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毕业论文【优秀7篇】
法律存在的价值就是追求社会秩序与正义，一致性、稳定性与连续性是社会秩序的基本特征。下面是小编辛苦为朋友们带来的7篇《法学毕业论文》，希望能对您的写作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法学的专业毕业论文 篇一
摘要：各法学院应当自行设置专门的机构运行办法、经费管理办法、档案管理办法、效果评估办法等，应当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规范案源渠道，也可以根据特色资源对诊所教育进行类型化的划分。通过标准化与特色化的结合，使得改革的构想真正能落到实处。
关键词：法律教育；运行
一、我国开展诊所式法律教育中的普遍困惑及根源探寻
正是由于诊所教育具有填补学院教育缺失环节的功能，同时考虑到可能为教育改革提供良好的契机和平台，我国部分高校的法学院自2000年9月开始接受美国福特基金资助设立诊所式法律教育以来，以美国的诊所教育模式为基本参照，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和改进，成为各自法律教育流程和目标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同时，这一模式迅速在国内各法学院之间推进，引起了法律教育界的普遍重视。但是，应当看到的是，我国本身并没有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生成根基，加之时间较短，各法学院开设诊所课程的模式基本上照搬了美国法学院的现成模板，其中相关的具体课程规则及流程规划也基本上都是从其已有的经验中移植过来的。于是，当国内各法学院的诊所教育在外界的扶植下仓促上阵时，对于诊所课程的迷惑和怀疑便难免成为法律教育界一种较为普遍的情绪。而从目前国内一些刚刚开设或准备开设法律诊所的高校的实践情况来看，相关教育工作者主要反映出以下诊所运行困难的现象:
1、国内法律教育界对诊所教育的定位不明，容易将技能培养课程开设成案例研讨课程；
2、学生习惯于灌输式教育后可能对以自我为中心的启发式教育产生不适应的反应，影响教学效果；
3、国内诊所课堂找寻典型案例的渠道有限，难以满足课程教学的需要，技能培训效果呈现不稳定性；
4、高投入需求与经费来源紧张的矛盾导致诊所经费不足成为普遍现象，成为诊所教育延续和发展的主要困境；
5、许多诊所教育重技能、轻伦理的教育现状，将法律诊所引向了其教学目的的对立面；
6、众多法学院存在指导教师知识储备不足、经验不足的情况，难以满足课程对教师的要求；
7、部分法学院对诊所教育重视不足，课程时间难以保障，在其他主体课程的压力下被挤压和边缘化。除了上述已经出现的较为普遍的典型难题之外，还有许多新的棘手的问题正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不断被反映和提出。对于此种情况，笔者认为，目前法律教育界所提出的诸多问题确实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需要我们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切实有效的办法。但是，若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就必须从问题产生的根源进行考察。而针对上述诊所式法律教育所体现出的诸多困扰，我们可以根据形成原因的标准进行类型化区分，并层层推进直至抵达问题生成的核心环节。
（一）个体非普遍、非典型问题的甄别与排除
若要解释中国诊所式教育的困扰根源，我们必须首先从现象中剔除可能的干扰项。从当前开展法律诊所课程的高校所反映的问题来看，尽管其提出的困境可能从外观上大致相同，但造成这类困扰的原因却迥然有别。部分法学院虽然提出了与其他同仁类似的疑问，但经过仔细区分就会发现，其问题产生的原因具有本校的特殊性，不能作为探寻问题根源的前提条件。例如，部分法学院提出本校开设法律诊所效果56我国诊所式法律教育运行的普适困扰及调整方向不佳，教师指导目标不明确、学生积极性不高、校方不重视、资金紧张、案源不稳定、课时难以保障等等，看似都是各法学院所提出的普遍问题。但是，经过仔细辨别就会发现，这类法学院所出现的困境主要是由自身的特殊原因造成的。其中所提出的困扰往往伴有本校法学师资力量薄弱、学生生源不佳、规模小、校方制约其发展的特有原因。尽管与其他法学院开展诊所课堂具有类似的困境外观，但其真正原因不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对于这类情况，一方面，需要此类法学院根据自身的特殊情况设计出具有针对性的问题解决方案，以保障法律诊所的教学效果；两一方面，在宏观层面分析诊所教育的普适困境时，为防止结论出现偏差，需要在统计数据中排除此类情形，且当中所总结出的实践经验也不能直接作为参考方案由其他法学院完全移植照搬。
（二）模式形成初期机制磨合原因的提炼与弱化
在排除了特殊情况的信息干扰之后，我们需要对各法学院开设法律诊所课程面临的普遍性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而从解析的目的性角度考察，对于这一问题，利用因素代入的思路，有助于我们将已生成的问题按照生成原因和解决难度进行层级化的分类。针对国内法律诊所教育的问题，首先被代入的因素应当是该教育模式被引入的时间维度和基本方式。前文已经提到，我国的诊所法律教育是在美国教育基金的资助下建立起来的，在此之前完全没有相关的教育机制，且至今也仅发展了十几年的时间。这就容易造成以下的局面:第一，在固有教育机制和全新教育的磨合过程中，必然生成对新模式的不适应性，并衍生出一系列问题；第二，在较短的时间内，衍生出的问题难以得到立即的解决，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才能弱化由此造成的负面影响。按照此标准进行判断，那么国内出现的许多诊所教育的普遍困境，在本质上属于“水土不服”的一般症状，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和调整，并采取针对性的积极措施，目前一些看似棘手的问题通过目标性的方案和举措就能够得到实质的解决。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相关配套教育模块的积累，诊所模式的一些教育理念会逐渐被接受，所占教育资源的比重也会逐渐增加，案源、资金的获取渠道以及课程的流程安排亦将步入程式化的操作阶段。即是说，对于因短期内磨合原因所生成的模式困境，我们应当从当前的普遍问题中提炼出来，并加以弱化理解，以便让我国诊所法律教育的根本问题表现得更加鲜明。
（三）诊所教育全球范围内先天性缺陷表征的辨识与弥补
当时间维度和引进方式的因素代入完成之后，我们紧接着代入的因素就是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所存在的固有缺陷。换句话说，为了外显我国法律诊所最核心的问题产生的根源，我们必须对于诊所教育的固有问题和我国的特有缺陷加以区分，并在标明问题来源之后分别设计不同的解决思路和方案。尽管法律诊所在国外的发展已经较为成熟，但不可否认，法律诊所从设立初期就已经表现出一些与该模式相伴而生的问题，且各国法学院在注意到这些缺陷之后，所采取的措施固然可以削弱其负面影响，但问题本身并未被根除。同时，当诊所教育在我国的移植活动开始之后，也必然会在国内各法学院的教育环节中再次体现出来。比如，在援助型诊所教育中，学生代理案件的能力局限和法律障碍、指导教师参与力度难以把握、相关部门是否配合的随机性都是该教育模式长期以来都难以排除的困扰，而解决措施在任何方面的举动，都可能直接对教学效果产生重大影响。再比如，在诊所式教学活动中，对于实践技能的片面往往会导致教育过程中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忽视或缺失，而这一趋势所产生的副作用可能远远大于诊所教育的积极价值，因而一直都被各国的法律教育人士所反复强调。根据此种区分思路，辨别诊所教育共性问题和特性问题的意义在于认清缺陷的原因差异，从而明确各自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对于共性问题，可以参考国外的既有经验并根据自身情况予以协调；而对于特性问题，区分活动会让其目标更为鲜明，这为问题的解决方案提供了便利的前提环境。
（四）我国诊所教育特有普适缺陷结构性根源的探寻与外显
按照因素代入性思路层层推进，各种干扰性信息被不断剥离，我们也离最终的目标越来越近。尽管这种区分和识别的工作可以继续做下去，但就当下的已知因素来考察，我们似乎已经能够对于我国诊所教育问题的根源进行基本的定位。在排除了个别原因、临时原因和先天原因之后，我们可以把针对我国诊所教育特有普适缺陷的视野集中在诊所模式植入我国的教育体系之后和原有教育机制的融合度之上，而这种结构性的原因，或许就是我们所要探寻的终极目标。至于此类问题的具体作用方式，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行文中详细论述。
二、造成诊所法律教育与我国传统教育
机制融合度偏低的表征机理及不良后果对于中国现有法律教育和诊所式法律教育之间难以融合，并且会给诊所教育带来严重阻碍的命题的真实性的论证，可以基于这样一个假定模型进行反证，即如果上述的所有原因在我国已经得到了彻底的排除，诊所教育是否就能够在我国实现其既定的教学效果和教育目标？同时，对于“融合度低”这一结构性原因的根本性的论证，我们也可以设定一个假设性的疑问，即如果回避这一结构性原因，能否通过其他的方式消除国内法律诊所目前所面临的所有障碍？带着这两个问题，笔者将从我国法律教育模式的发展过程及现状入手，探讨其历史进程中的步步变化，以及法律诊所被植入以来两种模式的相互影响方式。
（一）中国法律教育模式构建过程的特殊性及缺憾
在理想条件下，一国法律教育活动的兴起源于本土社会对于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人才培养的需要，因而各国早期的法律教育模式往往带有本土法制文化鲜明的特点。以欧洲各国的法学教育为例，尽管罗马法复兴运动中博洛尼亚大学的法律教育模式为各国法律教育的基本体制奠定了基础，但在各国本土的发展中，仍然出现了“以培养法律职业者为主的学徒制”[5]和“以法学专业理论研究为主的学院制”[6]两种教育模式。而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为了逐渐弥补两种模式的显著缺陷，各国又开始逐渐改良自身传统的法律教育体制，以全面培养学生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为目标，或是健全学校的相关课程，实现法学理论与实践的通识教育；或是明确各教育机构的职能分工，全面构建学院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的配合协调机制，并在不断的磨合过程中实现对各类法律人才的培养和输送。但是，对于我国来说，法律教育的产生背景较为特殊，是随着大陆法系的整体移植而一并产生的，并且在清末、民国以及新中国的几次彻底的反复中呈现出曲折发展的局面，直到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法律教育的连续性与继起性才得以保障。基于这一历史背景，我国法律教育在形成初期就不得不面对以下尴尬的局面:其一，现行法律教育模式在本国的科学性未得到确认，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存有疑问；其二，法制建设人才极度匮乏，迫切需要教育机构在短期内向社会输送大量的法学理论研究与职业人员。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长期以来的法律教育都将重心及考核标准都放在培养学生的数量上，并没有思考输出人才的质量以及现行教育体制合理性。从上述情况来看，我国的法律教育几乎是在没有全局规划和系统部署的情况下“仓促上阵”的。在现有的整体结构中，大多数法学院所表现出的是欧洲学院制最早期的教学思维和模式，只考虑核心理论课程是否开设和完成，课堂教学只注重理论知识的灌输，而与社会环境对法律人才的实际需求相脱节。与此同时，我国的法律教育体系中却没有专门的职业教育机构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加以培养，从而造成了整体的法律教育“一条腿走路”的局面。相反，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来看，其需要的则是能够处理法律实务的专业人士，但在经过招聘之后，往往获得的是只具有初步理论知识的毕业生，无法将其直接放入工作岗位，而必须对新招聘的人员设置专门的培训程序，这实际上是在弥补法律教育所缺失的环节。因此，从宏观结构来看，我国目前的法律教育实际上空缺了实践教育的部分，而这种结构显然是无法满足国内法制建设的'需要的。
（二）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生成初衷及其与我国法律教育模式结构性错位的表征
如果从诊所式法律教育的视角审视整个法律教育，就会发现，法律诊所模式在我国根本不存在本土生成的土壤，而只能通过移植的方式在国内获得生存的空间。这是因为，法律诊所的形成和发展是以两个目标作为要素前提的:其一，法学院的专业培养应当迎合职业需要，在与职业机构分工协作的同时，完善自身的教育职能；其二，如果法学院的理论能力或职业能力教育出现僵化的趋势，就必须通过适当的改良方式来维持应有的教学效果。基于这两项要求，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法律诊所的发源地，就在于其法律教育机构以向用人单位提供合格的“教育产品”作为教学的价值导向，而传统的教学方法在运用中也确实容易产生“脱离实际”、“纸上谈兵”、“隔靴搔痒”的情况，需要通过现实的或高度仿真的演练环境来刺激学生的感官，以此来加深对职业技能及职业伦理的理解及内化影响。根据这一情况来判断，法律诊所模式无疑是最优的改良选择。按照上述标准来考察我国的诊所式法律教育，就会发现，这一纯粹移植于国外既成模式的教学方法在国内完全是法律教育的“空中楼阁”，缺乏本土法律教育体制的支撑，也与现有的教学内容完全脱节:其一，法律诊所模式效果的发挥必须以宏观层面正确的教育导向和完整的教学配置为前提，但我国的法学院普遍还不具备上述条件，其既没有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也没有理论结合实践的法律实务的教学安排；其二，法律诊所早期的运行是以培养合格律师为主要目标的，而这种以校内诊所为基本模式的培养方向仅可能解决单一职业的需求，却无法弥补其他行业职业技能和职业伦理教育的空白；其三，法学院其他课程的授课内容和法律诊所的授课内容基本没有关联，二者之间无法形成相互促进、相互汲取经验的良性互动关系，诊所课堂缺乏法律教育环境的哺育和滋养。由此可见，我国在引入法律诊所模式时，并没有对我国法律教育的现状及特殊性进行充分的论证，基于“国外运行良好且我国还未采用”的评判标准，就将相关的机制全面照搬且直接适用。诚然，我们应当肯定该行为的初衷，但也必须正视这一做法所造成的本土模式与引入模式难以融合的客观事实。可以说，除了上一节所提到的各类表现原因和客观原因之外，我国法律诊所运行中的绝大多数困扰都是由此而生的。
（三）结构性问题引发模式运行不良后果的基本过程及具体表现
面对教育结构错位的现实性，不同的法学院在进行法律诊所课程时会出现不同的反应，而这些反应以及相应的行动在不同层面上都造成了诊所教育效果不佳的结果:
1、忽视自身实际情况，盲目照搬既有模式的困境如果回避两种教育模式难以融合的结构性事实，而是直接按照国外的经验和赞助者的要求予以推进，那么教育质量和教学效果上难免会产生以下问题:教师的教育理念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没有理解诊所教育的本质目的；学院忽视教师相关的知识储备，认为长期从事理论教学的教工可以直接胜任诊所教学工作；法律诊所作为独立的课程，没有课程之间的衔接和教学内容的配合，等等。面对以上情况，多数诊所课堂的场面表现为教师带领学生严格走完教材的流程，却难以体现诊所教育的精髓所在。于是，接受诊所教育的学生往往会产生相应的迷茫感。从接受诊所教育学生反馈的信息来看，这种困扰主要表现在:不知道学到的理论知识如何运用到课程中，不清楚每节课具体的训练目标，不明白理论课与实践课的学习思维差异。而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学生依然习惯于在课堂上被教师灌输知识，却无法通过模拟练习将知识转化为个人的实际能力，面对真实的案件依然会有无措感和恐惧感。显然，当诊所教育无法与国内法律教育资源实现互助与配合关系时，其教学目标是难以实现的。
2、积极改变现状，努力实现和保障诊所教育效果所面临的难题如果能够认识到两种教育模式难以融合，那么为了保障法律诊所的教学效果，授课教师就必然会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前期的准备过程和课堂的效果评估中去。而这种前期准备和教学目的就包括:必须首先让全体参与课程的师生实现教学思维的转化，必须让选课学生先具备分析实际问题的基础能力，必须通过课堂实现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的贯通，必须通过实践让学生在社会环境中理解规则的运行原理，等等。由此可见，这种积极采取多项措施确保实践法律诊所教学目的的行为，在本质上是在以诊所课堂为契机，试图弥补我国现行法律教育体系中缺失的环节。但显然，这样的压力和责任不是一门课程所能承受的，需要上一层级的宏观调配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法律诊所自行为课堂打造外部环境的做法，虽然看到了问题所在，但由于自身的资源配置能力有限，不仅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占用了教学的时间，部分目标却依然无法实现。所以，对于我国的法律诊所教育来说，当其无法与现有教学模式融合时，教学活动就陷入到了一种二难的逻辑怪圈之中，即无论采用积极调整还是消极模仿的方式，法律诊所的教学效果和教学目的都是无法保障的。因此，结构性问题是诊所教育无法回避的根本性问题。若要实现法律诊所引进之初的目标，我们必须从理念上对于我国的法律教育现状进行彻底的反思，并基于此设计出具有针对性的改革方案。
三、改变诊所式法律教育现有困境的基本思路及调整方向
根据以上论述可知，尽管引入我国仅十余年的时间，但法律诊所已经走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上，必须对未来的走向做出选择。从现有的趋势来看，我们不能因为改革的任务艰巨就索性放弃相对先进的教学模式，而是要根据诊所教育的实际需要对法律诊所进行本土化的改造，挖掘其更多的价值，并对我国的法律教育体系进行相对应的调整。基于这一现实需要，笔者认为，只有我们在现有基础上设计出科学的、符合本土需求的法律诊所教学体系，才有可能实现制度引进之初撼动我国僵化法律教育模式的终极目标。但是，从改革工程的规模来看，这既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也不是单凭对法律诊所的改造就能实现的，而是应当在法律教育体系全局的视野内，以诊所教育为中心，对全部教育环节进行有针对性的适当改造。基于此，我国的相关改革措施可以将以下思路作为突破口，对本国诊所教育进行尝试性的变革，并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以实施效果为标准进行适当的调整。
（一）以法学院为单位，在宏观层面为各自的法律诊所设置配套资源和条件，为诊所课程提供基础性保障
对于国内各法学院来说，学院层面的支持才是确保法律诊所良好运行的前提。而以改革为目标，学院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完善的硬件环境和充足的课程经费，更重要的是，应当为课程的调整提供相应的空间和具体的支持。例如，对诊所教师来源进行细致的挑选，确保课程的实践性特点；对选拔教师进行专门的师资培训，帮助其思维的提升和技能的锻炼；设置足够的课时，以保证教学目的的实现等等措施，都是我们为教育改革提供的环境前提。
（二）增加法律实务教育的课程环节，为法律诊所的运行提供知识性储备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之所以我国不能直接照搬国外法律诊所的既有模式，就是因为我国的法律教育结构不完整，只注重抽象的理论教育，缺乏对法律实务知识的传授，从而使得法律诊所教育丧失了基本的依托。因此，我国诊所教育改革的必要部分就是在教育体系中增加与本国法律实务相关的知识的讲授环节，通过对我国法律实务的现状的描述、基本规则的介绍、部门之间分工衔接的梳理，让学生从宏观思维上建立法学理论与法律实务的连接方式，进而在观念上理解诊所性实践教育的积极价值。以此作为诊所教育的必要准备，一方面能够填补我国法律教育的空白，实现教育内容的全面、均衡；另一方面，学生在获得相关知识之后，容易迅速进入法律诊所的学习状态，对于诊所教育特有的方法、目标也能够有充分的领悟。
（三）扩充角色训练类型，从而建立起法律诊所向各类法律职业输送人才的平台
如果从制度引进的角度看，我们对于现有的诊所教育模式的内化工作还没有完成，扩充职业角色训练目标似乎为时过早，但从本国社会实际需求的角度来看，这却是让诊所教育真正融入我国法律教育体系的良好契机。从我国的法律实务界来看，由于职业教育职能及相关机构的缺失，对于职业人才的需求是全方面的。而目前法律诊所主要针对律师职业能力的培养的思路，显然与我国的实际需要格格不入。因此，我国的法律诊所本土化的改革方向必须是建立起全面的职业角色技能培训，这不仅是我国法制环境的需要，也是法律诊所在我国充分发展的必经之路。否则，如果诊所课程脱离了现实需求而自行运行，那么不仅无法起到服务社会的作用，僵化的模式必将在法律教育的进程中被淘汰。而按照这一思路，利用诊所教育的思路指导校外实践、实习，将实践部门资源同学校资源结合起来，或是大力发展校外诊所等方法，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
（四）完善法律诊所课程设置，实现标准化与特色化相结合的开课模式
以上述客观条件和主观引导为依托，为了保障课程质量和课程效果，我们还必须对法律诊所教育进行系统的规划。从宏观层面来考察，教育监管部门应当对各高校的法律诊所在关键环节设置统一的标准，以防止个别高校法律诊所滥竽充数的情况。例如，明确诊所课程的性质，确立诊所教师的选拔标准，设定诊所教学师生比例，协调诊所与实习、模拟法庭等实践环节的关系，等等，都是监督机构为确保教学质量必须要进行的规范化活动。在微观层面，各个法学院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和特色，设置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系统化管理规范。例如，各法学院应当自行设置专门的机构运行办法、经费管理办法、档案管理办法、效果评估办法等，应当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规范案源渠道，也可以根据特色资源对诊所教育进行类型化的划分。通过标准化与特色化的结合，使得改革的构想真正能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诊所法律教育若干基本问题研究左卫民； 兰荣杰环球法律评论2005-05-28
2、清代法律教育的近代转型郑智航当代法学2011-09-10期刊6
法学本科论文 篇二
摘要：基本精神、指导思想与立法宗旨即为法的理念，在此之中，主体是人，客体为法，法的具体价值表现形式为客体对主体进行正确引导。法的理念是对法的价值导向进行确定的基础，其渗透并贯彻于法的全部价值当中。经济法中的两项基本范畴为理念与价值，此两项基本范
关键词：经济法，理念，价值，范畴，探讨
基本精神、指导思想与立法宗旨即为法的理念，在此之中，主体是人，客体为法，法的具体价值表现形式为客体对主体进行正确引导。法的理念是对法的价值导向进行确定的基础，其渗透并贯彻于法的全部价值当中。经济法中的两项基本范畴为理念与价值，此两项基本范畴在经济法的不间断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经济法系统理论化的基础。提炼与成熟经济法的基本范畴可使经济法理论更具科学性与系统性。
1、经济法的理念范畴
经济法的指导思想、基本精神与立法宗旨就是经济法的理念，其作为经济法的文化内涵对其起到长久有效的作用。因经济法理念在经济法研究过程中的重要性，经济法学者必须利用各种手段、各种表达形式对此问题进行间接或直接的回答。“自由理念”、“公平理念”、“安全理念”以及“发展理念”是近些年来经济法学者对经济法理念进行探索之后取得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以消费者为本”、“平衡协调”与“社会责任”是经济法理念当中的三项最基本要素，此三者的融合贯通促进了我国经济法的发展，做到了与当代社会发展趋势相适应。
（一）经济法的基本内涵
经济法的概念在本质方面来说即：经济法是一项独立部门法律体系，社会作为经济法的本位，其稀缺经济资源与有限经济利益通过国家、社会与市场进行合理分配，从而使社会经济环境达到平衡与和谐的状态，保障社会整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法观念的内涵即为：一个国家应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增进其整个社会财富总量，此项任务是目前社会中所有成员的一致要求。通过长久以来的实践探索不难看出，社会财富总量的良性增长无法因社会发展固有的内生性动力而得到维持，只有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融入国家支持才能令社会经济在外生性动力的推动之下产生良性发展。
（二）经济法理念的核心
应将“以人为本”与“以消费者为本”作为经济法理念的核心与经济法的内在价值。在现今法治社会当中，“以人为本”是一种非常基础的理念，其作为我国各个领域改革的基本目标与重要理念，在所有相关法律部门中均有所体现。“以消费者为本”是“以人为本”理念在经济法领域当中的具体表现。
（三）经济法理念的标志性要素
不同法律部门之间个性方面的差异导致其所追求的平衡理念也不尽相同，在经济法当中，平衡协调是一种本质属性，其是经济法理念得以构成的基本要素与标志性要素。若想做到“以消费者为本”则必须使人与经济社会达到协调发展，而各项发展目标、发展手段及发展实际和发展顺序之间的合理配合即为协调发展的具体内容。若想要使社会保持全面进步与综合发展就必须保证经济、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平衡协调发展关系。平衡协调经济关系是经济法的一项特有功能，在此种关系下，经营者需承担起对消费者的义务与责任，应首要考虑消费者、社会与国家的利益，对社会主义道德要求予以遵从，将友好、和谐、诚信的经济关系建立起来。
2、经济法的价值范畴
只有人们正确认识法的价值才能将法的调整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当前，大部分人们浅显的认为政策即为法的体现，大都过于重视经济政策的作用而忽视了经济法的作用与功能，导致此种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此类人群未明确掌握与认识经济法的具体价值[3]。所以，掌握经济法的本质与概念并维护、处理好其与相邻法律部门之间关系的重点在于对经济法的价值展开研究与分析。深入研究经济法的价值也能帮助人们更好的处理经济法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使人们自觉运用经济法并将其中功能与作用充分发挥出去。
（一）经济法的基本价值
在经济法中，其主体与客体分别为人和法，其中客体可对主体行为予以正确引导。经济法基本价值的具体表现形式为经济法可在人们相应目标实现过程当中对其予以充分协助，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并帮助其创造出更大的利益。在经济法价值当中应将“和谐社会”理念充分体现出来，只有其身处于和谐社会当中才能充分发挥出对人们积极推动的作用，此项作用作为经济法价值体系的重要基础直接反应了经济法的本质与社会目的。应在具体实践经济法时将协调、中介与对公平分配等相关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二）经济法公平价值与效率价值间的关系
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任何部门法律都不能只对一种单一利益进行保障，也无法实现对任何形态与类型的利益均有所保障。每个部门法律制度都有对其自身利益价值进行衡量的尺度与标准，其会对利益体系当中的某一项具体利益采取具有一定偏向性的重点保护[4]。经济法就是在偏向重点保护集体利益的基础上实现了对个人利益的兼顾。从公平方面来说，首先，在具体实施经济法的过程中需从根本上做到社会范围内的公平公正，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后则应在经济主体内涵当中予以大家等同的发展机会；再次即需积极调整其对于经济的具体分配形式，使分配结果充分实现体现出本质上的公正与平等；最后即应使最终结果保持公正平等。当今社会所需要的社会整体利益观不仅与经济法学科自身的长久发展有关，还与如法律秩序的构建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息息相关。
（三）经济法的社会经济秩序价值
经济法对经济秩序所产生的维护与推动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社会秩序是社会经济得以高效稳定发展的基础环境，其作为一种现代化社会状态，保证了社会各界的顺利发展与有效壮大。经济法价值范畴内容当中的经济秩序具有很强的工具性，是经济法价值得以体现的重要形式。关注社会是经济法的核心与存在基础，若经济法无法起到构建健康稳定社会环境与发展氛围的作用，则其维护社会秩序的相应功能也无法展现[5]。若经济法不能对经济维持者与社会生产经营者的行为进行良好的规范与约束，其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自身价值机会被极大削弱，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局面产生严重影响，甚至倒置社会经济发展出现混乱，使国家无法有效掌握社会经济发展秩序。
3、结语
对经济法理念范畴与价值范畴进行研究并明确其中意义可在进一步探寻经济法本质的同时提炼其基本原则。经济法本质、理念与价值总和起来即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其在经济法成立实施的全过程均有所体现。经济法的理念与价值在其实施过程当中具有相当的观念指导作用，是经济法理论研究当中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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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艺菲。基于经济法的理念和价值范畴研究[J]。法制博览，2016,14(7):258.
法学的专业毕业论文 篇三
包拯是宋朝人，但宋代的戏曲并没有什么“包公戏”。“包公戏”是在元朝兴起的，至晚清时终于蔚为大观。数百年间，包公审案的故事被编入杂剧、南戏、话本、评书、小说、清京剧，以及众多地方戏中；近代以来，包公案”还被多次改编成影视剧。无数中国人都通过“包公戏”了解古代的司法制度与司法文化；一些学者也以“包公戏”为样本，煞有介事地分析传统的“人治司法模式”，反思“中国传统司法迟迟不能走向近代化的重要原因”。
然而，作为一种在宋代文明湮灭之后才兴起的民间曲艺，“包公戏”的故事几乎都是草野文人编造出来的，他们在舞台上重建的宋朝司法情景，完全不符合宋代的司法制度。如果以为“包公戏”展现的就是宋代的司法过程，那就要闹出“错把冯京当马凉”的笑话了。现在我们有必要来澄清被“包公戏”遮蔽的宋朝司法传统。
【尚方宝剑三口铡刀丹书铁券··】
就如《封神榜》中的各路神仙登场必亮出法宝，“包公案”的包青天也携带着皇帝御赐、代表最高权力的各类道具，元杂剧中尚只有“势剑金牌”，到了明清传奇中，则出现了权力道具“大批发”：“（宋皇）赐我金剑一把，铜铡两口，锈木一个，金狮子印一颗，一十二第御棍……赐我黄木枷梢黄木杖，要断皇亲国戚臣；黑木枷梢黑木杖，专断人间事不平；槐木枷梢槐木杖，要打三司并九卿；桃木枷梢桃木杖，日断阳间夜断阴。”
这里的“势剑”“金剑”，即所谓的尚方宝剑；“金牌”即丹书铁券，俗称“免死金牌”；“铜铡”后来则发展成我们非常熟悉的“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龙头铡专杀贵族，虎头铡专杀官吏，狗头铡专杀平民。凭着这些神通广大的法宝，包青天成了有史以来最厉害的法官，遇佛杀佛，遇鬼杀鬼。
有意思的是，包公所要对付的罪犯，有时候也拥有类似的法宝，如根据元杂剧《包待制智斩鲁斋郎》改编的潮剧《包公智斩鲁斋郎》、川剧《破铁卷》，都讲述世家公子鲁斋郎自恃有祖传的丹书铁券护身，无恶不作，无法无天。那么好戏来了：具有最高杀伤力的尚方宝剑破得了具有最高防护力的丹书铁券吗？从戏文看，好像破不了。所以最后包公只好采用瞒天过海的非常手段，在刑事呈报文书上将&ldq 差异网 uo;鲁斋郎”写成“鱼齐即”，骗得皇帝核准死刑，批回文书，再改为“鲁斋郎”，才将这个大恶霸押上刑场处斩。
于是，本来应当以法律为准绳分出黑白是非的司法裁断，演变成了谁拥有的权力道具更厉害谁就胜出的权力对决，恰如周星驰电影《九品芝麻官》所演示的那样：一方祭出御赐黄马褂护身，另一方祭出可破黄马褂的尚方宝剑，一方再点破这尚方宝剑是假冒产品。这也坐实了批判传统的人士对于“人治司法模式”的指控。
然而，如此富有戏剧性的权力道具对决的情节，决不可能出现在宋朝的司法过程中。包公不可能手持尚方宝剑——因为宋代并没有向大臣御赐尚方宝剑、赋予其专杀大权的制度，要到明代万历年间，才出现了尚方宝剑之制，皇帝才赋予持剑人“如朕亲临”“先斩后奏”的超级权力。包公的三口铡刀更是民间文人幻想出来的刑具，历代都未见将铡刀列为行刑工具，很可能是入元之后，民间文人从蒙古人用于铡草的铡刀获得灵感，才想到了给包公打造一副铜铡的情节。
至于所谓的“免死金牌”，尽管北宋初与南宋初在战时状态下，宋朝皇帝为安抚地方军阀，曾赐李重进、苗傅、刘正彦等将领丹书铁券，但赐丹书铁券并非宋朝常制，而且随李重进、苗傅、刘正彦叛变事败，自焚、被诛，铁券已被销毁，铁券之制遂不复存，以致南宋人程大昌说：“今世遂无其制，亦古事之缺者也。”因此，在宋朝司法过程中，不可能出现丹书铁券对抗尚方宝剑的戏剧性情景。到明朝时，丹书铁券才成为常制。
事实上，宋人的法制观念是排斥免死金牌的。他们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也……故王者不辨亲疏，不异贵贱，一致于法。”宋太宗时，任开封府尹的许王赵元僖因为犯了过错，被御史中丞弹劾。元僖心中不平，诉于太宗：“臣天子儿，以犯中丞故被鞫，愿赐宽宥。”太宗说：“此朝廷仪制，孰敢违之！朕若有过，臣下尚加纠摘；汝为开封府尹，可不奉法邪？”最后，贵为皇子的赵元僖“论罚如式”。
宋太宗也曾想庇护犯法的亲信——陈州团练使陈利用自恃受太宗宠爱，杀人枉法，被朝臣弹劾，本应处死刑，但太宗有意袒护他，说：“岂有万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宰相赵普抗议道：“此巨蠹犯死罪十数。陛下不诛，则乱天下法。法可惜，此一竖子，何足惜哉。”最后太宗不得不同意判陈利用死刑。皇帝本人也庇护不了犯罪的亲信，何况免死金牌？
可见宋人司法，并不倚重代表特权的权力道具，而更强调三尺之法。生活年代略晚于包拯的大理寺卿韩晋卿，一次受皇帝委派，前往宁州按治狱事。依惯例，韩晋卿赴任之前，应当入对（即入宫面圣），请皇上做工作指示。但韩晋卿拒不入对，说：我奉命办案，以法律为准绳，国法摆在那里，就不必征求皇帝的意见了，免得干扰了司法。
因而，至少在理论上，宋朝法官要让犯死罪的权贵伏诛，只需凭头上三尺之法，不必看手中有没有尚方宝剑。
法学本科论文 篇四
摘要：新建本科院校法学教育面临着人财物等办学资源的局限性、培养目标定位的模糊性和课程设置的不合理性等现实问题。新建本科院校法学教育要达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结合自身实际找准办学定位，以形成独有的办学特色，不断优化课程设置、规范教学内容和丰富教学模式，进一步加大教学经费投入和教学设施保障，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并以法律职业技能的培育为核心构建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
关键词：新建本科院校；法学教育；可持续发展；路径
新建本科院校法学教育无论是办学软硬件资源、生源素质，还是办学经验积累等，都存在着“先天不足”。要想寻求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实事求是地找准自身办学定位，并在此基础上强化、开发、利用现有的办学资源，形成切合实际、独具特色、以培育法科学生创新实践能力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机制，这样才能摆脱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需求“两张皮”的现象，更好地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一、新建本科院校法学教育的现实困境
1．办学资金的匮乏
法学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有科学合理的办学规划和措施，还需要有足够的办学资金做支撑。然而办学实践中，多数新建本科院校举办法学教育不仅没有与办学规划相匹配的办学资金做支持，而且对法学教师福利待遇的改善也困难重重。无奈之下，为求“发展”，一些学校想尽一切办法创收，且创收的形式和途径与专业发展毫无关联，完全是出于经济目的，这样就势必会分散教师的精力，最终影响育人的效果和质量。
2．教学基本条件及教学保障建设滞后
图书资料和网络教学学习资源不足、专业阅览室建设缺失或者功能欠缺、教学经费投入不够、其他教学基本条件和教学保障建设滞后等，是目前新建本科院校法学教育普遍面临的问题。此外，实践教学设施建设滞后且单一化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例如：尽管大多新建本科院校也都设有模拟法庭，但无论从场景、服装、道具的逼真程度上，还是从其本身的实践教学功能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欠缺，“模拟”效果不佳，而且其他形式的法学实践教学设施建设也普遍缺失。
3．师资队伍的“质”“量”均欠佳
一方面，教师的职称、学历不高，业务素质和能力欠缺，即“质”不佳；另一方面，每个教师往往要上两到三门甚至更多的专业课，一些非法学专业的教师也被拉来上法学专业课，即“量”不足。师资队伍结构严重断层，专业底子较好、教学水平较高的教师年龄偏大且人数少，而青年教师虽然数量较多，但理论功底和教学经验都尚显稚嫩。此外，由于新建本科院校高层次的学术交流活动较少，教师的专业视阈比较局限，不利于法学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
4．培养目标定位的模糊性和课程设置的不合理性
在培养目标定位上，一些新建本科院校往往不切实际，盲目求高求大且没有一个具体的规格标准，以致办学导向不清晰，制约了专业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这其中既有新建本科院校之间相互攀比的因素，也有为本校法学专业师生鼓劲的意味。比如，提出“早日建成国内或省内一流法学院校的目标，实现跨越式发展……培养法学高级专门人才”等此类口号，这种脱离自身实际空喊口号、乱定目标的结果只能是“目标归目标，口号归口号”。
此外，与培养目标定位模糊相对应，新建本科院校法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也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强化学生专业技能的应用实践类课程开设明显不足，类似于模拟诉讼、法律诊所、律师实务、司法鉴定等课程，即便开设了，课时也很少，不受重视；二是必修课与选修课的比例失调，选修课开设较少，仅起到点缀的作用，而且部分院校要求学生某个学期选修课的学分与开设全部选修课的总学分相同，选修课实际上成了必修课，这不仅使选修课失去了意义，而且也不利于学生专业学习兴趣的激发和培养；三是课程设置存在因人设课的现象，即课程设置方案受到一些人为因素的干扰，只考虑个别教师一些不合理的主观想法，而放弃了课程设置方案本身科学性的要求，导致该开设的课没有开设、不该开设的课却一直在开设。
二、新建本科院校法学教育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与措施探寻
1．结合自身办学实际和优势找准办学定位，形成独有的办学特色
办学定位的核心是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新建本科院校只有结合自身的办学实际和优势合理确定，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有效的整合和凝练，才能形成自身的办学特色。当然，法学教育中对于培养法律人的一般性、普适性的要求，诸如法律人应具备的法律价值观、法律思维能力、法律职业道德等都应为新建本科院校开展法学教育所重视。此外，新建本科院校在办学过程中还应将法律职业技能的培育作为本科法学教育的重点，并善于借鉴国内外法学教育的先进经验和好的做法，经常性地加强与同业同行之间的交流，这样才能尽快完善自身办学条件，形成办学特色，进而实现法学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2．优化课程设置，规范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模式
新建本科院校应更多地增加法律实务类课程以及与培育法律人应具备的技能素养相关的课程和课时。对于一些偏理论的、在法学课程体系中不十分重要的专业课程以及以往因人而设的、不必要的、与培育法律职业技能和素养关联不大的课程，应当不开设或者即使开设也相应地缩减其课时。法律职业技能训练的内容应主要涵盖案例分析和讨论、法律文书写作、法律实务操作、模拟法庭等，并尽可能多开设与其相对应的技能型法律课程。此外，还应结合本校的优势学科来开设一些相应的课程。
法学本科教育不是培养理论性人才的，因此应侧重于基本法律职业技能的培养，在教学内容上也应注重与法律职业需求的结合。具体来说，就是应根据国家司法考试所确定的法学各科知识体系来规范和确定具体教学内容，并以司法考试的考核目标作为教学目标来推进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需求相衔接。基于此，还应进一步加强教材建设。 新建本科院校法学教育应结合自身实际，采取“2+2”和“通识+模块”的法学教育模式，并将“理论学习”“案例分析”“课内的实践演练”“课外的实训锻炼”融入教育教学过程中，即大一、大二不分专业方向，以16门法学主干课程为主，辅之与法学专业相关的其他人文社科类课程，对学生进行法学专业基础教育，到大三、大四再根据学生的兴趣志向分专业方向，再以这些专业方向为基础来设置相应的课程模块，给予学生更多的实训演练的机会和时间。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强实践教学，重视模拟法庭教学，并积极创造条件引进西方国家法学教育中推行的“法律诊所教育”，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缩小学校理论教育与职业技能之间的距离。此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还应灵活运用讨论式教学、启发式教学、多媒体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来改善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
3．加大教学经费投入，强化教学设施建设
充足的教学经费和健全的教学设施是法学教学工作卓有成效开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法学教育可持续发展所必不可少的物质前提。因此，新建本科院校应不断加大对教学经费的投入，组织针对自身实际的法学教育教学改革的研究项目，力求在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和手段、实践教学改革等方面形成一批优质的教改成果，以加快教学改革和建设的步伐。为配合教学改革的需要，还应不断强化教学设施建设，诸如专业资料室、阅览室以及网络教学学习资源的建设，尤其是法学实验室的建设，这对提升学生的法律职业素养和技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和作用。除模拟法庭实验室需进一步完善其配置和功能外，还应逐步创造条件探索建立具备其他功能的法学实验室，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训演练的机会，以全面提高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
4．加强法学师资队伍建设，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
（1）充实和优化教师队伍，着力加强骨干教师队伍建设
在积极引进高学历、高职称教师的同时还要严把进人质量关，分期分批组织教师进行专业理论知识学习、教育教学技能培训和外出进修学习，并且在“双师型”教师中选拔培养一批职业道德高尚、业务素养深厚、学术思想活跃、勇于开拓创新的骨干教师，将他们作为教学和专业建设的核心力量，让他们肩负起本专业培养“双师型”教师的任务。
（2）鼓励和支持教师深入法律实务部门实践，促使其熟悉法律实务工作
可以有计划地安排教师脱产参加法律实务的培训或直接赴法律实务部门实习，还可以鼓励教师到律师事务所兼职或到法院、检察院进行业务调研，使他们了解并探索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疑难问题。这些做法既能提高教师自身的专业实践能力，又能使他们把在办案中取得的经验、职业技能更好地传授给学生，进而促使他们向既是教师，又是律师、法律职业者的“双师型”人才方向发展。
（3）聘请法律实务部门的业务骨干和专家作为兼职教师或客座教授
将兼具理论研究能力和法律实务能力的法官、检察官、律师请进来，担任兼职教师或客座教授，形成较为固定的兼职教师队伍，通过专题讲座或短期集中授课的形式丰富和充实法学教育教学内容。这样不仅能够缓解现有教师法律实务能力薄弱的问题，还可逐步建立起一支适应新建本科院校法学教育教学要求的人员充足、素质较高、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
5．注重法律职业技能培育，构建法学实践教学体系
（1）加大课内实践教学的比重
在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中安排一定比例的实践课，即采取课堂案例讨论、观摩审判、模拟法庭、调查参观、演讲、影视教学和实验等多元化的实践课形式，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穿插进行，使学生边学边练，教、学、练结合，从而加深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巩固，进一步改善课堂教学效果。
（2）注重课外实践教学及实训演练的强化
组织播放法治栏目的视频，聘请实务部门专家举办法律实务方面的讲座，组织开展各类法律实务技能与知识的比赛、竞赛活动，组织学生在“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12·4”法制宣传日等特殊日子以及暑假深入农村、社区、校园进行法制宣讲和咨询活动，强化课外实践教学效果。此外，还要加强校外实训实习基地建设，不断改善实训实习基地条件，为学生将课堂所学知识运用于司法实践提供平台。校外实训演练以安排学生到基层法律部门或者企业、社区等法律服务部门进行专业实训实习为主要形式，使学生在掌握法律知识的基础上，通过系统的法律实务操作演练，增强运用法律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加强网络法律信息平台建设
利用校园网建立法律信息中心，提供国内优秀法学论坛、法学研究网以及法律实务部门网址的链接，为学生及时了解法学、法律的热点和动态以及获取相应的信息提供便捷的渠道。还可以在校园网设立网络学习答疑模块，使之成为师生交流的窗口，解决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总之，新建本科院校要科学谋划、精心组织，不断优化、整合现有的办学资源，在突显和体现自身办学特色上多下工夫，并以法科学生的就业为抓手，不断完善实践教学体系，提升教学质量，在力争全面达到法学专业本科教学评估各项指标的基础上，加快推进新建本科院校法学教育的发展，从而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和保障，也为培养高端法学、法律人才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李龙。论中国法学教育的改革[J]。中国法学，1997,(6)。
[2]李龙。我国法学教育急需解决的若干问题[J]。中国高等教育，2002,(13)。
法学毕业论文 篇五
摘要：在当代中国，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经济实力逐渐增强的今天，，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抢劫罪问题仍然还很突出。其造成的社会危害是人所共知的，因而加强对抢劫罪的犯罪构成和对抢劫罪的定罪问题进行讨论是法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本文运用法理学、法律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综合分析了当代中国抢劫罪的各种状态、特点，及罪与非罪的对策。第一章从抢劫罪的概念入手，阐述了构成抢劫罪几个要件。第二章讨论了社会危害性是判断罪与非罪的根本标准。第三章从暴力下限入手，分析了实施犯罪的手段的暴力问题，第四、五、六、七章从不作为的胁迫与暗示的胁迫劫财、不动产及财产性利益、对象以侵犯甲的人身权为手段，当场获取乙的财物等几个方面是否构成抢劫罪入手，研究了常见的几种难把握的抢劫罪。结论提出了在实践中对抢劫罪定罪量刑应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抢劫罪 社会危害性 罪与非罪 对策
目录
中文摘要……………………………………………………………………………(1)
目录…………………………………………………………………………………(2)
前言…………………………………………………………………………………(3)
一、抢劫罪的概念…………………………………………………………………(3)
二、社会危害性是判断罪与非罪的根本标准……………………………………(3)
三、实施犯罪的手段的暴力问题…………………………………………………(4)
四、不作为的胁迫与暗示的胁迫劫财是否构成抢劫罪…………………………(5)
五、不动产及财产性利益能否成为抢劫罪对象…………………………………(7)
六、以侵犯甲的人身权为手段，当场获取乙的财物是否构成抢劫罪…………(9)
结论…………………………………………………………………………………(9)
参考文献……………………………………………………………………………(10)
致谢…………………………………………………………………………………(10)
前言
抢劫罪是一种严重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犯罪，历来为我国刑法重点打击。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见到这类案件的发生，且案情非常复杂。《刑法》第263条对此作了一个较具体的规定。但由于立法对文字简明性、概括性的要求，使得法条不可能明确而全面地表述所有实际情形。对于抢劫罪的许多方面，历来多有讨论，首先，在罪与非罪方面，因为涉及是否需要立案、采取侦察措施、提请逮捕、起诉等问题，因而是个首要问题。本文试选择几个对定罪有着重要影响且有争议的问题加以讨论，以期对实际工作有所裨益。
一、抢劫罪的概念
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和公民的人身权利。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在实施抢劫行为时，不仅造成公私财产的损失，而且可能造成人身伤亡，这既是抢劫罪区别于其他财产犯罪的重要标志，又使抢劫罪成为侵犯财产罪中的最严重犯罪。犯罪对象是公私财物和他人的人身。
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对财物的所有人、持有人或者保管人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以其他方法，劫取财物的行为。暴力，是指对被害人的身体实行打击或强制，使被害人不能或不敢反抗的行为。如殴打、捆绑、伤害、禁闭等。暴力行为只要足以抑制对方的反抗即可，不要求事实上抑制了对方的反抗，更不要求具有危害人身安全的性质。胁迫，是指以当场立即使用暴力相威胁，对被害人实行精神强制，使其不敢反抗的行为。胁迫既可以是用语言胁迫，也可以通过动作、手势进行。其特点是如不交付财物或者进行反抗，便立即实现胁迫的内容。其他方法，是指除暴力、胁迫之外，使被害人不知反抗或丧失反抗能力的强制方法。如用药物麻醉、用酒灌醉、使人中毒等。
本罪犯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主观方面是故意，并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1]。抢劫的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已的抢劫行为会发生侵犯他人人身与财产的危害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其中，行为人对他人造成财产上的损害只能是希望心理，但对他人造成人身上的侵害则可能是放任。由于造成他人人身伤亡不是抢劫成立所必需的要件，所以从整体上来说，抢劫罪的故意是一种直接故意，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二、社会危害性是判断罪与非罪的根本标准
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一种行为之所以成为犯罪且受到刑罚的惩罚，其根本原因是这一种行为严重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犯罪构成是社会危害性的外在法律体现。一般地，行为如果符合犯罪构成，那么这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就达到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这一行为就构成犯罪。但实际情形并不总是这样简单。犯罪构成要件只不过是从繁杂的实际犯罪情形中概括、归纳出来的，是决定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主要方面，并非全部。许多不为犯罪构成所包括的方面，诸如犯罪的动机、情势的需求（如国家根据社会治安形式的变化在不同时候采取从重或从轻的刑事政策）、实际情形的变化（如投机倒把行为在计划经济年代与市场经济年代罪与非罪的变化）等等方面都会影响行为在特定条件下的社会危害性。有许多行为，从犯罪构成要件上看，是完全具备的，但一旦综合考虑行为的方方面面，其社会危害性就减低而不够刑罚标准。正是考虑到这一情形的实际存在，为了尽可能准确到做到罪刑相适应，保证刑罚预防目的的实现，《刑法》在总则第十三条赋与执法者自由酌量的权力：“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实际工作中，我们往往只顾及行为是否具备抢劫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而不综合考虑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因而出现许多不妥的地方。如：
因为抢劫罪是一种严重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犯罪，因此《刑法》没有象盗窃罪一样对财物数额作出要求，而且年满14周岁以上的公民都可成为犯罪主体。司法实践中，对一些青少年，甚至是刚满14周岁的在校生，以轻微的暴力行为如打几个耳光，踹几脚，向同学索要几元钱的行为，一律以抢劫罪刑拘、逮捕、起诉。从犯罪构成角度看，这样的行为无疑是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的，但正如上文所述，相对于社会危害性来讲，犯罪构成是一个极抽象的概念。实际上在执法过程中，不但要分析这些特殊情况是否符合抢劫罪的犯罪构成，还应根据一般的社会常识及公众心理，分析这样一些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是否达到或接近抢劫罪的社会危害性。抢劫罪的最低刑期是三年有期徒刑，如果类似本文列举的这样的行为都以抢劫罪定罪判刑，笔者以为，无论是从对青少年犯罪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这个刑事政策角度，还是从刑罚追求罪刑相适应，以期达到预防目的这个角度讲，都是不妥的。而且，虽然在刑法里面，没有对抢劫罪的财物数额作出一个下限规定，但刑法总则第九条关于罪与非罪的规定，无疑对刑法分则是有指导意义和法律束缚力的。当然，对于某些所抢财物数额虽小但手段较严重的行为，则是依法应予严惩的。抢劫罪侵犯的是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只有对这两种权利的侵害程度的综合，才能说明某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
三、实施犯罪的手段的暴力问题
“暴力行为”是抢劫罪最常用的手段行为方式，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健康权直至生命权的施加于人身的强力打击和强制行为，还包括捆绑、强力禁闭、扭抱、殴打、伤害直至杀害等程度不同的侵犯人身的表现形式。抢劫罪的暴力行为必须是当场实施的，而且是被作为当场强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手段行为加以实施的。这种暴力行为指向的对象，一般是财物所有人或者保管人本人，因为在多数情况下，只有向这些人施加暴力，才可能进而非法占有财物；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暴力也可能施加于在场的与财物所有人或保管人有某种亲密关系的人。与“财物数额不是抢劫罪成立的必备要件”这一共识相反，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对于暴力行为的上下限问题，各人理解不一。暴力行为的上限即“以暴力手段实施抢劫致人死亡”是否包括故意杀人，本文认为，如果行为人把故意杀人作为当场劫取财物的一种手段行为，则以抢劫罪而非故意杀人罪定罪判刑。对为了事后获得被害人的财产，先将被害人杀死的应认定为故意杀人罪，而不是抢劫罪[1]。但对于暴力程度的下限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很难把握。前苏联、日本、北朝鲜等国都明确规定暴力行为的程度必须达到“危及被害人生命与健康”或“足以抑制被害人的反抗”等程度[2]。目前我国对此法还无明文规定，笔者认为，不应规定暴力程度的下限，理由如下：
一是抢劫罪既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又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两种权利的被侵害程度对于说明某一抢劫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而言，具有相等的意义。认为财物数额可以没有下限而暴力程度需要下限，这是没有道理的。
二是以暴力劫财的本质特征是：以暴力为手段行为，意图使被害人不敢、不能或不知反抗，从而达到当场劫财的目的。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意图以此暴力行为达到当场取财的目的，而且客观上实施了暴力劫财行为，就符合抢劫的本质特征，而不问这一暴力是否足以危害生命、健康或足以抑制他人的反抗。而且每个被害人的身体状况都是不同的。有些时候，较重的暴力行为不一定能危及生命、健康或足以抑制被害人的反抗，而有些时候较轻的暴力却能够做到。如果认为暴力程度一定要有所谓的下限，那么，前者不成立抢劫罪而后者成立，这显然是不附合逻辑的。
三是轻微的暴力劫财与胁迫劫财的社会危害性相当。胁迫的暴力内容，不管有多严重，它毕竟只是一种现实可能性，末造成实然的人身伤害结果。轻微暴力虽然程度轻微，但毕竟已造成实然的伤害结果。从这点上讲，哪怕最轻微的暴力行为都要比胁迫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前者定性为抢劫，而后者不定为抢劫，没有道理。
四是从实际操作情况看，如果承认暴力程度下限的存在，则因为"轻微暴力"是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易造成执法者理解不一，而导致执法混乱。
当然，在理解“暴力程度没有下限”的时候，跟理解“财物数额没有下限”一样，除了考察这两者本身，还应综合这两者来判断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
四、不作为的胁迫与暗示的胁迫劫财是否构成抢劫罪
对于胁迫的习惯理解，如暴力一样都是一种主动的作为。但不作为同样可以成立胁迫。实际情形中，也常常存在通过不作为的胁迫当场取财的情形。主要有如下三种情况：
法学本科论文 篇六
摘要：法学本科教育是法学教育的基础，也是司法考试的源泉。法学本科教育本身存在的缺陷和司法考试制度带来的影响为法学本科教育的改革带来了契机。法学本科教育的改革既要坚持自身的学科要求和发展规律，又要充分考虑司法考试带来的积极影响，加快自身的完善，以努力实现法学本科教育与国家司法考试的良性互动。利用与司法考试的适应性，加强法学本科教育中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是法学本科教学改革的必然路径。
关键词：法学本科教育；改革；司法考试
一、法学本科教育性质辨析：通识教育抑或职业教育
（一）通识教育是法学本科教育的基础
法学本科教育是衡量现代社会文明程度和法治建设进程的重要标准，担负着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依法治国方略的双重历史使命。法学本科教育性质是我国法学教育长期争论的问题。准确定位法学本科教育的性质，对于优化教学体系、确立学科目标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于法学本科教育的性质的定位，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其中争议的焦点是：法学本科教育究竟是通识教育，还是职业教育？辨清这个问题，需要从法学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着手。法律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无论是法律通才还是特定法律职业人才都应是法律专业人才。所谓法律专业人才，就要具有基本的法律精神、深厚的法律知识和灵活的法律能力，都应该具有人文素质和法律专业知识。我国法学本科教育是法学基础层次教育，着眼于学生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和法律知识的全面掌握，为中国基础法律市场提供充分的“法律职业人”和为这门人文社会科学本身以充分的研究型人才。法学本科教育属于学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了法学本科阶段，要注意学术能力的培养和人文理性的养成。法学院的目标应该是使毕业生“能够在无须课堂教授的情况下，也能依靠自身的通过法学教育培养起来的素质和基本知识，迅速理解和运用新法律”。而这一切只能由通识教育来完成。只有注重法学本科教育的通识性，才能在教学环节中真正贯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才能为后继的本科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培训提供优质的生源。
（二）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相结合是法学本科教育发展的方向
强调法学本科教育的通识性质，并不是说其不应含有职业教育的内容，恰恰相反，法律本身的社会性和实践性，要求高等法学教育应该重视社会对法律职业人才的需求。司法考试制度建立之后，尤其是允许在校本科生参加司法考试以后，本科法学教育就不仅仅限于对法学理论人才的培养，还要满足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因此，本科法学教育负担着培养法学研究型人员以及为司法机关（包括公、检、法、司）培养人才的双重任务。另外，鉴于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全面推进，国家机构对法学人才的需求大量增加，即使在民营单位和企业，也需要大量的法律工作者。因此，如果把法学教育局限在掌握理论知识之内，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另外，我国尚未建立法律职业资格准入前在“司法研修所”学习的职业教育制度，本科法学教育也在实际承担着法律职业训练的一部分职能。“法律同时是科学和技能，是一种哲学也是一种职业”。法学教育不应该只重视知识的传递和学术的研究，而忽略职业的思维训练和能力培养。
既然通过司法考试是进入法律职业最重要的常规性渠道，法学教育就应当考虑适应司法考试的要求，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注重同法律职业相结合。在法学教育中开展案例教学、模拟法庭、法律诊所、职业训练等活动，不仅不与通识教育相矛盾，而且是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司法考试体现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这些特定法律职业的要求，法学教育在保留其通识性的基础上，应当增加职业教育的成份，以消除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脱节的弊端。因此，法学本科教育的定位应当以通识教育为基础，并且与职业教育相结合。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不能把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简单地定位成职业教育或通识教育。法学本科教育应以通识教育为基础，并与职业教育相结合。这是因为，法学教育的性质是多维而非单一的。一方面，法学教育应当注重法律职业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使学生具备从事法律职业的基本素质；另一方面，法学教育不能只限定于法学知识的讲授，而应当向学生提供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知识讲解和学术训练，使学生养成“多知识角度的观点”，并进而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公正气质。
二、法学本科教育与司法考试：互相支持下的`良性互动
（一）本科法学教育是司法考试与法律职业的基础与前提
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产生于高等教育规模化和行业准入正轨化的历史背景之下，而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本身就是高等法学教育规模化的一个产物。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的连接点在于本科教育。本科教育是司法考试的起点，为司法考试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规格。例如，我国本科法学教育由法学教育指导委员会依据教育部和司法部的要求，确定了14门核心课程。这些核心课程是我国大学培养法律专业人才的基本课程，所涵盖的内容与司法考试的内容基本一致。这种课程体系对法学教育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对提高法学院学生的素质起到了引导作用，司法考试也正是以大学法学教育为基础，它的主要考试范围突出了大学本科的核心课程。
另一方面，大学法学教育以讲授法律原理，培养法律精神为主，承担着培养法律职业的人文素质、法律专业知识的任务。大学法学教育在法律职业的选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共同的法律教育为构筑法律共同体提供了知识平台，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法律职业者的法律意识、法律信仰、法治水平。大学法学教育的成熟和完善，能够培养出更多的“法治秩序构建所依赖的法律人”，这是法律职业的正规化的要求，也是司法考试选拔人才的主要目的。
（二）司法考试是法学本科教育的检验器
统一司法考试虽然只是一种资格考试，不能代替法学本科教育的评价机制，但是却可以用来检验法学教育的产品是否可以顺利地走向法律职业市场，从而影响着法学教育一定程度上的未来走向，并且在实践中必然要经历与法学教育之间的互动，最终形成一种构建良好的制度关系。这种互动关系的建立不仅仅属于内向纬度的，而且还会必然要求向外辐射到与之相配套的法律职业遴选体制。所以，虽然司法考试只是法律职业遴选体制的一个环节，但在当前中国语境中，它已然成为了实质的首要环节。
同时，由于司法考试具有强烈的职业性目的，法学本科教育虽然不能以其作为教学指挥棒，但司法考试通过学生的个体选择会对法学教育施加影响。例如有志于从事司法实务工作的法学专业学生必然会参加司法考试；没有从事司法实务工作意愿的学生，通常也会把参加司法考试当作一次自我检验的机会，把通过司法考试作为一种能力的证明。司法考试的考查内容会通过这种间接方式微妙地影响到法学教育的实施。
而且，司法考试在题型和内容的设计上，逐渐侧重对理论的分析运用，重点考察学生的基本分析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有助于法学教育培养目标的确立，有助于法律教育结构模式的选择，有助于完善法学教育的管理模式。
三、法学本科教育的改革思路：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
（一）重新定位教学目标
传统法学教学忽视了法学本科教育的职业性，从法律实务部门对法学院校毕业学生的反映来看，普遍认为正规法学院校毕业的法律专业学生法学理论有余，法律实践能力不足。司法考试制度建立之后，法学本科教育必须密切关注法律职业，并作出积极的回应，革除种种弊端，这是法学本科教育获得活力和竞争力的契机。 在人才培养目标上，法学本科教育应坚持以通识教育为主，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的模式。“培养基础扎实、专业面宽、心理素质过硬和适应能力强的，能够从事与法律有关的实际工作和具有法学研究的初步能力的通用型法律人才。”人才素质方面，在传授法律基本理论知识的同时，还应当注重培养法律人的伦理价值、人文情怀、社会责任感和传播法律的精神。质言之，法学专业学生不但要具有坚定的职业信仰和缜密的思维方式，还要具有高超的处理实务问题的职业能力。
（二）改良教学方法
从具体教学方法上来看，适应司法考试重视司法实践的遴选方式，法学本科教育应当对传统的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方式进行改革，将法律思维和实践技能训练渗透到教学的各个环节。这样既可以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也可以使学生更加符合司法考试对学生的考核标准。
目前在法学本科教育实践教学课程主要有模拟法庭、案例教学、法律诊所等形式，很多法学院开设这些实践课程时由于经验不足，课程流于形式化和剧场化，并不能达到这些课程要求的效果。所以，我们要强化“实践教学育人”的理念。实践课程的核心是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通过真实或高度仿真的案例，有目的、有选择地把司法实践中的客观实际提供给学生，让学生学会思考、分析、研究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培养学生法学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和提高学生的法学素质。
另外，还要使实践教学多样化。结合不同课程、不同教学内容的自身特点，根据教学目的分别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这样既满足了学生强烈的好奇心，又有效地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可以帮助学生牢固掌握各种部门法知识。
（三）改革教学考评方式
评价体系关系到法学教学的质量控制与质量保障问题，关系到教学秩序的稳定和教学质量的提高问题。［5］传统的法学教学考评方式通常是笔试。在笔试方面，客观题考查学生对法条和基本理论知识的记忆能力、对案例的分析判断能力。主观题则考查学生对理论和制度的理解能力、逻辑归纳推理能力、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虽然两类试题的结合，能够测试学生的多方面能力，但传统考评方式缺乏对学生口语表达能力和应变能力的考量。而在司法实践中，说服当事人，表达委托人观点，法庭辩论，说服法官都需要犀利而准确的言辞表达，传统考评方式受到挑战。
因此，除传统的考评方式外，应考虑增加口试考核方式。教师可以根据课程内容和特点，设计具有代表性的题目，根据学生答题的表现进行评价。这种方式除有助于考查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外，还有助于学生锻炼抽象思维能力、环境应变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从教学评价实践来看，法学教育的考评方式改革和司法考试由一次笔试到笔试口试两次考核的趋势不谋而合。
（四）加强法科学生素质教育
法学素质教育是指法律职业素养的教育与养成，其目的是解决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法律人。在中国语境下，素质教育有其特定的意义，是德才兼备的同义语。法学知识和技能的获取是才的培养，品质修养和职业道德的养成则是德之体现，“德才兼备”方可称得上真正的法学人才。因此，司法考试在对法律从业人员遴选之时，将司法制度和法律职业道德方面纳入考核范围，是一种强性地灌输素质教育的方法，也是一种人文与技术相结合的教育理念。对此，法学教育不但应对司法考试积极回应，更应本着对社会负责的态度，担负起对高等法学人才素质教育培养的责任。在法律服务远不发达，法律人公信力普遍不高的中国当下，这种责任更显得意义重大而深远。它直接决定了我国将来法律服务社会的价值走向，可以为法治社会的建立创造必要的条件。
四、结语
司法考试对于本科法学教育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司法考试为本科法学教育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而本科法学教育对于司法考试而言，既是前提又是基础。没有法学本科学历，不能参加司法考试；没有发达的法学本科教育，司法考试就缺乏充足的优秀的应试者。法学教育可以是多元的，应当充分考虑培养学生通过司法考试的能力。各个法律院系可以根据自己的教学能力，包括师资力量、学生素质、教学设施等来安排自己的教学，考虑法学教学与国家司法考试的联系程度，合理地开展教学活动。总之，司法考试不能忽略中国法学教育的实际，必须衔接好与法学教育的关系；法学教育应尊重司法考试的本质与规律，以司法考试为契机，加快法学教育的改革步伐。
法学毕业论文样本 篇七
信息范式在法律本体论研究中的应用
前言
在长达数千年之久的中西方法理学史中，针对法律本体论的追问一直不绝如缕。法律本体论是对“法律”这一存在的最终本性所做出的根本回答，通常以法律的定义、法律的概念、法律的本质、“什么是法律”或“法律是什么”等多重面貌出现。毋庸讳言，当代法学研究中的本体论问题已经很少以显性的方式存在，而是深藏于研究者的思维惯性之中，但没有任何一个法学研究者能回避这一问题。
事实上，只要法学推理、法学论辩或法学研究工作甫一开始，法律本体论问题就如影相随，只是在很多情况下其言说者未能有意识地体认到这一点而已。“毫无疑问，法理学的最核心问题，是法律的性质或法律的概念，这一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人们分析思考法理学其他问题的出发点”.
然而，正如沃克教授指出的，“探究法律概念的性质以及最一般意义上的‘法’(law)一词的含义，这是法哲学或法律理论的中心任务，无数人曾尝试从字面上给”法“一词下定义，但没有任何一种定义令人满意，也没有任何一种获得普遍承认”.
近几十年来，在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和文化进化理论等学科相继兴起了信息范式。许多思想敏锐的探路者开始采用信息概念对各自学科内的一些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索并取得巨大成功，信息范式已经从最初的先锋理论转变为主流研究范式，深刻地影响了各自学科的研究面貌。面对这一重要的学术趋向，拥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法学是否也能从中获得某种灵感，从而为在一定意义上已经陷于停顿状态的法律本体论研究带来启示？
一、西方法理学法律本体论的分立
(一)自然法学的法律本体论
自然法学思想在源远流长的西方法学史中最为悠久，其源头可以上溯至古希腊，历经沧桑岁月的洗礼但从未间断，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奥古斯丁、阿奎那、格劳秀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潘恩、杰斐逊、马里旦、拉德勃鲁赫、富勒、菲尼斯、罗尔斯和诺齐克等一连串熠熠生辉的名字令这一思想传统得以不朽。
自然法学法律本体论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都持有法律二元论观点，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实在法(positivelaw)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级的法律，这就是所谓的自然法(naturallaw)。如果前者能够通过后者的检验，那么二者之间就会相安无事。反之，前者的“法律”地位就会变得岌岌可危，要么被径自剥夺“法律”的资格，要么被暂定具有“法律”之名，但人们已经拥有了对其进行反抗的正当权利。无论自然法是一种超验的、形而上的、普遍的、正确的和永恒的正义准则，还是某种需要被证成(justified)的抽象概念、抽象原则或抽象价值观，人类理性都可以发现它们，但无法创造或变更它们。它们可能渊源于上帝(或其他超自然力量)，可能渊源于固有的自然，也可能渊源于人类的理性。
(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法律本体论
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鼻祖包括边沁和奥斯汀等人，后由凯尔森、哈特、拉兹、科尔曼、麦考密克、魏因贝格尔和比克斯等人发扬光大。该学派注重从形式上观察与分析现行的法律。在他们的心目中，法律必须能为人的感官所感知，能为人的经验所证实，只有这种法律才是名负其实的法律。法律主要地表现为主权者或国家制定并具有实证材料基础的规则体系，对这种规则体系本身进行观察、理解和分析，并根据逻辑推理来确定可资适用的法律就成为法学的中心任务。
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主要是作为自然法学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其学术光谱既包括极端的纯粹法学，也包括对最低限度自然法的承认，不一而足。但总的来看，他们在法律与道德分离命题上的坚持是无需质疑的。有的直接从本体论层面拒绝承认在实在法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级的自然法，有的则从方法论层面认为法学如果要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它就不能包罗万象，道德是伦理学的恰当研究对象，继续留在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法学内部是不合适的。
(三)社会法学的法律本体论
需要指出，本文的“社会法学”概念是比较宽泛的，不仅包括社会学法学(法律社会学)，也包括现实主义法学。通常认为，社会法学的思想出现于19世纪中叶，孔德、斯宾塞、耶林、埃利希、狄骥、韦伯、涂尔干、庞德、霍姆斯、卡多佐、卢埃林、弗兰克、布莱克、塞尔兹尼克以及斯堪的纳维亚诸位现实主义法学家们为其发展壮大做出了杰出贡献。与自然法学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相比，社会法学派的思想更为庞杂，内部分立的局面更为突出。
尽管如此，在重视法律与社会的勾连方面，它们之间的共性是极为明显的。换句话说，在他们的心目中，法律不是超验的虚幻之物，不是精准如巴黎公尺的行为规则，而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一种活生生的社会事实。纸面规则或许有其存在的真实理据，但它充其量只是影响法官、检察官或律师等法律职业者行为的一个因素，“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
(四)解释法学的法律本体论
解释法学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是否已经成为可与三大法学流派相抗衡的独立学派？它与作为一种法律思维方法的法律解释以及相应的法律解释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问题很难用三言两语就说清楚，国内外法学界的看法也一直是众说纷纭。
尽管如此，当代解释法学的最大权威可归于德沃金，这一点在学界基本上没有什么异议。在《法律帝国》中，德沃金开宗明义地提出：“法律是一种阐释性的概念。法官们应以阐释其他法官判断什么是法律的实践，确定什么是法律。”
在德沃金接替哈特出任牛津大学法学教授之后，他的解释学法律观作为一种新的法律本体论，动摇了法哲学的基础，全面冲击了法律实证主义的统治地位。
二、科学中的信息范式
近几十年来，一种新的观察、认识与理解世界的视角已经出现并且其影响与日俱增。它把“信息”作为分析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把信息的特征作为厘清研究对象之特征的工具，甚至直接把世界的本原或终因归结为信息，[11]从而在信息的视角中观察、认识与理解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本身。
(一)物理学中的信息范式
早期的物理学充斥着质量、速度、重力和时间等概念，近世开始把能量、焓和熵等概念引入进来。其中，“熵”对物理学的研究面貌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它的对立面，“信息”(负熵)的出现就是逻辑上的必然，目前已经成为包括量子力学在内的现代物理学大厦的基石，物理世界的本原和物理意义上的自然规律开始采用信息概念进行刻画。自此，无神论者眼中的自然规律是自然本身所固有的一种元信息；有神论者眼中的自然规律就是神向自然本身发出的一种元信息。双方阵营的世界观截然对立，却可以共享信息这一基础概念。
(二)生物学中的信息范式
20世纪初，德国遗传学家魏茨曼把信息概念引入生物学之中，[13]如今它已经成了生物学须臾不可离开的日常用语。例如，分子生物学认为，生命实际上就是一个编码、翻译、解码、转录和接收生物信息的过程；发育生物学认为，精子和卵子相互结合并发育为成年个体，就是某一基因组中的遗传信息被翻译为成年个体身体结构的过程；进化生物学认为，演化就是生命信息在38亿年前突然迸发，穿越漫长的时空隧道而来到包括人类在内当代生物世界的过程。
(三)心理学中的信息范式
早期的心理学一直被认为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其研究方法主要以抽象的哲学思辨为主，很少明确地在本体意义上把心理视为一种信息现象，只是偶尔在隐喻层面上使用它。近年来，随着一系列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引入，心理学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自然科学特色。与这一潮流相对应，心理学家开始明确地把人类或其他动物的心理界定为一种信息处理过程，大脑则是一种独特的信息处理装置。“信息”由此成为心理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虽然信息概念在有些心理学分支的显性运用并不多见，但心理是一种信息处理过程却是彼此心照不宣的共识。
(四)文化进化理论中的信息范式
1985年，美国生物学家博伊德等人在其专着《文化与进化过程》中采用信息概念来界定文化，“文化是通过教授或模仿从其他同类个体获得的，能够影响个体表现型的一种信息”,[15]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全新的文化进化理论。截止到2015年7月，其英文文献他引次数已经超过了6,000次，影响愈来愈大。按照泰勒的经典定义，“文化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
如果文化是一种信息，那么法律当然也是一种信息。这样，习惯、禁忌、道德或宗教等其他文化现象就与法律具有了共同的信息概念基础，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也将能够在更加清晰的理论背景幕布上得以澄明。
(五)法学中的信息范式
三、西方法理学主要法律本体论的“信息”审视
尽管个别学者已经采用信息概念对法律现象进行了探讨，但遗憾的是未能进一步触及法律本体论层次。如果法律的信息定义不能在本体论层次建构上达到一种系统化、理论化和学术化的程度，想要对原有的法学理论研究产生影响是不可能的。当然，西方法理学主要法律本体论肇始于古希腊传统，千百年来一直绵延不断，直到今天仍在世界范围占据主导地位，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科特色和体系，理论研究者和实务从业者众多，其核心范式多已在其头脑中成为思维定式。如果不能对其在学术传统上有所接续，而是强行引入一个新的法律信息本体论，多半会以失败而告终。
基于这一现实，目前最急迫的事情反倒不是马上就构建一个宏大的法律信息本体论本身，而是如何对现有法律本体论与信息概念之间的相容性展开充分论证，如果能证明它们都能统一在共同的信息概念基础上展开学术论辩与实务操作，那么基于信息概念的法律本体论在未来的发展前景就十分可期了。
为了形象地展示信息概念何以能够成为沟通西方法理学主要法律本体论之间的桥梁，笔者绘制了一个示意图，如图-1所示。当然，图-1还是非常简化的，只能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以期激发学界对这一问题进行更全面、更细致和更深入的探讨。
(一)自然法学本体论的信息诠释
对于自然法而言，如果认为它是神的意志，实质上它就是神向尘世与人类发出的信息。如果认为它是自然界本身所固有的，那么它就是自然界本身所蕴含的一种信息，它自存自在，统治着整个自然界。如果认为自然法源自人类的理性，那么它就是存在于人类世界但又具有抽象品格的一种信息，与实存的人类秩序本身并不处于同一位格。在图-1中，自然法位于人类社会圆圈之外，意味着自然法的超然性，它统治着人类世界，但又与人类世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本体论的信息诠释
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本体论强调的是主权者的命令之类的实在法律。在书面文字诞生之前的蛮荒社会，实在的“法律”可能体现在各种社会习俗或禁忌之中。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实在的“法律”也可能以不成文的习惯等方式存在。但总的来看，实在法主要还是以各种法律文本的方式呈现自身，如图-1中所示的美国宪法文本。用信息范式的语言来表述，法律就是蕴含在这类文本中的信息。
(三)社会法学本体论的信息诠释
社会法学本体论强调社会本身或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社会是由人组成的，而人又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各种活动的，社会法学真正关心的是人的行为，而不是人的物理肉身。因此，对于社会法学的法律本体论而言，无论是法律本身还是法律与社会的关系，都一定是体现在人的行为，特别是人的交互行为或社会行为之中。采用信息语言来表述，社会法学本体论眼中的法律就是体现在人的行为或行为关系之中的一种信息。
(四)解释法学本体论的信息诠释
无论是法律文本还是人的行为，它们本身都只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如果没有观察者或解释者，它们就只是在那里，所蕴含的信息并不能鲜活地灵动起来。只有通过解释者与作为解释对象的文本或行为之间的互动，以及解释者与解释者之间的互动，作为信息的法律才会运行起来。
前面已经提到，分析实证主义或社会法学的法律都是一种信息。因此，解释学本体论的法律就是这两种信息单独或同时进入人类头脑后的产物，经过解释者的“解释”,转化为解释者头脑中的信息。
当然，世界上并不是只有一个解释者，“法令出一，别黑白而定一尊，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时代也已经一去不回。在正常情况下，解释学的法律确定性并不会由于解释者的个体性而分崩离析，不同角色与不同层级解释者之间的互动与分工平衡决定了法律确定性依然是可预期的。更重要的是，分析实证主义的文本和社会法学的行为对解释者构成了外部制约，不同解释者拥有的共同文化基础也为法律确定性提供了有效支撑。
四、综合法学或统一法学复兴的“信息”路径
20世纪中叶，许多西方学者对三大法学流派长期纷争不已的局面开始感到不满和厌倦，掀起了一场综合法学或统一法学运动，旨在推动各主要法学流派之间进行融合，最终建立一门“合适的法理学”,其代表人物包括霍尔、斯通、博登海默和伯尔曼等人。
综合法学试图超越自然法学、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和社会法学的诸多固执、偏颇与片面之处，致力于把法律的形式、价值与社会事实合三为一，从而照亮法理学大厦的每一个房间和每一个角落。公允地说，综合法学一度声势昭隆，并对当代中国法理学体系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它并没有完成其最初为自己设定的宏大目标和使命。除特定阶级或利益集团在特定时期的特定需要，以及各种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等复杂因素导致西方法学界的研究重心经常随之起舞、摇摆不定以外，综合法学没有提出一个能够真正打通法律的规则、价值与社会事实三层面之间联系的核心概念，导致了一种“综”有余，“合”不足的尴尬局面。
解释法学的法律本体论首次把立足点置于法律的解释者，而不再仅仅局囿于法律的价值、形式或社会事实这三个被解释对象本身，可视为对传统的三大法律本体论进行整合的初步尝试。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它也没有提出一个既能打通三大法学流派之间，也能打通三大法学流派与其自身之间有机联系的核心概念。尽管其立论不可谓不高远，不可谓不深入，但它面临的困境与综合法学如出一辙。
然而，基于信息概念的法律观却具有突破这一困境的学术潜力。通过信息概念的引入，自然法学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社会法学的和解释法学的法律本体论都拥有了共同的概念基础。自此，法学家们不仅可以从信息的视角出发获得对于它们之间关系的全新理解，而且可以在一个新的共同平台上进行学术论辩，避免无谓的细节争执，从而把视线聚集于真正的理论焦点，为取得理论突破并达成基本共识提供了可能，目前已经退出西方法理学主流视线的综合法学或统一法学或许也能够借由信息范式而获得新生，让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五、对中国当代法律本体论研究的启示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目前国内法学界对于法律本体论的认识基本上是统一的，认为法律“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并由国家保证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或人民)意志，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以确认、保护和发展统治阶级(或人民)所期望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为目的的行为规范体系”.落脚点是“行为规范”,辅以本质特征和形式特征说明。从其他版本的法学教科书或专着来看，相应表述也是大同小异。
行为规范的存在意味着对人的行为已经、正在或可能产生某种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不是被影响者身体受到物理控制的木偶行为，而是在法律规范的影响下自主做出的行为。当然，受影响的方式既可能是主动接纳，也可能是被迫接受，但这种影响作用的超距性清晰地表明了法律的信息实质。
如何在遵从主流观点的前提下寻找一个更底层、更基础的共通概念，既符合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不脱离我国法学界的现实国情，也能打通与西方法理学主要法律本体论之间的联系，是国内学者把法律本体论问题研究向更深层次推进的可行方向之一。法律的信息定义与之完全契合，未来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六、结语
通过对西方法理学主要法律本体论以及当代中国法理学主流法律本体论的初步剖析，结合对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和文化进化理论等学科内信息范式的初步介绍，本文初步探讨了信息概念在打通西方法理学主要法律本体论之间的联系，促使综合法学或统一法学复兴，以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创新等方面具有的巨大潜力。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一个鲜明的理论观点，“法律是影响人的行为的一种信息”(Lawisinformationthataffectshumanbehavior)。
包括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等在内的许多国际机构认为，在未来的10~20年内，中国有可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面对这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巨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事业，运用全新的法律信息本体论来解释鲜活的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实践，具有极为诱人的学术市场前景。在这一过程中，也将能够为构建或完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理论自信的马克思主义法学体系做出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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