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毕业论文（精选4篇）

法律教育作为培养法制国家中法律人才的主要途径，不仅要关注法律人才职业技能的培养，更要关注法律人才职业道德素质的塑造。差异网的小编精心为您带来了4篇《法学毕业论文》，我们不妨阅读一下，看看是否能有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法学的专业毕业论文 篇一

包拯是宋朝人，但宋代的戏曲并没有什么“包公戏”。“包公戏”是在元朝兴起的，至晚清时终于蔚为大观。数百年间，包公审案的故事被编入杂剧、南戏、话本、评书、小说、清京剧，以及众多地方戏中；近代以来，包公案”还被多次改编成影视剧。无数中国人都通过“包公戏”了解古代的司法制度与司法文化；一些学者也以“包公戏”为样本，煞有介事地分析传统的“人治司法模式”，反思“中国传统司法迟迟不能走向近代化的重要原因”。

然而，作为一种在宋代文明湮灭之后才兴起的民间曲艺，“包公戏”的故事几乎都是草野文人编造出来的，他们在舞台上重建的宋朝司法情景，完全不符合宋代的司法制度。如果以为“包公戏”展现的就是宋代的司法过程，那就要闹出“错把冯京当马凉”的笑话了。现在我们有必要来澄清被“包公戏”遮蔽的宋朝司法传统。

【尚方宝剑三口铡刀丹书铁券··】

就如《封神榜》中的各路神仙登场必亮出法宝，“包公案”的包青天也携带着皇帝御赐、代表最高权力的各类道具，元杂剧中尚只有“势剑金牌”，到了明清传奇中，则出现了权力道具“大批发”：“（宋皇）赐我金剑一把，铜铡两口，锈木一个，金狮子印一颗，一十二第御棍……赐我黄木枷梢黄木杖，要断皇亲国戚臣；黑木枷梢黑木杖，专断人间事不平；槐木枷梢槐木杖，要打三司并九卿；桃木枷梢桃木杖，日断阳间夜断阴。”

这里的“势剑”“金剑”，即所谓的尚方宝剑；“金牌”即丹书铁券，俗称“免死金牌”；“铜铡”后来则发展成我们非常熟悉的“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龙头铡专杀贵族，虎头铡专杀官吏，狗头铡专杀平民。凭着这些神通广大的法宝，包青天成了有史以来最厉害的法官，遇佛杀佛，遇鬼杀鬼。

有意思的是，包公所要对付的罪犯，有时候也拥有类似的法宝，如根据元杂剧《包待制智斩鲁斋郎》改编的潮剧《包公智斩鲁斋郎》、川剧《破铁卷》，都讲述世家公子鲁斋郎自恃有祖传的丹书铁券护身，无恶不作，无法无天。那么好戏来了：具有最高杀伤力的尚方宝剑破得了具有最高防护力的丹书铁券吗？从戏文看，好像破不了。所以最后包公只好采用瞒天过海的非常手段，在刑事呈报文书上将“鲁斋郎”写成“鱼齐即”，骗得皇帝核准死刑，批回文书，再改为“鲁斋郎”，才将这个大恶霸押上刑场处斩。

于是，本来应当以法律为准绳分出黑白是非的司法裁断，演变成了谁拥有的权力道具更厉害谁就胜出的权力对决，恰如周星驰电影《九品芝麻官》所演示的那样：一方祭出御赐黄马褂护身，另一方祭出可破黄马褂的尚方宝剑，一方再点破这尚方宝剑是假冒产品。这也坐实了批判传统的人士对于“人治司法模式”的指控。

然而，如此富有戏剧性的权力道具对决的情节，决不可能出现在宋朝的司法过程中。包公不可能手持尚方宝剑——因为宋代并没有向大臣御赐尚方宝剑、赋予其专杀大权的制度，要到明代万历年间，才出现了尚方宝剑之制，皇帝才赋予持剑人“如朕亲临”“先斩后奏”的超级权力。包公的三口铡刀更是民间文人幻想出来的刑具，历代都未见将铡刀列为行刑工具，很可能是入元之后，民间文人从蒙古人用于铡草的铡刀获得灵感，才想到了给包公打造一副铜铡的情节。

至于所谓的“免死金牌”，尽管北宋初与南宋初在战时状态下，宋朝皇帝为安抚地方军阀，曾赐李重进、苗傅、刘正彦等将领丹书铁券，但赐丹书铁券并非宋朝常制，而且随李重进、苗傅、刘正彦叛变事败，自焚、被诛，铁券已被销毁，铁券之制遂不复存，以致南宋人程大昌说：“今世遂无其制，亦古事之缺者也。”因此，在宋朝司法过程中，不可能出现丹书铁券对抗尚方宝剑的戏剧性情景。到明朝时，丹书铁券才成为常制。

事实上，宋人的法制观念是排斥免死金牌的。他们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也……故王者不辨亲疏，不异贵贱，一致于法。”宋太宗时，任开封府尹的许王赵元僖因为犯了过错，被御史中丞弹劾。元僖心中不平，诉于太宗：“臣天子儿，以犯中丞故被鞫，愿赐宽宥。”太宗说：“此朝廷仪制，孰敢违之！朕若有过，臣下尚加纠摘；汝为开封府尹，可不奉法邪？”最后，贵为皇子的赵元僖“论罚如式”。

宋太宗也曾想庇护犯法的亲信——陈州团练使陈利用自恃受太宗宠爱，杀人枉法，被朝臣弹劾，本应处死刑，但太宗有意袒护他，说：“岂有万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宰相赵普抗议道：“此巨蠹犯死罪十数。陛下不诛，则乱天下法。法可惜，此一竖子，何足惜哉。”最后太宗不得不同意判陈利用死刑。皇帝本人也庇护不了犯罪的亲信，何况免死金牌？

可见宋人司法，并不倚重代表特权的权力道具，而更强调三尺之法。生活年代略晚于包拯的大理寺卿韩晋卿，一次受皇帝委派，前往宁州按治狱事。依惯例，韩晋卿赴任之前，应当入对（即入宫面圣），请皇上做工作指示。但韩晋卿拒不入对，说：我奉命办案，以法律为准绳，国法摆在那里，就不必征求皇帝的意见了，免得干扰了司法。

因而，至少在理论上，宋朝法官要让犯死罪的权贵伏诛，只需凭头上三尺之法，不必看手中有没有尚方宝剑。

法学的专业毕业论文 篇二

摘要：各法学院应当自行设置专门的机构运行办法、经费管理办法、档案管理办法、效果评估办法等，应当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规范案源渠道，也可以根据特色资源对诊所教育进行类型化的划分。通过标准化与特色化的结合，使得改革的构想真正能落到实处。

关键词：法律教育；运行

一、我国开展诊所式法律教育中的普遍困惑及根源探寻

正是由于诊所教育具有填补学院教育缺失环节的功能，同时考虑到可能为教育改革提供良好的契机和平台，我国部分高校的法学院自2000年9月开始接受美国福特基金资助设立诊所式法律教育以来，以美国的诊所教育模式为基本参照，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和改进，成为各自法律教育流程和目标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同时，这一模式迅速在国内各法学院之间推进，引起了法律教育界的普遍重视。但是，应当看到的是，我国本身并没有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生成根基，加之时间较短，各法学院开设诊所课程的模式基本上照搬了美国法学院的现成模板，其中相关的具体课程规则及流程规划也基本上都是从其已有的经验中移植过来的。于是，当国内各法学院的诊所教育在外界的扶植下仓促上阵时，对于诊所课程的迷惑和怀疑便难免成为法律教育界一种较为普遍的情绪。而从目前国内一些刚刚开设或准备开设法律诊所的高校的实践情况来看，相关教育工作者主要反映出以下诊所运行困难的现象:

1、国内法律教育界对诊所教育的定位不明，容易将技能培养课程开设成案例研讨课程；

2、学生习惯于灌输式教育后可能对以自我为中心的启发式教育产生不适应的反应，影响教学效果；

3、国内诊所课堂找寻典型案例的渠道有限，难以满足课程教学的需要，技能培训效果呈现不稳定性；

4、高投入需求与经费来源紧张的矛盾导致诊所经费不足成为普遍现象，成为诊所教育延续和发展的主要困境；

5、许多诊所教育重技能、轻伦理的教育现状，将法律诊所引向了其教学目的的对立面；

6、众多法学院存在指导教师知识储备不足、经验不足的情况，难以满足课程对教师的要求；

7、部分法学院对诊所教育重视不足，课程时间难以保障，在其他主体课程的压力下被挤压和边缘化。除了上述已经出现的较为普遍的典型难题之外，还有许多新的棘手的问题正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不断被反映和提出。对于此种情况，笔者认为，目前法律教育界所提出的诸多问题确实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需要我们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切实有效的办法。但是，若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就必须从问题产生的根源进行考察。而针对上述诊所式法律教育所体现出的诸多困扰，我们可以根据形成原因的标准进行类型化区分，并层层推进直至抵达问题生成的核心环节。

（一）个体非普遍、非典型问题的甄别与排除

若要解释中国诊所式教育的困扰根源，我们必须首先从现象中剔除可能的干扰项。从当前开展法律诊所课程的高校所反映的问题来看，尽管其提出的困境可能从外观上大致相同，但造成这类困扰的原因却迥然有别。部分法学院虽然提出了与其他同仁类似的疑问，但经过仔细区分就会发现，其问题产生的原因具有本校的特殊性，不能作为探寻问题根源的前提条件。例如，部分法学院提出本校开设法律诊所效果56我国诊所式法律教育运行的普适困扰及调整方向不佳，教师指导目标不明确、学生积极性不高、校方不重视、资金紧张、案源不稳定、课时难以保障等等，看似都是各法学院所提出的普遍问题。但是，经过仔细辨别就会发现，这类法学院所出现的困境主要是由自身的特殊原因造成的。其中所提出的困扰往往伴有本校法学师资力量薄弱、学生生源不佳、规模小、校方制约其发展的特有原因。尽管与其他法学院开展诊所课堂具有类似的困境外观，但其真正原因不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对于这类情况，一方面，需要此类法学院根据自身的特殊情况设计出具有针对性的问题解决方案，以保障法律诊所的教学效果；两一方面，在宏观层面分析诊所教育的普适困境时，为防止结论出现偏差，需要在统计数据中排除此类情形，且当中所总结出的实践经验也不能直接作为参考方案由其他法学院完全移植照搬。

（二）模式形成初期机制磨合原因的提炼与弱化

在排除了特殊情况的信息干扰之后，我们需要对各法学院开设法律诊所课程面临的普遍性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而从解析的目的性角度考察，对于这一问题，利用因素代入的思路，有助于我们将已生成的问题按照生成原因和解决难度进行层级化的分类。针对国内法律诊所教育的问题，首先被代入的因素应当是该教育模式被引入的时间维度和基本方式。前文已经提到，我国的诊所法律教育是在美国教育基金的资助下建立起来的，在此之前完全没有相关的教育机制，且至今也仅发展了十几年的时间。这就容易造成以下的局面:第一，在固有教育机制和全新教育的磨合过程中，必然生成对新模式的不适应性，并衍生出一系列问题；第二，在较短的时间内，衍生出的问题难以得到立即的解决，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才能弱化由此造成的负面影响。按照此标准进行判断，那么国内出现的许多诊所教育的普遍困境，在本质上属于“水土不服”的一般症状，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和调整，并采取针对性的积极措施，目前一些看似棘手的问题通过目标性的方案和举措就能够得到实质的解决。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相关配套教育模块的积累，诊所模式的一些教育理念会逐渐被接受，所占教育资源的比重也会逐渐增加，案源、资金的获取渠道以及课程的流程安排亦将步入程式化的操作阶段。即是说，对于因短期内磨合原因所生成的模式困境，我们应当从当前的普遍问题中提炼出来，并加以弱化理解，以便让我国诊所法律教育的根本问题表现得更加鲜明。

（三）诊所教育全球范围内先天性缺陷表征的辨识与弥补

当时间维度和引进方式的因素代入完成之后，我们紧接着代入的因素就是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所存在的固有缺陷。换句话说，为了外显我国法律诊所最核心的问题产生的根源，我们必须对于诊所教育的固有问题和我国的特有缺陷加以区分，并在标明问题来源之后分别设计不同的解决思路和方案。尽管法律诊所在国外的发展已经较为成熟，但不可否认，法律诊所从设立初期就已经表现出一些与该模式相伴而生的问题，且各国法学院在注意到这些缺陷之后，所采取的措施固然可以削弱其负面影响，但问题本身并未被根除。同时，当诊所教育在我国的移植活动开始之后，也必然会在国内各法学院的教育环节中再次体现出来。比如，在援助型诊所教育中，学生代理案件的能力局限和法律障碍、指导教师参与力度难以把握、相关部门是否配合的随机性都是该教育模式长期以来都难以排除的困扰，而解决措施在任何方面的举动，都可能直接对教学效果产生重大影响。再比如，在诊所式教学活动中，对于实践技能的片面往往会导致教育过程中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忽视或缺失，而这一趋势所产生的副作用可能远远大于诊所教育的积极价值，因而一直都被各国的法律教育人士所反复强调。根据此种区分思路，辨别诊所教育共性问题和特性问题的意义在于认清缺陷的原因差异，从而明确各自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对于共性问题，可以参考国外的既有经验并根据自身情况予以协调；而对于特性问题，区分活动会让其目标更为鲜明，这为问题的解决方案提供了便利的前提环境。

（四）我国诊所教育特有普适缺陷结构性根源的探寻与外显

按照因素代入性思路层层推进，各种干扰性信息被不断剥离，我们也离最终的目标越来越近。尽管这种区分和识别的工作可以继续做下去，但就当下的已知因素来考察，我们似乎已经能够对于我国诊所教育问题的根源进行基本的定位。在排除了个别原因、临时原因和先天原因之后，我们可以把针对我国诊所教育特有普适缺陷的视野集中在诊所模式植入我国的教育体系之后和原有教育机制的融合度之上，而这种结构性的原因，或许就是我们所要探寻的终极目标。至于此类问题的具体作用方式，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行文中详细论述。

二、造成诊所法律教育与我国传统教育

机制融合度偏低的表征机理及不良后果对于中国现有法律教育和诊所式法律教育之间难以融合，并且会给诊所教育带来严重阻碍的命题的真实性的论证，可以基于这样一个假定模型进行反证，即如果上述的所有原因在我国已经得到了彻底的排除，诊所教育是否就能够在我国实现其既定的教学效果和教育目标？同时，对于“融合度低”这一结构性原因的根本性的论证，我们也可以设定一个假设性的疑问，即如果回避这一结构性原因，能否通过其他的方式消除国内法律诊所目前所面临的所有障碍？带着这两个问题，笔者将从我国法律教育模式的发展过程及现状入手，探讨其历史进程中的步步变化，以及法律诊所被植入以来两种模式的相互影响方式。

（一）中国法律教育模式构建过程的特殊性及缺憾

在理想条件下，一国法律教育活动的兴起源于本土社会对于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人才培养的需要，因而各国早期的法律教育模式往往带有本土法制文化鲜明的特点。以欧洲各国的法学教育为例，尽管罗马法复兴运动中博洛尼亚大学的法律教育模式为各国法律教育的基本体制奠定了基础，但在各国本土的发展中，仍然出现了“以培养法律职业者为主的学徒制”[5]和“以法学专业理论研究为主的学院制”[6]两种教育模式。而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为了逐渐弥补两种模式的显著缺陷，各国又开始逐渐改良自身传统的法律教育体制，以全面培养学生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为目标，或是健全学校的相关课程，实现法学理论与实践的通识教育；或是明确各教育机构的职能分工，全面构建学院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的配合协调机制，并在不断的磨合过程中实现对各类法律人才的培养和输送。但是，对于我国来说，法律教育的产生背景较为特殊，是随着大陆法系的整体移植而一并产生的，并且在清末、民国以及新中国的几次彻底的反复中呈现出曲折发展的局面，直到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法律教育的连续性与继起性才得以保障。基于这一历史背景，我国法律教育在形成初期就不得不面对以下尴尬的局面:其一，现行法律教育模式在本国的科学性未得到确认，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存有疑问；其二，法制建设人才极度匮乏，迫切需要教育机构在短期内向社会输送大量的法学理论研究与职业人员。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长期以来的法律教育都将重心及考核标准都放在培养学生的数量上，并没有思考输出人才的质量以及现行教育体制合理性。从上述情况来看，我国的法律教育几乎是在没有全局规划和系统部署的情况下“仓促上阵”的。在现有的整体结构中，大多数法学院所表现出的是欧洲学院制最早期的教学思维和模式，只考虑核心理论课程是否开设和完成，课堂教学只注重理论知识的灌输，而与社会环境对法律人才的实际需求相脱节。与此同时，我国的法律教育体系中却没有专门的职业教育机构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加以培养，从而造成了整体的法律教育“一条腿走路”的局面。相反，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来看，其需要的则是能够处理法律实务的专业人士，但在经过招聘之后，往往获得的是只具有初步理论知识的毕业生，无法将其直接放入工作岗位，而必须对新招聘的人员设置专门的培训程序，这实际上是在弥补法律教育所缺失的环节。因此，从宏观结构来看，我国目前的法律教育实际上空缺了实践教育的部分，而这种结构显然是无法满足国内法制建设的'需要的。

（二）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生成初衷及其与我国法律教育模式结构性错位的表征

如果从诊所式法律教育的视角审视整个法律教育，就会发现，法律诊所模式在我国根本不存在本土生成的土壤，而只能通过移植的方式在国内获得生存的空间。这是因为，法律诊所的形成和发展是以两个目标作为要素前提的:其一，法学院的专业培养应当迎合职业需要，在与职业机构分工协作的同时，完善自身的教育职能；其二，如果法学院的理论能力或职业能力教育出现僵化的趋势，就必须通过适当的改良方式来维持应有的教学效果。基于这两项要求，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法律诊所的发源地，就在于其法律教育机构以向用人单位提供合格的“教育产品”作为教学的价值导向，而传统的教学方法在运用中也确实容易产生“脱离实际”、“纸上谈兵”、“隔靴搔痒”的情况，需要通过现实的或高度仿真的演练环境来刺激学生的感官，以此来加深对职业技能及职业伦理的理解及内化影响。根据这一情况来判断，法律诊所模式无疑是最优的改良选择。按照上述标准来考察我国的诊所式法律教育，就会发现，这一纯粹移植于国外既成模式的教学方法在国内完全是法律教育的“空中楼阁”，缺乏本土法律教育体制的支撑，也与现有的教学内容完全脱节:其一，法律诊所模式效果的发挥必须以宏观层面正确的教育导向和完整的教学配置为前提，但我国的法学院普遍还不具备上述条件，其既没有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也没有理论结合实践的法律实务的教学安排；其二，法律诊所早期的运行是以培养合格律师为主要目标的，而这种以校内诊所为基本模式的培养方向仅可能解决单一职业的需求，却无法弥补其他行业职业技能和职业伦理教育的空白；其三，法学院其他课程的授课内容和法律诊所的授课内容基本没有关联，二者之间无法形成相互促进、相互汲取经验的良性互动关系，诊所课堂缺乏法律教育环境的哺育和滋养。由此可见，我国在引入法律诊所模式时，并没有对我国法律教育的现状及特殊性进行充分的论证，基于“国外运行良好且我国还未采用”的评判标准，就将相关的机制全面照搬且直接适用。诚然，我们应当肯定该行为的初衷，但也必须正视这一做法所造成的本土模式与引入模式难以融合的客观事实。可以说，除了上一节所提到的各类表现原因和客观原因之外，我国法律诊所运行中的绝大多数困扰都是由此而生的。

（三）结构性问题引发模式运行不良后果的基本过程及具体表现

面对教育结构错位的现实性，不同的法学院在进行法律诊所课程时会出现不同的反应，而这些反应以及相应的行动在不同层面上都造成了诊所教育效果不佳的结果:

1、忽视自身实际情况，盲目照搬既有模式的困境如果回避两种教育模式难以融合的结构性事实，而是直接按照国外的经验和赞助者的要求予以推进，那么教育质量和教学效果上难免会产生以下问题:教师的教育理念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没有理解诊所教育的本质目的；学院忽视教师相关的知识储备，认为长期从事理论教学的教工可以直接胜任诊所教学工作；法律诊所作为独立的课程，没有课程之间的衔接和教学内容的配合，等等。面对以上情况，多数诊所课堂的场面表现为教师带领学生严格走完教材的流程，却难以体现诊所教育的精髓所在。于是，接受诊所教育的学生往往会产生相应的迷茫感。从接受诊所教育学生反馈的信息来看，这种困扰主要表现在:不知道学到的理论知识如何运用到课程中，不清楚每节课具体的训练目标，不明白理论课与实践课的学习思维差异。而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学生依然习惯于在课堂上被教师灌输知识，却无法通过模拟练习将知识转化为个人的实际能力，面对真实的案件依然会有无措感和恐惧感。显然，当诊所教育无法与国内法律教育资源实现互助与配合关系时，其教学目标是难以实现的。

2、积极改变现状，努力实现和保障诊所教育效果所面临的难题如果能够认识到两种教育模式难以融合，那么为了保障法律诊所的教学效果，授课教师就必然会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前期的准备过程和课堂的效果评估中去。而这种前期准备和教学目的就包括:必须首先让全体参与课程的师生实现教学思维的转化，必须让选课学生先具备分析实际问题的基础能力，必须通过课堂实现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的贯通，必须通过实践让学生在社会环境中理解规则的运行原理，等等。由此可见，这种积极采取多项措施确保实践法律诊所教学目的的行为，在本质上是在以诊所课堂为契机，试图弥补我国现行法律教育体系中缺失的环节。但显然，这样的压力和责任不是一门课程所能承受的，需要上一层级的宏观调配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法律诊所自行为课堂打造外部环境的做法，虽然看到了问题所在，但由于自身的资源配置能力有限，不仅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占用了教学的时间，部分目标却依然无法实现。所以，对于我国的法律诊所教育来说，当其无法与现有教学模式融合时，教学活动就陷入到了一种二难的逻辑怪圈之中，即无论采用积极调整还是消极模仿的方式，法律诊所的教学效果和教学目的都是无法保障的。因此，结构性问题是诊所教育无法回避的根本性问题。若要实现法律诊所引进之初的目标，我们必须从理念上对于我国的法律教育现状进行彻底的反思，并基于此设计出具有针对性的改革方案。

三、改变诊所式法律教育现有困境的基本思路及调整方向

根据以上论述可知，尽管引入我国仅十余年的时间，但法律诊所已经走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上，必须对未来的走向做出选择。从现有的趋势来看，我们不能因为改革的任务艰巨就索性放弃相对先进的教学模式，而是要根据诊所教育的实际需要对法律诊所进行本土化的改造，挖掘其更多的价值，并对我国的法律教育体系进行相对应的调整。基于这一现实需要，笔者认为，只有我们在现有基础上设计出科学的、符合本土需求的法律诊所教学体系，才有可能实现制度引进之初撼动我国僵化法律教育模式的终极目标。但是，从改革工程的规模来看，这既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也不是单凭对法律诊所的改造就能实现的，而是应当在法律教育体系全局的视野内，以诊所教育为中心，对全部教育环节进行有针对性的适当改造。基于此，我国的相关改革措施可以将以下思路作为突破口，对本国诊所教育进行尝试性的变革，并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以实施效果为标准进行适当的调整。

（一）以法学院为单位，在宏观层面为各自的法律诊所设置配套资源和条件，为诊所课程提供基础性保障

对于国内各法学院来说，学院层面的支持才是确保法律诊所良好运行的前提。而以改革为目标，学院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完善的硬件环境和充足的课程经费，更重要的是，应当为课程的调整提供相应的空间和具体的支持。例如，对诊所教师来源进行细致的挑选，确保课程的实践性特点；对选拔教师进行专门的师资培训，帮助其思维的提升和技能的锻炼；设置足够的课时，以保证教学目的的实现等等措施，都是我们为教育改革提供的环境前提。

（二）增加法律实务教育的课程环节，为法律诊所的运行提供知识性储备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之所以我国不能直接照搬国外法律诊所的既有模式，就是因为我国的法律教育结构不完整，只注重抽象的理论教育，缺乏对法律实务知识的传授，从而使得法律诊所教育丧失了基本的依托。因此，我国诊所教育改革的必要部分就是在教育体系中增加与本国法律实务相关的知识的讲授环节，通过对我国法律实务的现状的描述、基本规则的介绍、部门之间分工衔接的梳理，让学生从宏观思维上建立法学理论与法律实务的连接方式，进而在观念上理解诊所性实践教育的积极价值。以此作为诊所教育的必要准备，一方面能够填补我国法律教育的空白，实现教育内容的全面、均衡；另一方面，学生在获得相关知识之后，容易迅速进入法律诊所的学习状态，对于诊所教育特有的方法、目标也能够有充分的领悟。

（三）扩充角色训练类型，从而建立起法律诊所向各类法律职业输送人才的平台

如果从制度引进的角度看，我们对于现有的诊所教育模式的内化工作还没有完成，扩充职业角色训练目标似乎为时过早，但从本国社会实际需求的角度来看，这却是让诊所教育真正融入我国法律教育体系的良好契机。从我国的法律实务界来看，由于职业教育职能及相关机构的缺失，对于职业人才的需求是全方面的。而目前法律诊所主要针对律师职业能力的培养的思路，显然与我国的实际需要格格不入。因此，我国的法律诊所本土化的改革方向必须是建立起全面的职业角色技能培训，这不仅是我国法制环境的需要，也是法律诊所在我国充分发展的必经之路。否则，如果诊所课程脱离了现实需求而自行运行，那么不仅无法起到服务社会的作用，僵化的模式必将在法律教育的进程中被淘汰。而按照这一思路，利用诊所教育的思路指导校外实践、实习，将实践部门资源同学校资源结合起来，或是大力发展校外诊所等方法，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

（四）完善法律诊所课程设置，实现标准化与特色化相结合的开课模式

以上述客观条件和主观引导为依托，为了保障课程质量和课程效果，我们还必须对法律诊所教育进行系统的规划。从宏观层面来考察，教育监管部门应当对各高校的法律诊所在关键环节设置统一的标准，以防止个别高校法律诊所滥竽充数的情况。例如，明确诊所课程的性质，确立诊所教师的选拔标准，设定诊所教学师生比例，协调诊所与实习、模拟法庭等实践环节的关系，等等，都是监督机构为确保教学质量必须要进行的规范化活动。在微观层面，各个法学院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和特色，设置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系统化管理规范。例如，各法学院应当自行设置专门的机构运行办法、经费管理办法、档案管理办法、效果评估办法等，应当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规范案源渠道，也可以根据特色资源对诊所教育进行类型化的划分。通过标准化与特色化的结合，使得改革的构想真正能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诊所法律教育若干基本问题研究左卫民； 兰荣杰环球法律评论2005-05-28

2、清代法律教育的近代转型郑智航当代法学2011-09-10期刊6

法学本科论文 篇三

摘要：近年来在我国经济领域中，消费者权益侵害及环境公害等问题越发突出，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公益诉讼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公益诉讼制度应运而生。在立法层面，2013年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消费者协会行使公益诉讼的权利，首次在经济法领域以法律形式肯定了构建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实践需要。在学理层面，该制度的创设很好地弥补理论空白并促进学理体系的完善。目前，经济法方面的公益诉讼在运行过程中尚存在一些问题，并缺乏健全的制度体系，因而需要在立法层面上对其进一步完善。文章从经济法与公益诉讼的契合性分析、经济公益诉讼制度概述、制度设计及建议等方面着手，对经济法方面的公益诉讼进行深入研究。

关键词：经济法；公益诉讼；经济公益诉讼

一、经济法与公益诉讼的契合

公益诉讼在当事人适格、诉权理论、法院角色、判决的既判力等方面与传统诉讼存在区别，其根源在于公益诉讼的理念在维护一种超越个人、关乎社会的利益价值，以社会整体利益作为表现形式、以经济秩序和经济自由为主要内容的公共利益也正是经济法的价值追求，在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宏观调控、市场管理及社会保障等各方面均凸显了公共利益的本位观，这也促使“现代型诉讼”之称的公益诉讼与经济法有着很强的契合性，因而基于经济法上权利义务而产生的公益诉讼即经济公益诉讼应运而生。但我国目前的诉讼制度在针对经济法领域侵权方面的制裁存在一定的缺陷，因而会制约对经济层面的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由于现有诉讼模式无法解决这一难题，因而公益诉讼制度这一新型的诉讼制度的建立十分有必要。其优越性体现在，从民刑及经济这些不同的角度来尝试解决上述的违法侵权事件，使得对违反经济法行为的处理具有全面性和根本性，从而弥补了现行三种诉讼制度之间因不同诉讼程序切换导致的各种问题。

二、经济公益诉讼理论概述

（一）经济公益诉讼含义

经济公益诉讼，是指对于违反经济法规范，侵犯国家和社会经济利益的行为，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可以根据经济法的授权向法院起诉，由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在诉讼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由专业法官主持的，依法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司法活动。经济公益诉讼的原告具有特殊性，为了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法律赋予一切个人或组织有提起经济公益诉讼的权利。譹訛经济公益诉讼的被诉客体为经济违法行为。国外以经济法和经济公益诉讼法为主要适用法规，国内在经济公益诉讼立法方面，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定率先弥补了立法空白，从而成为我国经济公益诉讼制度新的突破点。

（二）经济公益诉讼特征

经济公益诉讼有其自身的价值和独特性，其有如下特点：

1、目标具有公益性体现在其法益目标具有很强的公共性和公益性，旨在追求社会公正与公平。不同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与刑事自诉，它们的法益目标是典型的私益诉讼，虽然刑事公诉维护的是国家利益，但也主要是由于违法犯罪行为侵犯了公民或单位组织的具体利益而引起的。

2、主体具有开放性在原告范围上，直接受到经济违法行为侵害的当事人（社会组织）当然可以提起诉讼，而没有受到侵害的也有资格进行监督，当国家或者社会经济公共利益受到或可能遭到损害的，也可以依法行使权利成为原告。此外，被告的资格范围也拓展至所有对公益或整体的经济利益造成或即将造成损害的组织和个人。

3、程序具有严格性由上述可知，经济公益诉讼的宗旨具有较强的公共性与公益性，因此，较之民事等私益诉讼，其在实践中的施行须具有更为规范和严格的程序，从而来实现其宗旨。如在诉讼中不允许随意撤诉等。譻訛所谓“无限制的权力并非好的权力”，适当限制诉讼主体的权力，有利于规范其合法合程序的行使，从而保障良好的诉讼秩序。

4、作用具有预防性对于造成的实际损害结果，当事人当然可以行使诉权，而在另一方面，针对具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潜在可能性的行为，也赋予当事人以诉权。根据法理可知，任何法律均具有预防的作用，经济法层面亦是如此。该功能可以有效地帮助社会公众免于遭受更大的损害，维护多数群体的利益。由于其侵犯的法益具有广泛性，因此其预防的效益也就更为突出和显要。

5、效力具有广泛性同理，该类违法行为侵害法益的广泛性决定了经济公益诉讼所产生效力的广泛性，如同其他类型的公益诉讼，其最终的判决效力具有明显的扩张性和广泛性。这种制度设计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在于它可以极大地节约诉讼资源和整体的社会成本。因一个诉讼行为所产生的具有涉及他人效力的性质，可以使其他被侵害权益的免于再次花费高昂的费用进行长时间的诉讼。根据乘数理论可知，当被侵害的对象数量越多，其可节约的资源和成本也就越多，社会效益也越明显。

三、经济公益诉讼制度设计

（一）案件受理范围

区别于民事、刑事及行政诉讼案件，经济公益诉讼案件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其一，在涉及领域方面，经济公益诉讼主要出现在国家经济调节方面，关乎国家或社会在经济层面的公共权益。其二，在涉及的当事人方面，原告方往往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人数较多；而被告则往往是国家调节管理主体，主要为行政机关。尽管部分案件表面上双方均为个人或组织，但一般仍因国家调节引起，且双方在经济、政治、专业水平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实力不对称。依据漆多俊先生的观点，案件受理范围可分为：

1、市场规制中的经济公益诉讼，包括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

2、宏观调控中的经济公益诉讼，包括产业政策、国家计划、政府经济调节手段等方面；

3、国家投资经营中的经济公益诉讼，包括国家投资、国有资产管理、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等方面。

（二）原告主体资格

经济法方面的公益诉讼的主体应当具有多样性，具体包括：

1、公民个人从社会角度看，国家和社会是由无数个单个个体组成的，社会公益也应当由公民个人来最终具体地实施和享有，只有当个体的权益得到合法有效地保障，国家和社会的经济才能更加高效、稳健的发展，因此，公民的原告资格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由上面的论述可以得出，原告主体资格应当具有包容性，即原告主体范围应当予以扩张，这样才能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让广泛大众参与到对该类行为的监督中来，并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获得广泛的支持与帮助，从而更有利于赢得诉讼，享受该制度所带来的“丰硕成果”。

2、社会团体虽然宪法基本原则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实际生活中双方在各方面实力差异，受害群体在提起公益诉讼时，会处于极其不利的境况，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则可以利用团体的社会影响力来与强势群体相抗衡。社会团体作为公益诉讼案件的原告，一方面，能够十分有效地解决专业能力不足、资金缺乏、精力不够等问题；另一方面，还能使社会团体在行使监督权时更好地集中和行使社会资源和司法资源，从而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3、检察机关不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的层面，检察机关都具有原告资格。从理论上讲，以公权制衡公权，是防止权力不当行使的基本模式。当行政权行力突破法律制约的牢笼，侵害到国家或者社会的经济公共利益时，检察机关作为行使国家公共职能者，理应对行政权力予以监督和限制。从其法律职权来看，检察院具有法律监督的职责，因而对此类违法行为，检察机关具有行使监督职能的必要性和当然性。

（三）举证责任分配

在经济公益诉讼中，由于当事人双方之间在政治、经济、专业水平、社会关系、信息来源等方面实力悬殊，且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二者的因果关系往往模糊复杂，如果片面主张“谁主张谁举证”，则明显不利于保护受害者合法权益。因此，在双方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能力严重不对称的情形下，可实行举证责任的部分或全部倒置。这种举证责任倒置的正当性，曾为德日和英美法上的举证距离说和危险领域说所论证。譼訛当然，针对一些特殊证据，受害者可以申请由法官、检察官收集或协助收集，并且还可以学习国外充分发挥专家在举证责任中的作用。

（四）诉讼费用制度

基于经济公益诉讼往往涉及公益利益，且时间和金钱成本相对较高，因此，在诉讼费用制度方面，可以吸取国外先进做法作出有利于原告规定譽訛：一是在费用数额上，针对不同类型经济公益诉讼案件所需成本不同，划定不同层次的费用减免制度。二是在费用来源上，当原告为检察院时，费用可从国库中支付；当原告为个人或者组织时，原告败诉后诉讼费用可进行转嫁，比如设立相关保险及基金制度。基金可来源于三个方面：国库拨款、从胜诉经济公益诉讼费用或罚款中提留一定比例及社会捐款。此外在程序方面，须由原告主动申请，相关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批准以及监督。

（五）奖励及惩罚制度

1、原告胜诉奖励制度为防止“搭便车”效应妨碍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有效运行，我国应当借鉴西方公益诉讼的先进制度，实行对胜诉的原告予以奖励的政策。美国的公益诉讼制度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其在《反垄断法》中规定有“损害赔偿三倍化”等制度。这些制度既能够在事后弥补起诉人的诉讼支出，也可以从物质层面给予民众以现实的和直接的支持，并给予其更多的信心。对此，我国可以移植借鉴，从而鼓励更多公民和组织加入到法律监督的队伍之中。

2、滥诉赔偿制度立法在给予该新型制度相关“优惠”，提供各种便利的同时，也须防范他人因私人纠纷而提起恶意的诉讼，最终造成司法资源严重浪费、他人权益遭到损害、司法公信力被破坏等不良后果。因此，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可以纳入滥诉赔偿制度，对于那些提起虚假诉讼或者恶意诉讼，浪费社会公共资源和司法资源的人，要求其承担各种费用，并赔偿他人或者社会公益所遭受的损失。从浅层次来看，是对当事人滥用诉权行为的制约和规范，起到警示和预防作用。从深层次来看，则是规范诉权的合法合理行使，从而维护该制度的良好运行效果。

四、构建我国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建议

（一）建立中国特色经济公益诉讼制度

我国国情与西方国家不同。从经济发展层面来看，西方国家大多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工业时代，在他们成熟的运行体制下，西方的经济及资本制度已经形成了十分完善的体系，在经济公益诉讼方面的立法也相当地完善，目前主要集中于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及违宪审查等领域。相比于西方国家，我国工业发展相对较晚，经历的时期短暂，发展也不够充分，因此，要避免完全的“拿来主义”或全部西方主义，将他们的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照搬照抄、生搬硬套。相反，应当立足于我国的国情，设立具有本国特色的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着重对消费者权益、环境污染、政府滥权以及中小投资者权益等方面进行规范和保护。

（二）拓宽经济公益诉讼制度原告资格范围

由上文的论述中可知，我国在设计经济公益诉讼相关制度时，应当对原告范围进行延伸，而不能只局限于传统的三大诉讼中的原告资格。具体来说，应当将公民个人、有资格的社会团体以及检察机关纳入主体范围之中，从而使行使诉权的主体具有广泛性和多样性。这既是适应公益诉讼的特点的需要，也是符合我国复杂多样的经济市场的国情的需要。国外在此方面有“直接利害关系人”理论以及“私人检察长”理论等，但不论是何种理论，在现实的立法中，都呈现出对主体资格予以扩大的趋势。因此国内在制度设计上也应跟上国际步伐，设计出具有本国特色的原告资格制度，以适用经济发展的需要。

（三）法院自身改革以适应能动司法需求

在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设计方面，法院在自身改革的过程中应当考虑以下层面：

第一，态度由消极保守转变为更加积极主动。这里的积极主动并不是说法院应当主动干预，主动要求他人参与诉讼，而是指在某些方面，诸如案件十分新奇，现行法律尚未规定，或者案件影响重大、民众关注较高等的经济公益纠纷，而现行的制度尚不足以很好地解决时，法院可根据立法目的，借鉴国内相似先例，或者参考学者学说等寻求依据和法理支撑，从而提供更好的司法保障。

第二，对于案件新颖或者争议较大的案件，当法官自身专业能力不足或现有法律尚不完善时，可以充分借鉴国外的实践，引入专家、委员会等相关人才支持制度，综合参考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结合案件特点，独立作出裁判。

第三，开展司法合作制度。一方面，由于经济公益诉讼涉及范围广泛，该制度恰好能够解决管辖权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达到更好的社会效果。

（四）建立激励与惩罚相结合的运行机制

此处所讲的建立激励与惩罚相结合的运行机制，与上文所论述的原告胜诉奖励制度和滥诉惩罚机制是相通的。一方面，基于经济公益诉讼自身特有的诉讼周期长、取证困难、专业知识相差大等特点，建立起原告胜诉奖励等激励制度，给予他们充分的社会支持和物质帮助，从而有利于充分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和诉讼热情。另一方面，也需警惕他人钻法律漏洞，利用诉权侵害他人权益。因此，为了防范恶意诉讼，滥用诉权，浪费社会资源和司法资源的行为，也需要建立配套的惩罚制度，对此权利的行使予以制约和规范。只有做到激励与惩罚相结合，才能确保经济公益诉讼的体制更为完善，也能有助于在今后的立法实践中能够从容地应对更多、更广泛的问题。

法学本科论文 篇四

摘要：基本精神、指导思想与立法宗旨即为法的理念，在此之中，主体是人，客体为法，法的具体价值表现形式为客体对主体进行正确引导。法的理念是对法的价值导向进行确定的基础，其渗透并贯彻于法的全部价值当中。经济法中的两项基本范畴为理念与价值，此两项基本范

关键词：经济法，理念，价值，范畴，探讨

基本精神、指导思想与立法宗旨即为法的理念，在此之中，主体是人，客体为法，法的具体价值表现形式为客体对主体进行正确引导。法的理念是对法的价值导向进行确定的基础，其渗透并贯彻于法的全部价值当中。经济法中的两项基本范畴为理念与价值，此两项基本范畴在经济法的不间断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经济法系统理论化的基础。提炼与成熟经济法的基本范畴可使经济法理论更具科学性与系统性。

1、经济法的理念范畴

经济法的指导思想、基本精神与立法宗旨就是经济法的理念，其作为经济法的文化内涵对其起到长久有效的作用。因经济法理念在经济法研究过程中的重要性，经济法学者必须利用各种手段、各种表达形式对此问题进行间接或直接的回答。“自由理念”、“公平理念”、“安全理念”以及“发展理念”是近些年来经济法学者对经济法理念进行探索之后取得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以消费者为本”、“平衡协调”与“社会责任”是经济法理念当中的三项最基本要素，此三者的融合贯通促进了我国经济法的发展，做到了与当代社会发展趋势相适应。

（一）经济法的基本内涵

经济法的概念在本质方面来说即：经济法是一项独立部门法律体系，社会作为经济法的本位，其稀缺经济资源与有限经济利益通过国家、社会与市场进行合理分配，从而使社会经济环境达到平衡与和谐的状态，保障社会整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法观念的内涵即为：一个国家应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增进其整个社会财富总量，此项任务是目前社会中所有成员的一致要求。通过长久以来的实践探索不难看出，社会财富总量的良性增长无法因社会发展固有的内生性动力而得到维持，只有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融入国家支持才能令社会经济在外生性动力的推动之下产生良性发展。

（二）经济法理念的核心

应将“以人为本”与“以消费者为本”作为经济法理念的核心与经济法的内在价值。在现今法治社会当中，“以人为本”是一种非常基础的理念，其作为我国各个领域改革的基本目标与重要理念，在所有相关法律部门中均有所体现。“以消费者为本”是“以人为本”理念在经济法领域当中的具体表现。

（三）经济法理念的标志性要素

不同法律部门之间个性方面的差异导致其所追求的平衡理念也不尽相同，在经济法当中，平衡协调是一种本质属性，其是经济法理念得以构成的基本要素与标志性要素。若想做到“以消费者为本”则必须使人与经济社会达到协调发展，而各项发展目标、发展手段及发展实际和发展顺序之间的合理配合即为协调发展的具体内容。若想要使社会保持全面进步与综合发展就必须保证经济、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平衡协调发展关系。平衡协调经济关系是经济法的一项特有功能，在此种关系下，经营者需承担起对消费者的义务与责任，应首要考虑消费者、社会与国家的利益，对社会主义道德要求予以遵从，将友好、和谐、诚信的经济关系建立起来。

2、经济法的价值范畴

只有人们正确认识法的价值才能将法的调整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当前，大部分人们浅显的认为政策即为法的体现，大都过于重视经济政策的作用而忽视了经济法的作用与功能，导致此种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此类人群未明确掌握与认识经济法的具体价值[3]。所以，掌握经济法的本质与概念并维护、处理好其与相邻法律部门之间关系的重点在于对经济法的价值展开研究与分析。深入研究经济法的价值也能帮助人们更好的处理经济法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使人们自觉运用经济法并将其中功能与作用充分发挥出去。

（一）经济法的基本价值

在经济法中，其主体与客体分别为人和法，其中客体可对主体行为予以正确引导。经济法基本价值的具体表现形式为经济法可在人们相应目标实现过程当中对其予以充分协助，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并帮助其创造出更大的利益。在经济法价值当中应将“和谐社会”理念充分体现出来，只有其身处于和谐社会当中才能充分发挥出对人们积极推动的作用，此项作用作为经济法价值体系的重要基础直接反应了经济法的本质与社会目的。应在具体实践经济法时将协调、中介与对公平分配等相关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二）经济法公平价值与效率价值间的关系

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任何部门法律都不能只对一种单一利益进行保障，也无法实现对任何形态与类型的利益均有所保障。每个部门法律制度都有对其自身利益价值进行衡量的尺度与标准，其会对利益体系当中的某一项具体利益采取具有一定偏向性的重点保护[4]。经济法就是在偏向重点保护集体利益的基础上实现了对个人利益的兼顾。从公平方面来说，首先，在具体实施经济法的过程中需从根本上做到社会范围内的公平公正，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后则应在经济主体内涵当中予以大家等同的发展机会；再次即需积极调整其对于经济的具体分配形式，使分配结果充分实现体现出本质上的公正与平等；最后即应使最终结果保持公正平等。当今社会所需要的社会整体利益观不仅与经济法学科自身的长久发展有关，还与如法律秩序的构建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息息相关。

（三）经济法的社会经济秩序价值

经济法对经济秩序所产生的维护与推动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社会秩序是社会经济得以高效稳定发展的基础环境，其作为一种现代化社会状态，保证了社会各界的顺利发展与有效壮大。经济法价值范畴内容当中的经济秩序具有很强的工具性，是经济法价值得以体现的重要形式。关注社会是经济法的核心与存在基础，若经济法无法起到构建健康稳定社会环境与发展氛围的作用，则其维护社会秩序的相应功能也无法展现[5]。若经济法不能对经济维持者与社会生产经营者的行为进行良好的规范与约束，其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自身价值机会被极大削弱，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局面产生严重影响，甚至倒置社会经济发展出现混乱，使国家无法有效掌握社会经济发展秩序。

3、结语

对经济法理念范畴与价值范畴进行研究并明确其中意义可在进一步探寻经济法本质的同时提炼其基本原则。经济法本质、理念与价值总和起来即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其在经济法成立实施的全过程均有所体现。经济法的理念与价值在其实施过程当中具有相当的观念指导作用，是经济法理论研究当中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文启福。经济法的理念与价值范畴解读[J]。现代经济信息，2015,20(9):406.

[2]闵锐。经济法的理念和价值范畴研究[J]。法制博览，2016,16(20):262.

[3]张平。经济法的理念和社会价值范畴讨论[J]。法制博览，2013,23(11):256.

[4]祝惠忠。浅谈经济法的理念及其价值范畴[J]。法制与社会，2014,31(36):92-93.

[5]马艺菲。基于经济法的理念和价值范畴研究[J]。法制博览，2016,14(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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