的否认，答辩状的主要目的是否认原告在起诉状是所主张的请求。因此，被告在答辩状里除对原告所主张的损害赔偿数额之外，凡是没有否认原告在起诉状里叙述的主张，就视为被告自认。⑥ 据此，在我国的民事诉讼中，如果被告不履行答辩义务，那么原告有权向法院请求作出直接判决，法院经审查，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答辩，可视为被告对原告诉讼请求的直接承认而判决被告败诉，这样做的好处就在于可以使一部分案件解决于审判之前，从而快速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同时减轻法院的工作负担。当然，如果被告在法定期间内未答辩确有客观阻碍，得向法院说明并提供证据证明，同时申请法院驳回原告的直接判决的请求，法院待查证后视情况可作出相应的处理。
答辩状的又一目的是给予被告对原告的请求提供积极防御的机会。所谓的积极抗辩就是指即使原告的主张是真实的，被告也可以以新的事实证明其不承担责任的一种积极的防御方法。例如，原告主张被告违反合同，而被告以新颁布的法律为根据，提出如果履行合同义务就是违反法律的抗辩。所以主张契约的违法性是对违反契约请求的积极抗辩。⑦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以为新的诉答程序应当作如下规定：如果被告未履行答辩义务而原告也未提出直接判决的申请的，则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不得以新的事实来抗辩原告的诉讼请求，如确属存在新的抗辩事实，但被告不能对其不答辩作出合理的解释且无法提供相应证据之时，被告即使提出新的抗辩事实，法院也不予以采纳。被告只能通过判决作出后的其他救济程序如二审、再审来主张其抗辩事实。
这样的做法与有的学者所提出的“答辩失权”制度是有相通之处的，对于答辩失权制度，有人批评道“对被告的要求过于苛刻、严厉”。笔者不以为然，在我国民事诉讼中，被告懈于答辩、马马虎虎、敷衍了事，或者“心怀不轨”故意不答辩以期在庭审中“出奇制胜”等不正常现象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以这样严格的法律规定来约束被告的行为，未尝不是一个好的制约措施。再者，民诉法对原告的起诉同样也有严格的法律规定，所以说法律对原、被告双方仍然是公平的。
我们在规定了答辩为被告的一项诉讼义务之后，我国新诉答程序对答辩的具体内容也应该有相应的规定。因为与起诉状一样，答辩状亦是暴露案件事实，明确争点的重要诉讼文件。原告的起诉状应该具体明确，有理有据，被告的答辩状亦应该观点鲜明，针锋相对。我们可借鉴《联邦规则》第8条第2款的规定对答辩状的要求予以明确化，该款规定，当事人应当以简短明确的措词对对方当事人提出的每一个请求作出抗辩并且自认或否认对于对方当事人的事实主张。同样，如果被告的答辩状未达到法律要求的明确程度，原告也可以向法院提出请求明确陈述内容的申请。对此，我们完全可以直接在新诉答程序中直接吸收，因为这在各国诉讼法中具有共性，不应因国界之限，而抵制对它的引进和吸收。
三、有关诉答文书的修改与补充
原告提交起诉状或被告作出答辩状后，如果原、被告发现新的事实或者发现遗漏了争点，或需要增加新的诉讼请求、追加新的当事人，那么原、被告对其诉答文书可以进行修改与补充吗？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可是我国的诉答程序里有关这点仍是一片空白，这不能不说是我国诉答程序的又一疏漏。
在美国普通法时期的诉答是严格禁止修改诉答文书的，但现在《联邦规则》采用发现程序后，诉答的机制发生了变化。联邦民诉规则第15条规定，当事人随时可以修改和补充诉答文书，并对修改的期间和修改后的追溯效力等作出了明文规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笔者拟借鉴《联邦规则》第15条对我国民诉法中有关诉答文书的修改与补充这一法律空白进行填补。当事人要修改与补充诉答文书，其应该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具有是否准许的裁量决定权。具体可分为对起诉状和对答辩状的修改与补充两类。
对于起诉状，若原告在起诉状送达被告之前提出申请，则法院应予以准许。若在起诉状送达被告之后才提出，法院则要酌情而定。如果原告的申请得到被告的同意，则法院予以准许。反之，则驳回申请。同时，法院在对原告的申请予以准许后，被告亦可提出申请要求合理延长答辩期间，以有充分的时间对修改与补充后的诉状进行答辩。
对于答辩状，因为法律并不要求对其必须进行再答辩，所以说被告要修改与补充答辩状，可以在其送达之前进行，亦可在其送达之后进行。但是对于“送达之后”这个期限，如果一直延伸到临近开庭审理再进行，则明显不利于原告方作准备。所以说可参照美联邦民诉规则规定一定的时间限制，如《联邦规则》第15条第1款规定：如果诉答文书是不允许应答的诉答文书，并且诉讼还没列入审判日程表，则当事人可以在送达后20日内作一次修改。
对诉答文书进行修改后，我们不能不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当事人增加新的请求或新的当事人，那么这种修改的效力是否追溯到起诉时呢？答案在于法定时效期间内对方当事人是否接到将提出新的请求的通知。如果没有接到通知，则修改内容不能追溯到起诉时，处理新的请求和新的当事人应适用与原请求和原当事人不同的标准。在第一种情形下，如果新的请求与原来的请求属于同一诉讼原因，或者都是同一交易或事态所产生的应允许修改。（这时实际上是）法律推定对方得到通知，因为修改点与原先的诉讼文件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在第二种情形下，上述推定不能适用。新增加的当事人必须在时效期间完成之前得到某种方式的通知并且知道，如果当事人没有差错他本来会被指定为当事人的。总的说来，增加新的当事人受到严格的限制。⑧
《联邦规则》对当事人修改与补充诉答文书的时间规定的过于宽泛，甚至连开庭审理阶段也允许。如《联邦规则》第15条第2款规定，在开庭审理阶段，也允许当事人为使诉答文书与证据相一致而对诉答文书进行修改。笔者认为，我国诉答程序中对诉答文书的修改与补充的期限应该限定在开庭审理之前。在我国推进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今天，及时高效、连续集中是庭审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如允许当事人在庭审阶段对诉答文书进行修改与补充，要么会使对方没有应对的准备而存在实质上的不公平，要么就会使诉讼拖延、不连续审理，从而不利于审判方式的改革。所以，在我国民事诉讼还未健全起一套科学完整的诉讼机制之前，对美国诉答程序中的关于诉答文书的修改可以延伸至庭审阶段这一法律规则，不应照搬照抄，而应限定在庭审之前，从而体现出中国特色。
结束语
《联邦规则》中的诉答程序当然也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但在我国的民事诉讼的诉答程序如此“贫瘠”的境况下，我们还是有必要借鉴他国的成功经验以补己之短的。笔者在归纳研读美国诉答程序所获启示的基础上，提出了重构我国诉答程序的设想，旨在达到抛砖引玉，并引起法学界同仁对我国诉答程序进行更深入探讨的效果。
注释：
①白绿铉：《美国民事诉讼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②白绿铉：《美国民事诉讼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83—302页。
③白绿铉：《美国民事诉讼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
④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诉答制度的重构——兼论与民事证据制度的和谐》，载《人民法院报》2003年4月28日。
⑤李肇伟：《法理学》，台湾中兴大学1979年版，第306页；转引自程德文：《刑事证人出庭制度的问题与出路》，2003年全国诉讼法学年会论文。
⑥白绿铉：《美国民事诉讼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页。
⑦白绿铉：《美国民事诉讼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
民事诉讼答辩状 篇四
关键词：应诉管辖；应诉答辩管辖；协议管辖；民事诉讼
中图分类号：DF97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5.0025
一、应诉管辖的立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应诉管辖主要体现在2013年1月1日实施的《民事诉讼法》第127条，该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该规定体现了我国民事诉讼法不再区分涉外案件和国内案件而一律承认适用应诉管辖制度。该制度的恰当运用关系到受诉法院是否有审判权，以及是否构成上诉、申请再审等法定理由，对民事诉讼程序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基于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们难以界定应诉管辖的构成要件，即对“未提出管辖权异议”、“应诉”各要素及其表现无法根据现行规定有一个明确的预知。因此，我们必须对应诉管辖的界定、构成要件及其价值予以阐释。
在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或地区也都规定了应诉管辖制度。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被告在第一审法院没有提出违反管辖的抗辩并对本案进行辩论，或者在辩论准备程序中不提出管辖异议而进行陈述时，该法院有管辖权。”[1]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25条规定：“被告不抗辩法院无管辖权，而为本案之言词辩论者，以其法院为有管辖权之法院。”[2]
由以上国内外的相关规定可看出，虽然受诉法院对案件享有管辖权是一个合法的诉讼的必备条件，但随着对诉讼经济目标追求的国际化，各主要国家和地区开始适用应诉管辖制度。它是因诉讼当事人的行为而产生的法院管辖权的一种诉讼法律行为制度。法律行为必定有行为主体、行为时间、行为的内容。只有确定了行为的构成要素，才能判定当事人的诉讼行为是否构成应诉管辖并使之受法律效果的约束。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27条清晰地规定了应诉管辖制度的前提条件。应诉管辖制度规定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编第十二章第二节的审理前的准备中。由此可知，应诉管辖产生的前提条件是受诉人民法院已经受理了案件但该人民法院对案件实质上并无管辖权，即“管辖错误”。有无管辖权的判断乃是根据民事诉讼法中有关管辖的规定予以判断，其标准清晰明了不至发生歧义而难以运用。再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移送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受移送的人民法院认为受移送的案件依照规定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不得再自行移送”，如果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在受理案件后已经自行发现了其无管辖权的事由，则应当依法移送管辖。因此，根据我国现行立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对受理的案件没有管辖权且没有发现自己无管辖权或者虽然发现了自己无管辖权而未依法移送，且不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是适用应诉管辖制度的前提条件。但是，在行为主体、行为内容等方面则缺乏明确规定，也没有司法解释对此阐明[3]。
因此，界定清楚何为应诉管辖至关重要。
二、应诉管辖的界定
如何界定应诉管辖制度，首先应明确它与应诉答辩管辖的区别。对此，学者的看法也不一致。有人将之称为默示协议管辖，是指双方当事人之间既无独立的管辖协议，合同中也没有选择法院的条款，同时也没有任何口头承诺，原告向无管辖权的法院，基于被告的特定行为，推定该法院对案件享有管辖权的制度。各国民事诉讼法对其适用范围基本不作限定。但是，如果应诉管辖是一种协议管辖的话，其结果势必导致协议管辖适用范围的无限扩大，从而违背其法定的限制范围[4]。还有的认为，它是指原告向无管辖权的法院，被告没有抗辩受理诉讼的法院无管辖权而应诉答辩的，则该法院视为有管辖权的法院。学说上通常认为应诉管辖是合意管辖的一种，又称为默示的合意管辖、拟制的合意管辖，对应诉管辖的这种性质定位，笔者认为似有不妥，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意旨[5]。
应诉管辖与应诉答辩管辖的不同，还体现在二者在当事人未提管辖异议的基础上，还需要当事人进行应诉或应诉答辩行为，才可成立，很显然，二者比无异议管辖要求的条件更为严格。在我国，管辖权的法定异议期为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如果当事人未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内提出管辖异议的，即为无管辖异议，即可成就无异议管辖，法院获得案件的管辖权[6]。
笔者认为，具体说来，我国所规定的应诉答辩管辖与应诉管辖并不相同，这主要体现在：第一，既然法律选用的词语为“应诉答辩”，而非“应诉”，很显然，应诉与答辩是两个具有不同意义的词语，否则法律就没有必要将二者并列规定，在此情况下，不能将“应诉答辩”强行解释为应诉，否则，就有悖法律的文意。第二，虽然法律上对何为应诉、何为答辩并无明确的界定，但二者的区别还是相当明显的。如前所述，在规定有应诉管辖的国家和地区，通常将应诉管辖中的“应诉”界定为在开庭或开庭准备程序中，对于诉讼标的或法律关系存在与否而作的陈述或辩论。如果被告未在应诉期日中出庭，而只是提出记载本案辩论的书面准备，那么不构成此处的应诉。因为被告应当有不到无管辖权法院出庭的权利。如果将应诉理解为被告对于诉讼的回应，那么，应诉既可以表现为提交答辩状，亦可以表现为被告参与开庭审理。相比于应诉，答辩的内涵则相对清晰，主要是指被告对原告所提出的实体请求的答复及辩论意见，在时间阶段上，既可是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内的书面答辩，亦可是被告在开庭时进行的口头答辩。因而，相比于应诉管辖，应诉答辩管辖加入了答辩的条件，很显然，其更注重于被告对于原告实体请求的回应，而非仅仅对诉讼的回应，比如，在被告出庭之后不发表任何意见的情况下，是否构成应诉，则需要视法律的具体规定而定，但不构成答辩则是确定无疑[6]。
如何解释适用应诉管辖的问题，有些情况下还不限于“送达-答辩期届满”这个阶段。司法实践常见到被告接受送达后并不进行答辩，只是在答辩期届满之后甚至开庭时才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作出回应。考虑到应当把《民事诉讼法》第127条第2款规定的当事人不提管辖权异议却“应诉答辩”理解为应诉管辖成立的一项条件，关于被告对原告的在程序的什么阶段以何种方式作出回应，就有了若干需要解释的问题。一般而言，只要过了答辩期，如果被告对原告的作出既有针对实体问题的答辩反驳也包括管辖权异议的回应，无论其是以书面还是口头形式、也不管是在庭前准备还是在正式开庭的场合，都应解释为符合“未提出管辖权异议，并应诉答辩”的条件，成立应诉管辖[7]。
三、应诉管辖的构成要件
在讨论我国应诉管辖制度的优劣之前，首先应明确其构成要件以及适用范围，从而对该制度产生直观的印象。
（一）应诉管辖构成的三个要件
关于构成要件，通说认为，应诉管辖包括3个要件：（1）原告向无管辖权的一审法院提讼。（2）被告不抗辩法院无管辖权而应诉答辩。（3）原告提起的诉讼不属于专属管辖的诉讼。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存有争议的即是第二个要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27条关于应诉管辖的规定只提及“应诉答辩”，并未明确规定应诉答辩的内容和形式。多数学者都认为应当是对诉讼标的的答辩，仅是对诉讼程序问题的答辩并不能构成应诉管辖[5]。
对此，笔者不同意上述的构成要件，根据现行立法和理论观点，应诉管辖的构成应包括如下五个要件：
1.原告时所选择的法院，原本对案件没有管辖权依据。因为应诉管辖的效果是因为原告的行为和被告的应诉行为而使得原本没有管辖权的法院获得管辖权。如果原告向法律明文规定有法定管辖权的法院或者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院，那么不适用应诉管辖制度，其管辖权参照其他管辖制度。
2.仅适用于第一审案件。应诉管辖不适用于第二审民事案件、重审和再审的民事案件，因为应诉管辖制度要求根据当事人的行为推定，而此三类案件只能依照法律的明文规定进行管辖
3.其他法院不具有专属管辖权和级别管辖权。首先，因为专属管辖涉及到公共利益，不因当事人的特定行为而变更管辖。就国内案件，民事诉讼法第33条对不动产纠纷、港口作业纠纷以及继承遗产纠纷分别规定了受诉法院。《民事诉讼法》第266条特别规定了涉外案件的专属管辖；其次，由于应诉管辖解决的是地域管辖的问题，因此不得违背有关级别管辖的规定。即没有相应的级别管辖权的法院不得因为被告应诉的特定行为而审理原告所的案件。
4.被告需要采取特定的诉讼行为。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消极行为，即被告没有在举证期限内提出管辖权异议。如果被告在举证期间内对法院的管辖权提出了反对意见，那么该法院就不可以通过应诉管辖制度而获得管辖权。二是积极行为，即被告应诉答辩，是指对案件实体问题而非程序问题的答辩。应诉答辩的具体方式可以是提出书面答辩状、提出反诉、出庭应诉等[8]。被告的应诉答辩行为，实际上是双方通过自己的行为，承认了法院对案件具有管辖权。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诉答辩也应被看作是通过双方的行为推定为协议约定管辖的存在。另外，应当特别注意的是，被告就管辖权异议提交答辩状的行为不能视为其认同法院具有管辖权。
5.应诉管辖必须遵守公共秩序，不得损害公共利益以及第三人的利益。如果诉讼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为了损害公共利益以及第三人的利益，则不符合应诉管辖设置的目的。这5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才可以认定为应诉管辖。
由上述5个要件可看出，应诉管辖与合意管辖也不同。我国合意管辖的规定在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后，统一了涉外与非涉外案件的规定。通说认为，我国合意管辖适用要件主要有以下几个： （1）适用的案件范围是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2）当事人仅能就一审管辖法院进行协议。（3）当事人可以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4）当事人选择的管辖法院必须明确且只能选择一个法院。（5）不得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6）需采用书面形式[5]。
（二）应诉管辖的适用范围
在此，应当强调的是，应诉管辖制度只适用于财产权争议类案件。应诉管辖制度的设计是基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的目的使得对案件本无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取得对案件的管辖权，从而补足了诉讼要件不足的瑕疵。每个人都是自己权利和义务的主宰者，不能被他人任意支配和滥用。人既为权利主体，享有法律上的行为自由，自然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9]。管辖制度的设计理念是从保障当事人的自由选择权出发，集中体现了意思自治的原则。应诉管辖制度是因为当事人采取的特定行为而产生民事诉讼上的效果，这充分体现了民事诉讼当事人对自己享有的权利可以进行处分和收益，而我国采用立法的形式加以尊重和保护。但是，当事人的行为并非完全自由。财产权设立的目的是确保个人对自己的私有财产可以自由地使用、收益和处分，并避免遭受公权力或第三人的侵害，使其可以维护个人自由的实现、保护个体人格的发展。民事主体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财产权权利，但人身权则不仅是当事人个人的权利，而是关乎整个社会的公序良俗，所以行为自由的形式必须要符合社会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有关要求。另外，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对当事人严格限制其对人身权的处分。因此，人身权争议案件不适用应诉管辖制度。我国的立法采取此种立法例，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3]。
四、应诉管辖的价值
新《民事诉讼法》贯彻了提高诉讼效率和节约司法成本的价值取向，将科学、高效、自由、民主等价值取向融入其中，应诉管辖设置的目的也是如此。所以，理解和适用新《民事诉讼法》的应诉管辖制度要以这些价值取向为基础。
（一）保持程序稳定性的必然要求
程序是解决民事纠纷的一项规则，除非程序上的错误或瑕疵严重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会对案件的处理结果产生错误的导向，否则一旦开始，就应当有条不紊、持续稳定地运行。因为管辖制度的基础是司法公正，理论上要求每一个法院审理案件都是公正的。因此，如果受诉法院仅仅因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或者疏忽审查等原因，而并非故意将不属于本法院管辖的案件立案受理的，则对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无实际危害。基于此，当事人对于此类案件已被法院受理应诉的，则应当维持并尊重已经趋于稳定的程序。
另外，保证程序的稳定也就提高了诉讼的效率。因为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如果把法律关于有管辖权法院的规定看作是权利的初始配置，那么只有在改变法律的这种初始配置的产值增长多于它所带来的成本时，改变现有法律规定的管辖法院的行为才有可能发生。如果是双方当事人基于真实的合意而选择本无管辖权的法院来审理彼此之间的诉讼，对于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双方当事人来讲就是他们共同认为，改变法律预先对管辖权的分配能够带来产值的增加或减少诉讼的成本，这种选择就是有效率的[10]。美国著名法经济学家波斯纳认为，尽管效率没有被定义为只有自愿交易才能产生的东西，但有证据支持的一个观点是，只有在实际上奉行自愿交易时，支付意愿才可能被很可信地得以确认。在按照自愿交易转移资源的地方，我们才可能有理由坚信这种转移包含着效率的增长[11]。因此，如果改变法律对管辖权的初始配置是在其了解相关信息的情形下的自主选择，此时成立应诉管辖就是有效率的。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选择法院诉讼一般是因为对司法的信任，法院受理了当事人的诉讼无疑是更进一步增强了当事人对诉讼利益的内心确信和对司法权威的尊重[12]。这也体现了“程序法则毫无疑问将维护和贯彻判决的结果，顺应法的安定性要求作为一大特点”的原则[13]。
（二）意思自治原则的需要
应诉管辖的设置由私权的本质属性――意思自治原则所决定的。民事权利属于私法管辖的领域，在民事诉讼活动中贯彻和执行意思自治原则有利于维护司法秩序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因此，如果原告以的方式或被告以应诉的方式表明其愿意接受由该法院进行管辖，那么，受诉法院也就应该继续审理该案件。但是，也需要平等地保护国内外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我国在涉外诉讼中规定了应诉管辖制度，而2012年之前的民事诉讼法在国内诉讼中并没有关于应诉管辖制度的相关规定，这样的立法现状使得同属于私法自治领域的国内案件当事人与涉外案件当事人在法院管辖问题上没有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这本身就与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理念相违背，也造成国内诉讼与涉外诉讼在制度设计上出现明显的步调不一致不协调、地位不平等的情况。但是，新的民事诉讼法弥补了这一方面的不足。
（三） 国内外诉讼当事人的平等保护
我国在涉外诉讼中规定了应诉管辖制度，而2012年之前的民事诉讼法在国内诉讼中并没有关于应诉管辖制度的相关规定，这样的立法现状使得同属于私法自治领域的国内案件当事人与涉外案件当事人在法院管辖问题上没有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这本身与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理念相违背，也造成了国内诉讼与涉外诉讼在制度设计上出现明显的步调不一致、地位不平等的情况。新的民事诉讼法的及时更正，较好地弥补了这一方面的不足。
五、我国应诉管辖制度的完善
在我国，应诉管辖制度具体运行机制体现为：第一，案件在立案后到宣判前，如果法院发现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则应及时告知原被告，只要双方均明确表示愿意由受诉法院继续审理的前提下，受诉法院就依法当然地拥有了管辖权；第二，案件在立案前，如果法院发现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则不得立案，当然，合同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在诉前达成管辖协议的除外；第三，案件宣判后，如果法院发现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由于法院未能对于管辖予以释明，则依照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权以管辖错误为由申请再审[14]。司法解释主要体现在2015年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5条规定：“当事人在答辩期间届满后未应诉答辩，人民法院在一审开庭前，发现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裁定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第39条规定：“人民法院对管辖异议审查后确定有管辖权的，不因当事人提起反诉、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等改变管辖，但违反级别管辖、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或者按第一审程序再审的案件，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审查。”
由上可知，虽然我国已经建立比较完善的应诉管辖制度，但如果在各种情况下发生的管辖错误都会在立法中所承认，没有区别地通过应诉管辖的方式来解决管辖错误的问题，有可能会导致对应诉管辖机制的不当利用，并在地方保护主义成为司法实践中无法回避的现实时[15]，会诱发审判结果的不公平、不正义，使得其产生的后果无法获得弥补和救济。有的原告为了在特定法院获得有利于自己的判决，而故意制造错误管辖的事由，甚至故意选择错误的法院使该法院获得错误的管辖权。如果在规定应诉管辖制度时候不考虑这些问题，完全有可能促使当事人恶意制造管辖错误的事由，恶意利用应诉管辖制度来获得自己不正当的利益。故需要针对该制度存在的问题，从如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
（一） 应诉管辖制度的位置
法律条文的位置决定了其适用范围以及其发生的诉讼阶段。有关应诉管辖的规定更应该放在《民事诉讼法》地域管辖一节下的合同协议管辖之后。因为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将应诉管辖制度的规定条文放在审理前的准备中，易让人产生误解，会以为应诉管辖是发生在法院受理案件后到法院审理前的诉讼程序的一部分，而非管辖权的类型。对此，2000年由中国国际私法学会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将第48条“被告自愿出庭”置于第二章“管辖权”第五节“关于管辖的其他规定”当中，而且同样位于第47条“协议管辖”之后。“被告自愿出庭”置于第二章“管辖权”第五节“关于管辖的其他规定”当中，而且同样该规定位于第47条“协议管辖”之后。
（二） 应诉管辖的案件类型
就该问题而言，目前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应诉管辖和协议管辖同属于任意管辖的范畴，因此在立法上，两种管辖制度所适用的案件类型必须一致。可以通过应诉管辖制度获得管辖权的案件，必须也是可以通过协议管辖的方式获得管辖权的案件。这种观点的认识多半是基于应诉管辖是协议管辖的一种方式，可以通过默示协议管辖的方式实现应诉管辖的目的。实际上，如果立法规定专属管辖以外的案件都可以适用应诉管辖，那么，只要在不违背公序良俗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作为任意管辖的两种管辖类型，应诉管辖和协议管辖在客观上适用的案件类型必然相同。另外，有学者认为，可以通过应诉管辖而获得管辖权的法院的案件，与协议管辖的案件类型不一定相同。因为管辖错误在任何法院都有可能发生，如果设置案件类型的限制，会导致管辖错误不能得到及时的纠正，从而损害当事人的正当权利和合法利益。
事实上，应诉管辖是发生在法院的管辖错误之后，可以通过应诉管辖的方式解决管辖错误的问题，使得造成的不利后果可以得到及时的救济和弥补，故不应该人为地设置范围限制。因此，在立法上，应诉管辖的案件类型可以不需和协议管辖一致，协议管辖的案件范围受到限制，不必运用到应诉管辖的案件范围上。
（三） 应诉管辖的阐明义务
1.传统的态度。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关于应诉管辖法院是否需要履行阐明义务存在两种立法情形。
其一，如前所述，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2条：“被告在第一审没有提出违反管辖的抗辩并对本案进行辩论，或者在辩论准备程序中不提出管辖异议进行陈述时，该法院拥有管辖权。”又如，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25条：“被告不抗辩法院无管辖权，而为本案之言词辩论者，以其法院为有管辖权之法院。即无论被告是否知道受诉法院是否享有管辖权，只要不提出管辖异议而进行应诉答辩的，法院就应该管辖此案件。”[16]由此，我国部分学者认为，应诉管辖应当以被告在一审当中不提出违反管辖的抗辩而对本案进行应诉或答辩为前提。
其二，《德国民事诉讼法》第504条规定：“如果初级法院在事务管辖或土地管辖都没有管辖权，应在本案辩论前就此点向被告指出，并告以不责问而进行本案答辩的结果。即在受诉法院明确告知被告其没有管辖权的情况下，被告仍然坚持应诉、接受管辖的，则受诉法院依然应当继续审理该案件。”故部分学者认为，除了要求以被告在一审时不提出违反管辖的抗辩而对本案进行应诉或者答辩为前提之外，还要求法院在本案辩论之前应当向被告提出并告知他们应诉答辩的后果。
因此，也有观点认为，从上述两种立法模式来看，第二种即德国民诉法设定法院告知义务的规定更加适应我国国情，其有利于充分保障人权，并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这能够节省司法资源、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另外，在《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有多数学者认为，我国公民法律意识水平普遍偏低，需要法院予以阐明。因此，虽然现有立法没有明确的规定，我国法官在解释和运用应诉管辖制度之时，应当借鉴德国的有关规定，将告知管辖错误作为应诉管辖的构成要件，要求法院在本案辩论前就该问题向被告履行阐明义务[17]。
2.欧盟法相关规定对我国的启示。2012年修订、2015年生效的欧盟新《布鲁塞尔条例I》第26条第1款规定：“除了通过本条例其他条款确立的管辖权之外，被告应诉的成员国法院具有管辖权。当被告应诉是为了提出管辖权异议，或者另一法院根据本条例第24条拥有专属管辖权时，则本款不再适用。”其第2款特别规定，就条例第3节（保险合同纠纷的管辖权）、第4节（消费者合同纠纷的管辖权）以及第5节（劳动者合同纠纷的管辖权）所涉及的事项，当投保人、被保险人、保险合同受益人、受损害的当事人、消费者或劳动者为被告，法院在根据第1款确立管辖权时，应确保告知被告有权就法院行使管辖权提出异议，以及其应诉或不应诉所能发生的后果。
该条最大的特点不是法院的履行释明义务，而是其仅仅针对弱者，以体现特别保护弱者的理念。而在确立应诉管辖时法院对弱者履行阐明义务的实质是将实体法中的保护弱者原则引入到民事诉讼当中，能够有助于实现弱势一方当事人的公平与正义。故出于公平和效率之间平衡的考虑，可以效仿欧盟新《布鲁塞尔条例I》的规定将应诉管辖当中的释明的情形限于弱者作为被告所参与的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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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答辩状范文 篇五
民事答辩状是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或被上诉人根据民事状或民事上诉状单方面的内容，针对原告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或上诉人提出的上诉请求作出复答，并依据事实与理由进行辩驳的法律文书。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在收到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答辩状。被告提出答辩状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之日起五日内将答辩状副本发送原告。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民事诉讼的第一审被告人或第二审被上诉人提出答辩状，是其所享有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目的在于充分阐明答辩人的观点和主张，使人民法院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案件的真实情况，以利于对案件的处理。民事答辩状根据提交的审级不同，分第一审答辩状和第二审答辩状两种。
二、格式、内容及写作方法
民事答辩状由三部分所组成，即首部、正文和尾部。
民事答辩状的首部。
(一)首部
首先写明答辩人的基本情况，事项与民事状相同；其次要写明答辩事由。
(二)正文
主要在于阐明答辩的意见和理由，揭示对方提出的请求及 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的不当之处，提出相反的事实和证据，说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主张的正 确性，并列举有关法律的规定，以求得人民法院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此外，对其中涉及 到举证事项，还应当具体写明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及其住址。
(三)尾部
应写明致送的人民法院，由答辩人签名或盖章，注明答辩日期，并在附 项中写清答辩状副本有关证据材料的份数。
三、注意事项
制作民事答辩状，特别注意的是要有针对性，一是要有的放矢地予以说明、反驳和答解；二是在答辩中同时阐明自己的观点、主张和根据；三是根据依法论辩，不能无理狡辩，如果对方的指控或上诉的确有理，并有事实根据，不应当一概否认，需要解释的可以作解释性说明 。
【 范 式 】
民事答辩状
答辩人：
答辩人因××一案(或：辩人因×××对××一案所提上诉)，提出答辩如下：
此致
×××人民法院
民事诉讼答辩状 篇六
根据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注：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民事诉讼规则共11章86条，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民事诉讼规则和美国联邦证据规则是美国联邦法院系统审理民事案件所依据的主要程序规则。）美国民事诉讼在开庭审理前主要由诉答程序和证据开示两个主要阶段组成。
一、关于诉答程序
所谓诉答（pleading）是指在法庭正式开庭审理案件之前，法院受理案件，当事人之间交换诉状和答辩状的诉讼程序。就整个诉讼程序而言，诉答程序是法院受理当事人的起诉从而使诉讼开始的程序。
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3 条规定：“民事诉讼从原告把诉状提交给法院时开始。”当事人向法院提交诉状后，法院书记官签发传唤状，由原告直接向被告送达诉状。原告人的诉状除记载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和受诉法院外，还应记载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必须扼要地说明法院的管辖权及其法律根据。联邦法院是限定管辖权的法院，只有在对诉讼具有事物管辖权的情况下，才能受理案件。因此，原告必须在诉状中明确记载其请求所依据的联邦法律根据。
2.原告人应简明扼要地说明其有权得到救济的请求。但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9条规定的几种特别事项的诉答除外。（注： 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民事诉讼规则第9条对当事人能力、欺诈或错误事实主张、 停止条件的履行或成就的否定、公务上的文件或行为、国内外法院、司法或准司法审判庭、委员会或官员的判决或决定、时间和地点的主张、特别损失的赔偿、海事法院管辖范围的请求等，规定了专门需要详细记载的事项。）
3.原告人要求法院作出救济判决的请求。（注：在通常情况下，英美法系的救济方法是指普通法的金钱赔偿和衡平法的金钱以外的禁止令等救济方法。）如果原告人在诉状中不提出要求法院作出具体救济的方法，对方当事人可以根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2条的有关规定，以没有明确记载救济请求为理由申请驳回其起诉。
根据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2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被告人应当在接到传唤状和诉状后的20天内向对方当事人送达答辩状。答辩状应简明扼要地记载对原告提出的各种请求的抗辩，并且必须自认或者否认对方的主张。
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将被告人在法定期间向原告人送达答辩状规定为被告人必须完成的一项义务。这与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有较大差别。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3 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在收到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答辩状。被告人提出答辩状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之日起五日内将答辩状副本发送原告。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可见，我国民事诉讼法将被告是否提交答辩状简单地规定为被告的诉讼权利，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民事诉讼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权益之争，我国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平等，平等包括当事人权利的对等。原告向法院提交起诉状，被告向法院提交答辩状，并通过法院向对方当事人送达，正是体现当事人权利平等和对等的重要方面。过去一些学者认为，“答辩是被告的诉讼权利，他可以答辩也可以不答辩，既可以在准备阶段答辩，也可以在诉讼的其他阶段答辩。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注：参见常怡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3页。）也就是说， 被告是否提交答辩状并不影响被告答辩权的行使，不影响法院对案件的审理。这种单纯的从保护被告的角度来配置民事诉讼权利的观点，是一种过时的、违背民事诉讼当事人权利平等原则内在要求的观点。民事诉讼不同于刑事诉讼，在民事诉讼中贯彻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告对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和所依据的事实、理由要么承认（承认，按承认规则处理），要么反驳，被告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并提出相应的事实和证据，既是被告享有的辩论权，同时也是被告的举证责任（否则，被告要承担不利于自己的法律后果），也就是说就民事诉讼而言，被告提交答辩状进行答辩既是被告的权利又是被告的责任，被告是不能放弃的。这与刑事诉讼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刑事诉讼中公诉人承担举证责任，被告人没有证明自己无罪或罪轻的责任，被告人的辩解是一种纯粹的权利设置。因此，不能将刑事诉讼中原、被告人诉讼权利的配置简单地套用到民事诉讼中。
问题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同在民事诉讼中被告答辩是被告的责任，那么被告在什么时间开始答辩才是最佳的程序设置，才最能反映民事诉讼的内在要求呢，是在起诉与受理阶段还是在庭审阶段？当然应放在起诉与受理阶段。这是因为，只有在被告收到原告的起诉状附本后，适时地提交答辩状，才能在开庭前让原告也了解被告的主张及其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才能使当事人双方均明确所争执的焦点以及各自持有的证据和理由。这样才能保证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阶段，当事人双方都能够围绕争论的焦点进行举证、质证和辩论，防止任何一方在法庭上搞突然袭击，才能保证法院的审判建立在客观公证的基础上。
由此可见，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3条的规定应进行相应的修改， 应将被告在法定期间提交答辩状由被告的诉讼权利改为被告的一项诉讼义务（权利与义务）。
根据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8条第2款的规定，被告的答辩状应包括以下内容：
1.对原告所主张的事实加以自认或否认。第8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应当以简明的措词对每一请求作出答辩，并应对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加以自认或否认，”“否认应明确地针对被否认的主张的事实。”
据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8条第4款的规定，被告在答辩状中对必须回答的诉答书状中的一切主张，除了关于损害赔偿金额的主张外，如在答辩状中没有否认，即视为自认，这对于被告来说将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因此，被告答辩状的主要目的就是否认原告在诉状里所主张的请求。同时，在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8 条中还相应规定了几种具体的否认方式。
2.积极抗辩。积极抗辩是被告积极防御的一种手段。它是指即使原告主张的事实是真实的，被告也可以以新的事实或法律证明其不承担责任，例如，原告主张被告违反合同，而被告以新颁布的法律为根据，提出如果履行合同就是违反法律的抗辩。（注：参见白绿铉：《美国民事诉讼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61、86页。）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8条规定了多种具体的积极抗辩事项， 其目的是事先向原告通知被告所主张的新的事实，让原告有所准备，以防止被告在法庭上突然袭击。
二、关于反诉和交叉请求
反诉是被告攻击和防御兼而有之的一种诉答方式。因此，如果被告能在答辩状中提出反诉就可取得攻击和防御兼顾的效果。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3条第1 款规定：“答辩人对对方当事人所有的请求只要该请求是对方当事人的诉讼标的的法律行为或事件产生的，并且对其裁判不需要法院不能取得管辖权的第三人出庭时，应作为反诉提出。”在美国民事诉讼中反诉又分为强制反诉和任意反诉两种形式，如上款的规定就属于强制反诉的范畴。强制反诉是指对原告的请求基于相同的“诉讼标的的法律行为或事件”而必须提出的反诉。如果被告不提出这种反诉就视为放弃请求权，不能基于该请求再提出独立的诉讼。规定强制反诉的意义在于在一个诉讼程序中尽可能审理与本诉有关的更多的请求，既可以节省费用和时间，又可以避免对同一法律行为和事件所产生的不同请求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判。任意反诉是指并非基于“对方当事人的诉讼标的的法律行为或事件”而提出的反诉，（注：参见《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民事诉讼规则》第13条第2款。）这种请求既可以作为反诉提出， 也可以作为独立的诉讼提出，不提出这种反诉并不产生放弃主张的效果。
我国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被告有权提出反诉，但没有规定提出反诉的条件，因此，长期以来大家对于被告提出反诉，其反诉的诉讼标的或者诉讼理由是否应当与本诉的诉讼标的或者诉讼理由有“事实上和法律上的牵连关系”争论不休，参照美国民事诉讼中的反诉制度，现在看来这一长期争来争去的问题其必要性是值得怀疑的。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我们完全可以借鉴美国民事诉讼的作法，将反诉分为两种形式即强制反诉和任意反诉。凡被告反诉的诉讼标的或诉讼理由与本诉的诉讼标的或诉讼理由有事实上或法律上的牵连关系的构成强制反诉，被告必须在本诉的同一诉讼程序中提出，以避免法院在同一法律或事实问题上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判。如果被告没有在同一诉讼程序中提出，原则上产生失权的效果，不得再另行起诉。如果被告提出反诉，其诉讼标的或诉讼理由与本诉的诉讼标的或诉讼理由没有事实上和法律上的牵连关系，但反诉请求可以吞并和抵销本诉的诉讼请求，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任意反诉，被告既可以在同一诉讼程序中提起反诉，也可以作为独立的诉讼另行起诉。
交叉请求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尚无类似的诉讼制度。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3条第7 款规定：“在共同诉讼人中一个当事人可以在诉答书状中对其他共同诉讼人，就本诉或其反诉的标的的法律关系或事件中产生的请求，或与本诉标的财产权有关的请求，可以作为交叉请求提出请求。”这就是说，在共同诉讼中对原告所主张的请求，应当由共同被告中的一人或几个人负全部或一部分责任时，共同被告之间可以提出这种请求。反诉是本诉的被告对本诉的原告提出的请求，目的在于抵销或者吞并原告的诉讼请求或者使原告的诉讼请求失去作用，同时避免法院在相同问题上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而交叉请求则是本诉的共同被告之间提出的诉讼请求，其目的在于免除自己的责任或者在自己承担责任时通过提出交叉请求而得到相应的补偿。因此，就提起交叉请求的条件而言，“一般要求交叉请求与主请求都是在同一笔交易中产生的。”（注：参见沈达明：《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中信出版社1991年版，第90页。）根据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是否提出交叉请求由当事人自己决定，也就是说当事人既可以在同一诉讼中提出交叉请求，也可以作为独立的诉讼另行起诉。
三、关于证据开示
1938年以前美国民事诉讼和其他英美法系国家一样，是由诉答和开庭两个阶段构成的。那时诉答阶段的主要目的是整理争点，开庭审理阶段是由陪审团和法官审理争点并作出判决。至于当事人在法庭上提出什么证据则完全取决于律师的诉讼策略和技巧。在开庭之前，当事人彼此互不了解对方在法庭上将要提出的证据，所以在法庭审理阶段攻其不备，向对方发动突然袭击就成为诉讼的主要策略和手段。直到1938年美国制定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之前，可以说英美法系国家当事人主义诉讼还没有找到在法庭上防止当事人之间突然袭击对方的有效办法。1938年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规定的证据开示程序，开创了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一个新的时代。它不仅使美国的民事诉讼发生深刻的变化，而且影响已波及世界上许多国家。
证据开示（discovery）（注：关于discovery的中文翻译，目前国内有两种译法，一是译为发现，如白绿铉所著的《美国民事诉讼法》；二是译为开示，如刘荣军所著《美国民事诉讼的证据开示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的基本含义是：民事诉讼的当事人相互获取对方或者案外第三人持有的与案件有关的信息和证据的方法。建立这一制度的目的，据认为是在诉答程序结束后、法庭审理之前的审前准备阶段，原则上在法院不参与的情况下，让双方当事人交换案件的有关信息和证据，使双方当事人充分了解对方当事人所拥有的证据，进一步明确和整理争点，并且固定主要证据。这就为促进当事人和解并在此后的庭审中防止突然袭击以及使案件的解决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律师的诉讼技巧之上提供了程序上的保障。美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召开当事人会议。根据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6条第6 款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应尽早召开当事人会议，对制定开示证据计划的方案进行会晤，为该“计划达成协议而真诚努力。”法律要求当事人及其人必须事前制定好开示计划，并应在当事人会议后10日内向法院提交记载该计划梗概的书面报告。如果当事人通过协商无法达成一致，那么任何一方都可以要求法院召开当事人会议，法院也可以依职权召开当事人会议，在法院的参与下制定开示计划。
开示计划通常包括以下内容：证据开示的时间、方式；需要开示的事项以及开示是从多方面进行还是限定或集中在特定的一些争点上进行；按照法律规定应对开示作哪些限制；为保护出示证据的当事人或其他人，使之免于“烦恼、困惑、压抑或过当的责任和花费”，（注：参见《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民事诉讼规则》第26条第3款。） 而应由法院作出的其他保护性命令。
2.证据开示的范围。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6条第2款规定， 任何一方当事人可以要求对方当事人提出与诉讼标的有关联、且不属于保密特权的任何事项。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证据开示的范围极为广泛，实际上及于与案件事实有关的所有事项。通过开示（调查和交换证据）当事人及其律师基于获得的信息和证据，可以在开庭审理前掌握对方的主张及持有的证据，充实和完善自己的主张，使双方明确了争点。这不仅可以防止当事人在法庭上搞突然袭击，而且可以使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围绕着当事人争执的焦点进行。同时，由于在开示阶段当事人充分了解了双方的主张及其证据，当事人之间对与案件有关的事实和法律问题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共识，促使双方当事人都现实地考虑对方的意见和要求，从而促进了和解。现在美国95％以上的民事案件在进入开庭审理之前用和解或其他当事人之间协商的方法就得到了解决。（注：参见白绿铉：《美国民事诉讼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61、86页。）
3.保密特权。虽然证据开示的对象范围十分广泛，但并非没有任何限制，也就是说，即使是与案件有关的事项，当对这些事项的开示会危害国家特殊加以保护的一些社会关系时，被要求开示的人有权加以拒绝，这就是保密特权。
在美国当事人主义的审判制度下，为了查明案件事实通常采取两种方式：一是通过证据开示程序，在法庭审理之前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调查和交换与案件有关的信息和证据，二是在法庭审理阶段命令证人出庭作证。但不论是在证据开示阶段还是在法庭审理阶段法律均免除享有保密特权人的作证的义务。这些保密特权大致有以下几类：
（1）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保密特权。 也就是委托人告诉他的律师有关案件的情况，对方当事人无权要求知道案件情况的律师开示这些证据。
（2）夫妻之间的保密特权。 夫妻之间任何一方均可以拒绝公开他们在婚姻过程中夫妻之间的秘密，并且有权阻止另一方公开他们的秘密，在诉讼中不能强迫他人作不利于其配偶的证言。
（3）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保密特权。 医生在治疗患者或接受心理咨询过程中了解到的情况，无论患者或医生是否会成为当事人，他们都有权拒绝开示他们所了解的这些情况。
此外，牧师在忏悔者忏悔中所知道的情况，国家机关在履行职责时形成和收集的情报也都享有法定的保密特权。
4.证据开示方法。根据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在开庭之前当事人可以用如下方法向对方当事人或证人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和信息：第一是通过笔录证言，适用于录取当事人或证人的证言。作证的人在法院的书记官面前就双方律师当面提出的问题进行宣誓并作出回答，所作证言由作证人签字并宣誓；第二是通过当事人用书面的形式向对方当事人或证人进行询问，作证人在法院书记官面前答复问题，并由作证人签字并宣誓；第三，可以向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要求提供有关的书面材料或物件，勘验不动产并作成记录；第四是通过要求对方当事人对某一事实或书证的真实性作出自认的方式；第五，如果当事人的健康成为诉讼争点时，经法院同意可以检查当事人的身体和精神状态。
5.违反开示要求的制裁。根据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37条规定，在证据开示阶段不按照对方的要求或法院的命令交换或出示证据，根据不同情况将受到以下几种方式的处罚：
（1）可以判处不服从法院命令的人藐视法庭罪，处以拘留、 罚金等相应的处罚；
（2）不回答对方提出的问题时， 就可认定对方提出的问题已被证实并禁止再对此问题进行反驳和抗辩。
（3 ）不经开庭审理就可对不服从法院开示命令的当事人驳回其诉讼或缺席判决该当事人败诉。
（4）在开示阶段没有充分理由，不向对方出示其占有的证据， 该证据在开庭审理阶段将被禁止作为证据使用；如果没有开示不是因为故意，而是过失造成的，当事人在法庭上出示该证据时法官可以允许，但此时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延期审理，并可要求有过失的一方负担相关的费用。
在美国民事诉讼中，通过证据开示，双方当事人及其律师对其争执的焦点已十分明确，彼此也相互交换和收集了能够证明自己主张的主要证据。双方当事人在开庭审理前，可以根据已经收集到的证据进行充分的准备，然后在开庭审理时围绕着争点和主要证据进行说理和辩论，无需担心对方当事人会提出新的证据而使自己措手不及。
另一方面，在证据开示阶段当事人通过交换和收集证据明确争执的焦点，就使法官和陪审团在法庭上所听到的调查和辩论，都是经过双方当事人及律师进行了充分准备的材料，既然双方都不能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打败对方，那么就只能按照证据规则和庭审规则进行举证、质证和辩论，从而使法官和陪审团在心证形成过程中不受律师诉讼策略和诉讼技巧的左右，而使其心证建立在相对公正、客观的基础之上。
民事答辩状 篇七
“民事反诉状”答辩状范文
答辩人：南充市顺庆区城市印象业主委员会。
地址：南充市顺庆区金鱼岭街42号
业主委员会负责人：李正光。
被答辩人：四川泰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仁果
答辩事项：答辩人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四川泰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合理且不合法的反诉请求。
事实和理由：
一、答辩人未见到所谓的“城市首座项目原铺设天然气管道的设计方案”，四川泰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也未事先书面告知答辩人或城市印象业主大会，更不用说，此方案能否获得通过？
二、“城市印象”小区六百多户住户，天然气管道已按照小区户数计算输气管径，并已定型管径。天然气等能源利用配套设施在业主购置商品房时已向天然气公司（其费用已由四川泰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代收）购买天然气使用权。“城市印象”小区规划区域内的用天然气等附属设施自然属于业主共有。
三、如果1000多户的“城市首座”小区要到我小区开天然气接口分流或接已定型管径输送的天然气管道，小区生活用天然气压力必定有影响（因定型管径输送的天然气未增压）。这与《物权法》第九十二条（不动产权利人因用水、排水、通行、铺设管线等利用相邻不动产的，应当尽量避免对相邻的不动产权利人造成损害；造成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的规定相违背。
“城市首座”小区最终借道“城市印象”小区23幢旁在市政主天然气管开接口分流或接生活用天然气管道，对我小区的用气质量影响相比较小，答辩人并给予方便。这符合《物权法》第八十八条（不动产权利人因建造、修缮建筑物以及铺设电线、电缆、水管、暖气和燃气管线等必须利用相邻土地、建筑物的，该土地、建筑物的权利人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的规定。
四、在社区居委会和答辩人建议下，要求南充天然气公司负责人书面承诺公示于我小区：“城市首座”小区要到“城市印象”小区开天然气接口分流或接已定型管径输送的天然气管道后，承诺确保今后“城市印象”小区天然气用户每天高峰用气压力无影响或正常使用，答辩人的合理诉求，南充天然气公司一直不承诺书公示于小区。
五、依据《物权法》第七十六条和《物业管理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事项由业主共同决定。其中，决定第（七）项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事实上，过十分之一的业主民意同意都没有，更不用说书面表决过半业主同意“城市首座小区要到城市印象小区开天然气接口分流或接已定型管径输送的天然气管道”。
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城市印象小区业委会或业主大会对此事不但未违法，而且是维护了法律的尊严，更不用说承担什么损失费用或诉讼费用。
此致
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
答辩人：南充市顺庆区城市印象业主委员会
二O一二年六月一日
民间借贷答辩状范文
答辩人：李某，女，汉族，年月日生，住小区。
因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王某借贷纠纷一案，现答辩如下：
答辩人已经还完所有欠款，并支付了违约金，请求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一、答辩人的实际借款数额是276万，有银行的转账凭证可以证明。借据中所写的借款数额300万元，是被答辩人预先扣除了借款利息所得出的。根据《合同法》第二百条的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所以，答辩人实际借款数额为276万。
二、答辩人已经偿还了所欠款项，共计285万，其中包括违约金9万元。证据如下：
时间
还款人
还款方式
还款数额
还款账户
2011-5-16
答辩人
转账
6万
被答辩人
2011-5-16
答辩人
的弟弟
转账
6万
被答辩人
2011-5-17
答辩人
存款
10万
被答辩人
2011-7-15
答辩人
转账
8万
被答辩人
2011-7-19
答辩人
存款
4万
被答辩人
2011-8-16
答辩人
转账
195万
被答辩人
2011-8-17
答辩人
转账
5万
被答辩人
2011-10-17
答辩人的朋友
转账
30万
被答辩人
2011-10-18
答辩人
民事诉讼答辩状 篇八
本答辩状供法人或其他组织对民事起诉提出答辩用，用钢笔、毛笔书写或印刷，
并加该单位公章。对个人使用的答辩状只需要写名答辩人身份等自然情况即可。
格式：
答辩人名称： 地址：
法定代表人(或代表人)姓名： 职务：
电话：
企业性质： 工商登记核准号：
经营范围和方式：
开户银行： 帐号：
答辩人因一案(或：答辩人因╳╳╳对一案所提起上诉),提出答辩如下：
…………
此致
人民法院
附：本答辩状副本份。
民事答辩状 篇九
失权即原有权利的丧失。民事诉讼中的失权是指当事人（含第三人）在民事诉讼中原本享有的诉讼权利因某种原因或事由的发生而丧失。这些诉讼权利之所以会因某种原因或事由的发生而丧失，是因为民事诉讼法在（广义的民事诉讼法）规定权利人享有这些诉讼权利的同时，也设置了这些诉讼权利行使和丧失的条件。因为任何一种权利的行使和存在都是具体的、有条件的，当存在的具体条件不复存在时，失权的结果就自然会发生。民事实体权利是如此，民事诉讼权利也是如此。
失权与时间有着内在的关联，即所有诉讼权利的丧失均以时间的流逝即时限的届满为其基本原因。正因为诉讼的失权与时间有关联，因此，从时间的角度看，失权又被认为是诉讼权利的时效。法律上关于诉讼权利在何种情形下丧失的规定称为失权制度。为了与时效制度区别，关于诉讼权利的失权规定不宜称为诉讼权利时效制度。
民事诉讼中失权的正义性原理源于人们对诉讼效率性和时间经济性的认同。人们对诉讼的价值判断最基本的是诉讼的公正性，其次是诉讼的经济性。不过人们在考虑诉讼的经济性时，更多的是从法经济学中的经济投入和产出的比例关系来考量的，即以物资的最低消耗与行为结果的关系，只是顾及到物质的经济性，而没有考虑到时间的经济性，即以最少的时间投入获得同样的物质收获。民事诉讼是一个物质运动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一个物质消耗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时间消耗过程。经济纠纷的发生是人们经济交往和其他社会交往中的一种非正常冲突和矛盾，为了恢复和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人们将使用各种方法，通过各种途径去解消冲突和矛盾。不管人们采用什么方法和途径，只要人们实施一定的行为，经历一种程序，就必然要消耗一定的时间。一般地而言，对争议解决的公正性要求越高，程序的设置也越复杂，程序越复杂，所耗费的时间也越多。尽管为公正地解决纠纷所消耗的时间是一种必要，但这种耗费不仅不能转化为物质财富的增加，而且除了直接消耗财富外，还由于时间的耗费间接导致物质财富的减少，因此，这类时间的耗费是人们力图避免的。基于人的这种基本避害欲求，在民事诉讼中就有了诉讼效率和诉讼时间经济性的价值评判。也使诉讼的公正性不仅受制于诉讼的物质经济性，也受制于诉讼时间的经济性。
诉讼效率和时间的经济性与民事诉讼失权制度的关联点在于，欲求诉讼时间的经济性，就必须对诉讼主体的诉讼行为在实施的时间上予以限制。诉讼时间的耗费主要是诉讼主体行为时间的耗费，包括诉讼主体行为实施的时间耗费和等待行为实施所消耗的时间，即诉讼行为的预备期间。诉讼主体行为的实施是基于民事诉讼法赋予的权利或权力，如果要加以限制，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使权利者和权力者失去权利或权力。
对诉讼主体诉讼行为在时间上的限制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审判主体的限制，一类是对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限制。对审判主体的限制主要是采取禁止性规范，例如，法院不得就已经审理或审判的案件再行审理或审判，即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一般不采取失权的做法来限制审判主体。从审判主体的角度讲，审判主体在诉讼中处于相对消极的地位，基于审判效率的内在要求，审判主体对时间消耗总是持消极态度的。因此，审判主体主观上对诉讼时间经济性的需求，使审判主体成为诉讼时间的限制者和控制者。因此，没有必要通过取消法院权力的做法来限制审判主体在实施权力。另一方面，为了提高审判效率，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审判时限。例如，民事诉讼法第135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6个月内审结。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延长。审判主体迟延诉讼通常是因为审判工作量过大所致，除了缓解工作压力之外，在正常情况下，作为一种司法服务性机构，审判主体不存在通过迟延诉讼而获取其他利益的情形。
与此不同，由于当事人相互之间利益的对立性，其中一方当事人通过迟延诉讼是可以从中获得诉讼利益，尽管是一种短视的利益。例如，基于诉讼技巧和诉讼策略的考虑，被告人或诉讼人不提出答辩状，或虽然提交答辩状，但在答辩状中不提出答辩所依据的证据，以便在开庭审理时给对方当事人一个措手不及，在诉讼上处于占先的地位。原告在被动的情况下如果要扭转其被动局面，就必然要求法院给予准备时间，收集反驳被告的主张和陈述的诉讼资料，如此，诉讼迟延就难以避免。民事诉讼是法院、原告和被告三方互动的过程，因此，只要一方有迟延诉讼的利益要求，并在诉讼程序中按这种要求消极地不作为，就会造成这种互动关系或过程的阻迟，难以保证诉讼时间的经济性。由于诉讼当事人的这种消极不作为是以诉讼权利的不行使的方式实现的，因此，仍用阻止违法作为或不当作为的禁止性规范就不能对症就治，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的方法就是失权。
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一定的诉讼权利是基于更好地维护其实体权利，或者体现诉讼程序正义性。但同时基于诉讼效率和时间经济性的考虑，当事人权利的行使或权利的存在就要受到时间的限制。从失权制度的本质来看，失权制度体现了人们通常所认为的程序正义性或诉讼的形式正义性，与诉讼的实体正义性或实质正义性有时是对立的。这表现在如果我们在实体法的规定即为实体正义性这样的含义上理解实体正义的话，那么，按照实体法的规定，当事人应当享有的某些实体权利，却有可能因为违反程序法的规定，例如，没有在规定的时限内行使某项诉讼权利，致使其无法得以实现。
在认识上，我们应当注意当事人不履行诉讼义务与诉讼失权的区别。当事人没有实施一定的诉讼行为通常也会导致不能取得预期的法律效果，但诉讼义务的不履行与因诉讼权利的不行使所产生的法律效果是不同的。诉讼义务的不履行必然产生不利的法律后果。例如，在法院确定立案后，起诉人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预交案件受理费的，法院将不予立案。在这里，交纳案件受理费是起诉人的一项诉讼义务（广义的），没有履行该诉讼义务，就必然不会发生相应不利的预期结果。诉讼权利的不行使一般不会直接和必然导致法律上的不利。例如，没有行使上诉权，有可能是因为对一审判决结果满意或认为自己没有胜诉的理由，没有上诉并不必然意味着不利，虽然可能隐含不利，但这是不确定的。单就诉讼权利的属性而言，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权利有自由处分权，既然可以自由支配，法律上就不应该对这种自由支配直接给予不利的后果或责任，使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自由处分变成义务性限制。
民事诉讼中的失权主要有以下情形：
1、 答辩权的丧失。主要是指法律明确规定诉讼中的一审被告、二审中的被上诉人在规定的期间内，因没有实施答辩行为而丧失于后的答辩权利。丧失答辩权的结果是法院直接承认一审原告或二审上诉人的权利主张和上诉请求。
3、管辖异议权的丧失。民事诉讼法第38条前段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没有在该期间向管辖法院提出异议的，丧失管辖异议权。
4、证据提出权的丧失。证据提出权的丧失，是因为法律规定当事人须在一定阶段或一定期间内提出证据，没有在法定的阶段和法定期间内提出证据，当事人便丧失提出证据的权利。所谓丧失证据提出权的实际法律效果在于，在失权以后向法院提出的所有的证据都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法院不会以此作为判案的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对证据提出权的丧失加以规定。
原则上凡是直接涉及实体权利丧失的诉讼权利的失权都应有法律的明确规定。这样才能保证失权的实质正义性和失权处理的严肃性。当下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正不断地向终纵深发展，在提高诉讼效率和强化公正性的双重目标的驱使下，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出台的多项措施都直接反映了提高诉讼效率和强化公正性的要求。强化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失权是提高效率的改革的最有力措施。问题在于，现行民事诉讼法并没有给予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在方面多大的回旋空间。在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有的法院明确规定或依法官的自由裁量，在当事人不能满足时限要求时使其丧失诉讼权利，而这些诉讼权利中，有的直接与当事人的实体权利相联系。这样以来，失权的形式正义性和实质正义性都需要打个问号。如何完善和健全民事诉讼的失权制度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二
关于答辩失权。答辩失权即被告人答辩权利的丧失。
过去，对于在答辩期间内不提出答辩状似乎不成其问题，而现在却成为司法实践中比较引人关注的的焦点之一。这种变化大概与案件数量的大幅度增加有关。案件数量大幅度增加后，民事审判的压力相应增加，进一步提高民事审判效率成为一种客观要求。另外，与人们更加重视诉讼时间的经济性有关。现代商品经济的运行频率和节奏越来越快，与此相应，人们也不希望在解决经济纠纷方面过多地影响这种频率和节奏。
具体分析被告在答辩状期间不提出答辩状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1、使原告不能了解被告对起诉主张和事实，从而难以对被告的反驳和主张作进一步的论辩。以致于法院的第一次开庭难以取得较好的效果。一旦被告在第一次开庭时提出答辩主张和事实，原告就需要重新收集证据，开庭也就因此止步，使诉讼的效率性受到影响。
2、给原告造成诉讼上的突然袭击，不符合诉讼的正义性。诉讼的正义性要求诉讼当事人双方的攻击和防御都应使对方当事人能有机会论辩陈述。当事人双方的攻击和防御都是对应均等的。
3、使该期间的规定形同虚设。期间的虚设就是时间的无谓耗费，因而是不符合诉讼时间经济性原理的。
4、影响开庭审理的效率。要提高庭审效率就需要做好开庭前的准备，这主要包括诉讼争点的整理、证据的交换和整理、对案件专门性问题的鉴定等。如果被告不提出答辩状势必影响开庭前的准备，引发诉讼迟延。
为了强化答辩状的提出，针对过去将答辩状的提出视为一种诉讼权利的观点，有人指出答辩状的提出是一种责任或是一种诉讼义务，这样就可以不修改民事诉讼法的情况下强化和促使答辩人在时限提出答辩状。这种做法虽然能为强化答辩状的提出提供理论上依据，但仍欠缺理论上的自圆性。这种观点难以否定的是，被告的答辩作为一种权利的本质属性。如果答辩不是一种诉讼权利的话，那么当事人的辩论权将如何体现和落实呢？对被告来讲，答辩权是辩论权中最基本的权利。因此，从否定答辩权入手强化答辩状的提出是欠妥当的。而较好的方法是失权。
答辩失权有两种具体的做法可供选择：一种是确定答辩状提出的期间，当法定的答辩状提出期间届满后，被告就丧失答辩权。这种做法的思路是把提出答辩状的法定期间作为答辩权行使的法定要件。当然，答辩失权的做法势必触动民事诉讼法现存的有关条款规定，修改民事诉讼法典成为必然。答辩失权的直接法律后果是法院将答辩的不作为视为被告承认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原告的诉讼请求成立，被告败诉。答辩失权所产生的这种严重的法律后果必然促使被告在答辩期间提出答辩状。采用这种方法时，必须考虑不能提出答辩状的例外情况。从理论上讲，作为例外的事由应当是被告因客观原因不能在法定期间提出答辩状。致于何种事由可构成为例外的客观原因宜有法官自由裁量。如有例外事由，可适当延长提出答辩状的时限，例如，5日或10日，也可以规定在影响提出答辩状的事由或客观原因消除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提出答辩状。国外民事诉讼法中，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认可，当被告没有提出答辩状时被告丧失答辩权。美国联邦民事诉讼的做法是未提出答辩状的，视为被告对原告诉讼请求的自认。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8条第4款规定，被告在答辩中对必须回答的诉答书状中的一切主张，除了关于损害赔偿金额的主张外，如在答辩状中没有否认的，即视为自认。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事诉讼制度则规定，被告人应当在受到令状后的14天内提出答辩状（抗辩状），原告再针对被告的答辩状（抗辩状）在14日内提出答复书。如果被告没有答辩期间提出答辩状时，原告可向法院的司法常务主任申请不应诉判决，以判决被告败诉。[1]
诚然，试图以建立答辩失权制度或完善答辩状制度来彻底消除诉讼迟延的所有问题显然是不够的，这些制度只能起到一定的预防和抑制作用，欲大幅度提高诉讼的高效率和诉讼时间的经济性还必须对诉讼系统的各个方面进行改进。
三
关于证据失权。证据失权即当事人丧失提出证据的权利，实质是丧失证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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