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毛概论文范文最新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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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概论文范文字 篇一

《浅析邓小平理论的理论特色》

摘要：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理论成果，它的理论特色表现在三方面：一是继承、发展性，二是实践性，三是创新性。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特色

邓小平理论的理论特色的形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中臆想出来的，它同邓小平理论一样扎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选择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诞生了邓小平理论，同时也就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独特的理论特色。

一、概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以取得中国民族化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新成果，并用以指导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实践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主要体现在两次大的历史性飞跃中：第一次飞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开创了一条使中华民族走向富强民主、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场伟大的实践中，产生了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继续完善和深化，也是为中国未来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新的历史飞跃所进行的重要准备。它们虽然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但其理论基础则相同的，即都贯穿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个别词句和某个孤立的原理在中国的运用，而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科学方法论、基本原则运用内化于中国具体的经济、政治、文化实际中，并取得中国民族化、中国特色化的形式。

二、邓小平理论的理论特色

邓小平理论的发展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邓小平理论的理论特色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继承、发展性，二是实践性，三是创新性。

（一）继承、发展性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的成果。十五大指出，在当代中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这种“一脉相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它们之间有一脉相承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2.它们之间有一脉相承的哲学方法——唯物史观。3.它们之间有一脉相承的时代主题———俄、中及其他落后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问题。4.它们之间有一脉相承的基本立场——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5.它们之间有一脉相承的基本精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6.它们之间有一脉相承的基本目标——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实现无产阶级解放自己并且同时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开放的体系，不是千古不变的教条。它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经历了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思想、新的理论和新的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继承、坚持和创新、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客观世界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必然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发展着的客观实际相结合的过程，离开了发展只能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二）实践性

马克思主义一个鲜明的本质特征在于其实践性。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决定了它的实际运用必须以时间地点和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同一定的历史阶段，一定国家和民族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就体现了这一点。毛泽东说：“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马克思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他更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须了解并解决的问题”。邓小平也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来的基本结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途径和方法。

（三）创新性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一个定位。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贡献是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列宁主义的贡献是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形态变成现实制度，毛泽东思想的贡献是使社会主义从一国道路走向多国道路，那么邓小平理论贡献是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由原创形态走向了当代形态，是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伟大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和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邓小平理论的创新性和继承发展性、实践性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主要贯穿、渗透和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是邓小平理论创新的基本途径。首先要勇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前提。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其次，一切从实际出发，破除“唯书论”。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冲破一切从书本出发的束缚，使思想符号变化了的客观实际，才能求实创新，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再次，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展开的。邓小平说，我们“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2、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总结历史经验中创新。“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是邓小平理论创新的精神状态。邓小平在总结““””以及“洋跃进”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还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在总结三方面经验基础上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新构想：第一，总结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和平统一的经验，并从解决台湾问题转移到解决香港问题上来。第二，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从历史和现实出发，确立了“一国两制”的方针。第三，总结国际争端的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了用“一国两制”的方法解决祖国统一的问题。

3、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创新。“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这是创新的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其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摸着石头过河”，在改革中创新。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其艰巨性和复杂性是前所未有，是罕见的。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社会主义，依照本本坐而论道不行，主观主义想当然不行。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邓小平从我国建设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发展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提出了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过程中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从两种社会的比较中，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认真分析了社会主义的特征，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邓小平理论不仅在改革实践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开拓认识社会主义的新境界，而且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水平。概括起来，主要创新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

对外开放“是一个战略问题”。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经济特区是一个伟大的创举。邓小平把经济特区的功能作了概括：“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大胆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尤其是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邓小平理论对外开放思想中又一创新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理论创新方面讲，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本土化和民族化。胡锦涛同志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正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中国文化相结合，为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本土化和民族化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本土化和民族化，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它独特的理论特色使之成为我党高举的一面旗帜，在今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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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卢秀华。邓小平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伟大创新。2004.

[3]魏中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诠释、历史条件、基本经验[J]。山东社会科学，2007，(1)。

[4]张中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创新——邓小平理论创新点研究。

[5]尹庆双，杨锦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6]《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专科试用本）[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7]侯长远。邓小平理论的风格[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毛概论文范文字 篇二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学解读》

摘 要： 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要求，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首先，要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其次，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最后，要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落实到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行动中去。

关键词：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科学发展 群众路线 落实

2009年9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进一步把党建设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早在2003年，胡锦涛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就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提了出来；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将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总结为55年来我党执政的主要经验，并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就是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6年后，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再一次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将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总结为我们党在执政60年实践中，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经验，号召全党进一步把党建设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公”即“公众”，“民”即“人民”，故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对于我们党来说就是要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共产党的本质要求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中，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始终领导全国人民为民族的独立和复兴、人民的解放和幸福、国家的繁荣和富强进行百折不挠的奋斗。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而不懈奋斗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执政62年、领导改革开放32年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989年来，我们党进行的一切奋斗，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人民支持不支持、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高兴不高兴，是检验党的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重要标准。在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面前，一个党组织就是一座战斗堡垒，一个党员就是一面鲜艳旗帜。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党组织、党员领导干部和广大共产党员都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危难来临，从未压弯共产党人的民族脊梁；风险考验，不能摧毁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在关键时刻、危难关头，广大党员干部要豁得出去、冲得上去。哪里有危险，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党员的身影，一句“共产党员，跟我上！”一次次向人们昭示着：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公仆，不追求特殊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根本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唯一宗旨，始终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这个有着90年历史、7600多万党员，在13亿人口的大国执政62年，目前正领导着空前伟大而深刻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执政党历经磨难而不衰，千锤百炼，更坚强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实践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此相反，从上世纪后期开始，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相继失去了执政地位，究其原因，关键就在于党的内部出了问题，背民情、违民意、失民心，最终成了凌驾于群众之上的特权阶层。前苏联及东欧国家共产党的垮台就是明证。

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

这里的“新形势”指的是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日新月异，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仍占优势，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给我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我国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前迈进。总的来看，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同时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出现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在我们这个近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党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世所罕见。党要适应这样的新形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实现党“十七大”描绘的宏伟蓝图，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既是历史性的课题，又是历史性的考验，更是当今时代对执政党提出的挑战。

这一挑战首先表现为我党如何提高执政能力，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守为民之责、谋富民之策、办利民之事，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建设状况、党员队伍素质总体上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一致的。同时，党内也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了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的实现，必须引起全党警醒，抓紧加以解决，以防止滥用职权对党的侵蚀，防止社会意识多样化对党在思想和行动上的高度统一带来的冲击，真正使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地位观和义利观，构筑起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思想防线，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其次表现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党如何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全局性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人民群众的利益是由各方面的利益构成的，市场经济越发展，利益协调的难度就越大。对于执政党来说，所有的政策措施都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协调各种利益关系，都应该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要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高度重视和维护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坚决纠正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利益矛盾。其中，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这就要求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处理好现阶段影响党群关系的主要问题。

最后表现为如何解决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问题，发扬人民民主，切实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和根本途径。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民主政治的主体。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宪法赋予人民参与选举、决策、社会管理、监督的权利。政治参与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密切党与群众的关系，及时反映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和要求，便于党和政府及时整合、协调各方利益，集思广益、博采众长，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保证党和国家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总而言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时代的要求，是社会的呼唤，是我们党加强和改善自身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

三、在新的形势下，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在上述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呢？

首先，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高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水平。“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要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党群关系最终要以群众的利益为纽带，群众的利益既包括经济的，又包括政治的、文化的。因而，新一代领导集体强调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树立科学发展观首先要提高生产力水平，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使群众得到切切实实的并不断增长的物质利益，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群众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从而自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我们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并取得最终成功的根本保证。

其次，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贯彻群众路线，要求全党坚定不移依靠群众，适应群众工作的新特点新要求，深入做好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工作，虚心向群众学习，热心为群众服务，诚心受群众监督。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头，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做决策、定政策充分考虑群众利益和承受能力，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切实办好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只要我们党正确使用手中的权力，切实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诚心诚意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人民群众就会发自内心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就会坚如磐石。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要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落实到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行动中去。千难万难，落实可谓天下第一难。中国共产党90年的奋斗历程表明，党要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是坚强的领导核心，必须始终做到“三个代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今天的中国，“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日益成为党的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的自觉行动，在解决关乎群众利益问题的过程中，无论大事小事，我们都能听到、看到共产党人情系人民的声音和身影――我们不会忘记，“非典”肆虐，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轻车简从，下基层、进医院，和人民“零距离”接触；淮河洪灾，温风尘仆仆走上大堤，向灾民嘘寒问暖，同吃一锅饭。人民不会忘记，岁末年关，为民妇追讨工钱；新世纪以来，连续8个关注“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专为农民增收而发。我们不会忘记，春节临近，中国领导人身先士卒抗雪灾，国家主席寒冬下矿井，国务院冒险“闯”灾区；汶川地震、世界性金融危机、舟曲泥石流……一次次灾难、一次次危机，我们党经受了一次次新的严峻考验。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坚定沉着、统揽全局，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共克时艰。党中央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让民族精神得到充分展现，更让党心、民心空前凝聚。实践一次次告诉中国，也告诉世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患难与共、心手相连，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不愧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一桩桩亲民、为民、富民、爱民的感人往事，无不彰显出我们党“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无不印证着中央领导集体“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庄严承诺。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艰难困苦，砥砺精神品格。90年的风雨砥砺，我们的党更加坚强伟大，党的机体更加生机勃发；90年的风险考验，我们党更加成熟自信，党的事业更加灿烂辉煌。90年艰辛探索，90载风雨辉煌，不管是“地球上最大的政治奇迹之一”，还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经济革命的主角”，中国共产党这90年历史，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为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而不懈奋斗的90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90年；是我们伟大的祖国告别屈辱落后的历史，迎着民族复兴的曙光顽强奋进的90年；是中国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意气风发地走向现代化的90年；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断经受各种风浪考验、不断开创各项事业新局面的90年。

马克思说：“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对象性关系。”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公众就会支持我们党；我们党“执政为民”，人民就会拥护我们党执政。党――人民，人民――党，这种鱼水相依、血肉相随、声气相通的关系，将产生一种伟力，把中华民族推向到伟大复兴的辉煌峰顶。

大学生毛概论文 篇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源流》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三大理论成果，而且形成和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其理论源流和思想脉络，各有重点和逐步深入地解答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如何巩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问题；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接续形成和共同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同时赋予马克思主义以特色鲜明的当代中国内容。认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确把握其形成和发展的源流、脉络，有助于我们坚定思想信仰和提高行动自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

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社会进步问题，先后完成了两次成功结合，实现了两个历史性飞跃，解决了两大历史性任务。第一次飞跃，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从理论上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从实践上指导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第二次飞跃，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从理论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实践上引领社会主义中国走向富强和中国人民达到小康。中国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内忧外患和半个多世纪的自立崛起，所完成的社会变革和历史转折，蕴涵着极为深刻的真理。归结到一点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社会实际和人民实践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成的历史链条和逻辑演绎，说明两次飞跃是一个分阶段的完整过程。两次飞跃各自经历深刻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过程，不仅决定了本身的成就，也为下次飞跃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而第一次飞跃能否真正实现向第二次飞跃的过渡，同样取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深度和广度，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适时国情的正确结合。

第一次飞跃始自上个世纪20年代之前。当时，马克思主义已经传人中国，中国无产阶级作为新兴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随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并且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于是，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性变革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具备了科学的思想前提、坚强的领导力量、雄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单靠背诵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照搬苏俄成功的革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现实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制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一整套崭新的革命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他们运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的工人阶级同与其有天然联系的、又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阶级结成最广大的革命同盟军，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最终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起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造了中国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条件。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展经济恢复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方针，逐步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至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被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同时，它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准备了思想条件和提供了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开始思考怎样巩固、建设和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尽管毛泽东没有直接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命题，但是。他已经明确地提出要“以苏为鉴”、不能走苏联走过的弯路，要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摆脱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找到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能够成功地开展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

根据这样的思路，毛泽东领导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长期艰苦的探索：创建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根本政治制度，为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坚实的制度文明基础；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重要的物质文明基础；总结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系列科学的治国理政思想――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巩固民族团结，实现国家统一；不要迷信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好；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各种矛盾，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按照“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方针，巩固和发展多党合作；统筹兼顾，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关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继承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吸收世界先进文化成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独立自主，团结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共同反对霸权主义等，为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有力的精神文明基础。这些思想理论成果，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来源。

然而，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导致毛泽东的探索没有成功。有两个主要问题局限和困扰着他的探索最终走上歧途：一是始终没有明确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二是始终沿用革命思维和斗争方式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问题。结果产生社会问题政治化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偏差。而革命思维、斗争方式与过渡时期思想的融合，便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这样的理论和路线，使毛泽东的探索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渐行渐远，直至伤及和危害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应该说，毛泽东的探索，初衷是正确的，方向是明确的，开端是良好的。即使他的失误，也为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向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积累了重要经验，留下了深刻启示。邓小平说过，在许多方面，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已经提出、但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开创和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深化，就是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继承和发展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开创的伟业。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二次飞跃始自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当时，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出现新的深刻变化。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和平，成为时代主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中国发展主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因应时代变迁和人民诉求，毛泽东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由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往开来、锐意创新，经过30年的伟大实践，逐渐显现出存在价值和发展优势，形成鲜明的中国特色。相应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走向成熟和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相继完成了三个阶段的大发展，取得了相互联系、步步深入的三大成果。在此基础上，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相继组成和共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在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有整体性，又有发展的阶段性。

邓小平理论是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成果。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初走向系统化的重要标志，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从生产力角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和发展程度，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主要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矛盾。它用改革思维取代革命思维，用发展方式取代斗争方式。如果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中国现时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立足点，那么，改革和发展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要求。在此基础上，邓小平理论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最基本观点与最核心内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大学生毛概论文 篇四

《试论科学发展观》

摘要：科学发展观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基本思维观念。人的理性思维并非一次完成的，往往要经过一个从必然到自由的过程。只有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并在实践中认识升华，才能到达光辉的顶点。探讨人与自然、市场经济、和谐社会、农民问题和政治改革五个方面的问题，有助于加深对科学发展观的内含和外延的理解。

关键词：人与自然；市场经济；和谐社会

树立科学发展观是一个总的题目，其内含和外延至少应包括五个方面：

一、科学地认识人与自然

人既属于大自然的一部分，又独立于自然界，由此就有一个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威廉・配第说过一句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所说的土地，应该理解为广泛意义上的自然界。

自然界对人类并不吝啬，广施普渡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可是，人类如果失去了科学发展观，就会变成贪婪的掠夺式摄取。无限度的开荒造田，煤矿的野蛮开采，森林的乱砍滥伐、废气、污水的随意排放，野生动物的灭绝性捕猎，已经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灾难。每一次资源掠夺，自然界都残酷地报复了我们。恩格斯曾指出：“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然后又感到吃惊的是：为达到上述结果而采取的行动所产生的比较远的影响，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在大多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可惜，我们常常忘记了他的忠告。姜戎先生曾作为北京知青，自愿到内蒙古边境的额仑草原插队，长达11年，最后奉献给读者一本《狼图腾》，道出了惊人之笔。至于我们到底是龙的传人。还是狼的传人，这个问题暂可存而不论。但作品告诫我们：大规模的打狼运动和毁除草原造田，必然带来严重后果。狼虽然吃羊，但也捕杀旱獭、野兔和田鼠，而这些生物都破坏草场。这是一个生物链。如果不讲科学一味蛮干，就会造成植被破坏，出现大量流沙。姜戎写的虽然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却说出了深刻道理。不幸的是他人微言轻，并未引起重视，结果使愈演愈烈的沙尘暴直逼京津、辽沈、河北、山东等地。北京居民一觉醒来看到京都的景象，感叹地称谓：“满地尽是黄金甲”。遗憾的是老天赐给我们的不是黄金，而是黄土。

早在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已经饱受环境污染的苦痛。西方学者把这种现象叫做“环境危机”，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代价”的概念。我们对这个问题也许初有认识，但远没有达到高度重视。经济增长如果没有科学观念，就会后患无穷。

二、科学地完善市场经济

实现市场经济是我们时代的伟大主题。现在仔细观察透视，我们的市场经济的实现还有诸多的障碍性因素。我们虽已加入WTO，但在很多方面还未和国际接轨，计划经济的观念依然顽固。市场经济不是不要计划，但既然是市场经济，计划就必须适度，更确切地说，不应占主导地位。计划要站在高处，更广阔的空间应该留给市场。计划总是出自政府的计划，所以，计划还有一个别名，称作政府调节。不言而喻，计划一定是政府的权力和行为。

如果说私有制实现的市场经济：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那么。公有制实现的市场经济，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就是一个社会史的过程，也可以说是改革和开放的过程。

按说，经过理性思维实现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应该更迅速有效，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改革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的传统和偏见，往往比中国古老的社会传统更为顽固。仔细观察，我国目前市场经济在很多领域仍处在计划经济观念的统治之下。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我国多年来盛行的审批制度，或简称审批经济。审批来自权力，所以，审批经济也就是权力经济。

国家计委虽然几经易名，现在称作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但这并非问题的本质。计划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问题在于计划度有多大，范围有多广。一般说来，国家计划只能顾及大的方面，是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诸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公共目标，国家重大项目。可是，我们目前的情况并非如此，比如项目的审批，可行性研究的下达，企业的破产、转让和上市，都要经过审批。政府行为似乎超出了应管的界限。地方建设的项目，除涉及到自然资源垄断和国防工程之外，原则上应由地方自定。诸如市政建设、公共交通，用不着都到国家去排队审批。须知，审批越少，越能促进市场深化。审批经济还有一个上行下效的效应，也可以说是模仿效应。国家既然要审批，地方政府当然也要审批，结果是层层审批。一项工程要盖30多个图章的事情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掣肘可见。审批是权力的产物，审批遇到障碍往往就要用钱铺垫，产生权钱交易，打通关节，疏通关系，这自然就构成腐败的一个根源。

我们经常说在市场经济中要简化政府行为，要从指挥转向服务，要从主角变成配角，可实际上并非如此，在很多地方，政府行为还在强化。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还没有走出权力经济的桎梏，权力转移的主要问题来自政府不愿意放弃本来不应属于政府的权力。我国实行市场经济到如今，在民营经济和企业改造方面已显见成效，但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审批经济，至今并无实质性转变。这是市场深化的最大阻力。

三、科学地实现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与此同时，我们提出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要素分配论”，并提倡“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经过若干年的实践，在个人收入分配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多年的大锅饭体制的束缚，平均主义的压抑一经释放，就变成了一股改变分配格局的巨大物质力量，收入差别开始形成。收入差距拉开之后，最令人瞩目和令人担忧的是出现了贫富悬殊的两个群体。

1　暴富群体

所谓暴富群体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经过资本投入或引进外资通过合法渠道和苦心经营，抓住改革开放大好时机而致富的人；一种是通过权钱交易，“炒批文”、“炒贷款”、“炒产权”、“炒地号”，获取巨额财富，利用体制漏洞贪污受贿、走私贩私、侵害公产、买官卖官。前一种情况，原则上属于政策允许的要素分配之列，只能通过经济杠杆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办法去解决。至于后一种情况，则属反腐败的范围，只能靠行政和法律手段去治理和惩治。

2　贫困阶层

与暴富群体相对应，出现了一个贫困阶层。这个阶层主要指企业改革中的冗员、隐性失业人员、下岗职工、退休人员、部分吃财政饭的工薪族，以及在城镇中流动的非城镇人口、无业游民，社会应管一时尚无人管的盲目流动人口。据初步统计，1994年全国城镇已有2000万人生活困难。城乡总和约有近9000万居民处于待救济的贫困状态。截止目前，大约有1.2亿，约占全国人口的10%。

邓小平曾经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

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并不是让一部分富裕让另一部分永远贫困，而是通过先富的人拉动经济增长，积累国民财富，使全社会富裕，增加贫困阶层的收入，在收入差别相对存在的情况下，防止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这就是邓小平所倡导的――以“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市场经济的自发行为，一定会产生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这是从封建社会末期就已经呈现出的规律性现象。市场经济虽然伟大但并非万能，调节贫富差距，实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必然要依赖政府调控。林毅夫教授曾经提出：“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是因为富者太富，而是因为穷者太穷”。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确立一个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最低生活保障线在国外称为“贫困钱”，意指居民收入达到这种贫困程度，社会有义务为其基本生活提供社会援助。生活保障线如何定位，现在尚无统一说法。定得太低，不利于社会安定，定得太高，又不切实际。从理论上说，应定在最低工资标准和基本生活保障费用之间。在现有物价水平和实际消费水平的情况下，应定在每月300～400元之间为宜。

四、科学地面对农民问题

早在1927年3月，毛泽东同志就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过中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说，农民问题还是中国的严重问题。

从国民产值的比重上说，我们已不再是一个农业国，但就人口和就业结构上说，我们依然是一个农业国。中国的人口现在大约有13亿，农民就占有9～10亿，占总人口的70%以上。在发达国家农业人口只占不足10%。由于农村人口甚多，中国农户平均占有耕地只有0.42公顷，美国为195.2公顷，西欧为18～65公顷，日本为1.4公顷，韩国为1.2公顷。这里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中国和发达国家差距依然很大，是不发达的发展；第二，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和富裕程度，和城市尚有很大差距，依然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瓶颈。

中国要实现小康社会，其基本标志是人均收入为800～1000美元。这个目标可以说在城市早就实现了。现在重要的问题是农村，如果占70%以上的农民收入上不去，这个目标就难以实现。

据调查，1995年的计算结果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530元，共有6500万人处于这条线之下。到1997年底，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为5000万人。这部分人尚不能解决或不能稳定地解决温饱问题。农村的低收入标准，是一个以农业劳动力为参照系的概念，标准高于贫困线。1995年，农业劳动力人均收入约为3100元，有的学者认为1240元为低收入线，并据此估计大约有1亿农村劳动者，处在这个标准之下。目前的情况也许有所改变，但基本仍在低收入陷阱中徘徊。

“一五”、“二五”时期，我们曾响亮地提出过农业机械化的口号，改革开放年代，我们又把“农业现代化”列为四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之后又相继提出“科技兴农”、“绿色农业”的目标，可惜，至今收效甚微。农业机械化最成功的例证应属我们曾经兴办的一批国营农场，崔嵬主演的《老兵新传》至今还留在历史的记忆中，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国营农场固然有经营体制的问题，但大农业集约化管理的含义并没有什么错误。伴随着国营农场的解体和联产承包：大农业的问题也随之消失，这是农业经营体制转换中不应该出现的副产品。包产到户、联产承包每户平均只占0.42公顷的土地，在江南只有0.2公顷，拖拉机一开就到了地头，这如何实现农业集约化，如何实现机械化，从而又如何实现现代化？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

改革开放之后，城市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个“温州模式”，乡镇企业发展曾经出现了一个“苏南模式”，但对农村经济发展来说，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以“包产到户”为特征的“安徽模式”。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创造性思维在中国向市场过渡的过程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我们必须学会辩证思维，任何一个好的模式都不可能一劳永逸。“温州模式”确实使温州发迹了，但现在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只好到各地去买企业。“苏南模式”使乡镇富了一阵，但如果总是停留在几口大锅、几把铁锹的水平上，又何以谋求更高的目标？“安徽模式”曾经敲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晨钟，但现在安徽仍属不发达地区，依然很穷。包产到户、联产承包充其量只是一种过渡形式，如何适时改变，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任务。

农业经营模式究竟路在何方？这是一个必须认真回答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必须走大农业的道路，只有大农业，才能实现集约化、机械化、现代化。小农经济，只能造就小农意识。只有大农业，才能造就现代观念，才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五、科学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我国的体制改革，是从经济领域率先发起的，经济决定政治，按照自然和逻辑的推进，必然引伸出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只有配套，才能产生奇效。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生前曾告诫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的改革一直走的是一条单行道，政治体制改革至今未能走向前台。从历史发展的线索上看，政治改革是由经济改革引发出来的，完全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属于政治学的范畴，但从和经济体制改革相关的意义上说，则属于经济学的范畴。这里从后一种意义上研究政治改革。与政治相关的经济体制，目前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　审批经济

审批来自权力。所以，审批经济也就是权力经济。审批既然表现为权力，在遇到障碍时往往就要用钱铺垫，产生权钱交易，打通关节，疏通关系，这自然就构成腐败的一个根源。反腐败不能只是打击腐败分子，更重要的是杜绝腐败的根源，既治标又治本。批地号、批指标、批项目，完全可以通过竞标会和采购中心去解决，这既有公平，又有效率。须知，审批越少。越能促进市场深化。废止审批经济的最大障碍来自政府不愿意放弃本来不应属于政府的权力，权力转移又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

2　命令经济

命令经济是格留达在《比较经济制度》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后来又被艾登堡在《经济体制》一书中做了发挥。指令经济的突出表现是下达经济指标。在计划经济年代这种经济指标带有强制性，“爱你没商量”，无论是城市企业，还是农村农户都必须按指标完成任务。现在我们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但计划观念依然顽固。即使是指导性计划，对于那些政府任命的董事长、总经理，依然是一种强约束。指令经济的另一表现是政府立项。政府立项不是完全不要，但只能是那些政府投资的项目。现在的问题在于政府立项就象冬天刮的西北风一样，到处都是。甚至民营企业、股份制企业都要排队等待立项批复。现在这种立项制度已经造成了引资障碍，外资机构也学会了看政府批复。市场经济的规则应是企业自行立项，专家审定，这会减少很多麻烦。

3　独占经济

独占就是垄断，但垄断还是不完全意义上的独占，因为它还可以有一二个竞争者，独占则是彻底的独家经营。

在计划经济年代，很多领域都表现为国家垄断。在经济转型时期，伴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情况有所改变。但仔细考察，我国经济目前还存在着大量的国家垄断。这些领域包括：邮电通讯；金融体系；新闻出版；事业单位。

严格的经济分析表明，国家垄断即使赚钱用之于民，仍会降低社会经济效益。“因这将政府企业以低效率赚的钱用之于民，还不如取消垄断，发挥竞争使百姓得到好处来得大”。美国航空提供了明显的例证：原来由国家独占的航空，二战以后出现了“人民快运航空公司”，改变了服务方式，降低了服务费用，票价几乎降低了一半，满座率大大上升，结果使国有航空公司也不得不改变运营方式。我国也有类似情况，电讯业就因多了一家“联通”，服务面貌就已大大改观。日本的国铁民营化改造，也为世人提供了一个成功的例证。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政府行为的转变，政府要放弃那些本来不属于自己的权力，则要求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政治改革来得越迅捷、越有效，社会也就越发展、越进步。

毛概相关论文范文字 篇五

《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研究》

[摘要]自由是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是一种更加综合性的自由观，它包括了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比自由主义更可取；它能认识自然界的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实现离不开社会分化的全过程，它是法律之下的自由观。

[关键词]自由；理性；实践；权力；法律

自由是近代最重要的政治概念之一，是一个能引起众多解释的词语，也是最容易引起人们强烈爱憎的观念。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共产主义“代替那现存着各种阶级独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明确地指出：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一、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是一种综合性的自由观

赛亚？伯林在《自由四论》中做出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分，认为“自由”向来有两种不同的界定。第一种界定关心的是“在什么样的限度内，一个主体可以做他想做的事，而不受到别人的干涉？”第二种意义的自由则主要考虑“什么人有权决定某人应该去做这件事或成为这种人，而不应该做另一件事或成为另一种人？”前者导出“自由乃外在干预之解除”，伯林称之为消极自由。后者导出“自由乃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伯林称之为积极自由。

自由是什么？马克思并未给自由正面下定义，只是在分析和批判资产阶级宪法关于自由的规定时说：“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而且马克思认为“自由不仅包括我靠什么生活，而且也包括我怎样生活；不仅包括我做自由的事，而且也包括我自由地做这些事”。因此就其总体精神气质而言，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是积极自由的自由观。马克思把消极自由看成是“孤立的、封闭在自身的单子里的那种人的自由”、是“建立在人与人分离的基础上”的自由；马克思主义所推崇的自由是走出自我封闭的、建立在人与人结合的基础上的自由，是积极的自由。

二、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是理性主义的自由观

马克思早在《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一文中便指出“人的自由合乎理性的本质”，是“理性的存在物”。而且他还认为“精神的谦逊总的说来就是理性，就是按照事物的本质特征去对待各种事物的那种普遍的思想自由”。马克思认为“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

通过对真实的历史可能性的分析，马克思预见到人类最终的需要和贪婪，并设想从必然王国过渡到自由王国[1]。马克思认为，大自然的规律一旦被发现就不费分文：“科学，一般而言，没有什么成本，事实上也没有什么能妨碍它被利用”[2]。但是，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自由仍然是相对的、具体的、历史的。因此，恩格斯正确地指出：自由“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三、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核心是实践自由观

实践自由观是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核心内容[3]。马克思指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马克思说：“人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有意识的活动”，“如果人把他自己的活动看作一种不自由的活动，那么他是把这种活动看作替他人服务的、受他人支配的、处于他人的强迫和压制之下的活动”。

马克思认为，人的劳动异化是自由和自我实现最大障碍[4]；自由包含在异化之中，自由的实现离不开社会分化的全过程[5]。马克思说：“无产者。.。.。.意识到了用和平方式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暴力消灭现有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才能改善无产者的物质状况”[6]。他强调，“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

四、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是有限权力的自由观

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一个重要内涵是，自由不仅意味着个人享有某种抽象的权利，而且意味着个人有能力、有资源享受这种权利[7]。马克思说：“自由确实是人的本质，因此就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自由的现实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殊的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的权利而已”。但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五、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是法律之下的自由观

马克思认为“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人类的法是自由的体现”。他进一步论述道“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一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法律。.。.。.是事物的法的本质的普遍和真正的表达者。因此，事物的法的本质不应该去迁就法律，恰恰相反，法律倒应该去适应事物的法的本质”。马克思说：“人的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因此，政治解放一方面可以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可以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法律就是自由的尺度，是自由的界限，是自由的界标。他指出，“法律上所承认的自由在一个国家中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如果总的说来自由是合法的，不言而喻，每一特定形式的自由表现得越鲜明、越充分，自由的这一特定形式也就越合法”。马克思认为起预防作用的法律是不存在的[8]。“因为法律只是在自由的无意识的自然规律变成有意识的国家法律时才起真正法律的作用。哪里法律成为实际的法律，即成为自由的存在，哪里法律就成为人的实际的自由存在”。

自由应当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要求，共同的价值理念，共同的奋斗目标。正因为如此，一切先进的思想家无不推崇自由、宣扬自由、争取自由，以共产主义理想为奋斗目标的革命者，同样把自由列入自己的理论体系，作为重要的指导思想[9]。正如马克思所说，“对人说来，只有是自由的实现的东西，才是好的”。因此，一个好的体制应该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创造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2、4、10、19、23、27、37、41、42、46卷。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3、20、23卷。

注释：

[1]Steven Best,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Vision:Marx,Foucault, York London:The Guilford Press, 2005:74.

[2] Marx, Capital, vol. 1, p. 422.

[3] 张威，石海兵。马克思主义自由观视阈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分析[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9年第5期。

[4] [挪]G?希尔贝克，N?伊耶。。童世骏，郁振华，刘进译。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619

[5] Steven Best,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Vision:Marx,Foucault, York London:The Guilford Press, 2005:40.

[6] 马克思。国内危机[N]。德意志《莱茵报》，1842年12月9和12日，第343和344号。

[7] 李强。自由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8] 宋云峰。试论实现法治目标的三大基本条件[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年04期。

[9] 杜光。马克思是怎样论述自由的[J]。炎黄春秋，2004年第9期。

[作者简介]赵航，（1989―），男，陕西省西安市人，西安工程大学纺织学院轻化工程专业09级本科生。姚建龙，（1986―），男，甘肃省庆阳市人，西安工程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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