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论文最新4篇

关于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研究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这次帅气的小编为您整理了4篇《现当代文学论文》，希望能为您的思路提供一些参考。

现当代文学论文 篇一

文学经典能给人们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稳定的人文情怀、高尚的道德信仰、宝贵的人生经验和非凡的审美趣味，经典文学作品的力量无穷无尽，能够撑起人们的精神世界。现当代文学教育，最重要的就是先理解阅读作品。学习者对于那些贴近生活，与自身经历有着直接联系的文学作品感受和理解会尤为深入。现当代的许多作家的作品都描述了当代中国人所熟悉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这样一来，大学生读起来就有一种亲切感，进而愿意去接受和感知作品精神思想和文化内涵。在大学语文教学中，教育工作者如果引领大学生们体味贴近其生活，靠近其精神乐趣的作品，大学生必定乐于接受，继而能使大学生开始对现当代文学的学习感兴趣。在优秀文学作品中大学生们可以从作品发现自己和社会以及自然的影子，进而将影子变为形象，开始进入作品理解、认识和欣赏的程度，文学作品所承载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将会逐渐扩充学生的精神世界，开拓学生文化视野。这样一来，学生也会逐渐从中国文学作品的殿堂进一步迈向世界优秀文学作品殿堂，开始将视野放大到对于人类历史的感受、欣赏和理解上。教育工作者应善于发掘出现当代作品的独特精髓，运用自己的经验知识，在课堂上引导学生接触和理解这样的作品，并与学生交流阅读理解后的心得，不但利于学生更好的理解文学作品，更能对教育工作者自身的内涵提升起到积极作用。

二、加强现当代文学教育的措施

（一）注重启发教学

现当代文学的思想与当今的大学生的思想已经渐行渐远，现当代文学教学的改革迫在眉睫，学者及相关教育者们对现当代文学也进行了诸多改变。比如对现当代文学课程名称进行更改、增加现当代文学相关的实践教学活动等。无论教学怎样改革，教育工作者都不能忘记文学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对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进行加强，培养学生人文关怀精神提升思想境界。虽然现今教学环境恶劣，但是现当代文学教学的根本任务并没有改变。现当代文学不是技能，是文化思想和精神力量，文学教育应该与时代情况相结合，但不应过多从技能处寻找突破口，教师应使现当代文学与学生的现实生活或当今时代思想文化紧密相连，而不是沿着作家介绍，主题思想和艺术特色的传统教学套路讲授枯燥乏味的课程。对现当代文学进行作品分析时，教师在指导学生将文学作品的精神世界中结合现今时代思想的同时，还应该加强学生对文学作品的理解，进而引起学生对于历史的追问，发散学生思维，借文学作品和相关文学历史来引导学生对当下这个时代进行思考。教学过程中注重文学和时代精神结合，教师应带动学生从文学作品中展开对生命的思考，加强与当今践踏生命、无视生命价值的现象联系起来，让学生对生命产生敬畏，学会对自己和他人生命的珍惜[3]。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教师不要用过多时间讲解作家个人的人生经历，不要在作品的艺术风格上花费太多的时间，这容易让学生产生反感。而应该将文学作品与时代精神结合，加强文学与历史的契合，使学生在作品中寻找自己的人生，激起大学生对于现当代文学学习的乐趣，在现当代文学中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提升情趣，最终实现文学教育对学生人格的培养。

（二）高等师范院校教育应与中学语文教育接轨

师范院校承担培养未来初高中教师的任务，师范生的教育好坏直接影响到未来的初高中教育。但是直到今天，还没有能作为师范院校标准的现当代文学教材出现。这种教材建设的缺失导致现当代文学教育与师范培养的特性不能很好的结合，毕业的师范生很难将所学知识在当前中学语文的教学环境中进行施展，甚至直接会与当前中学语文教学脱节的情况。因此，应该及早出版具有师范特性的现当代文学教材，这对于师范院校现当文学教育的师资培养具有重要价值。高等师范院校在现当代文学教学的教学内容上不能与中学语文教学紧密结合，这当中教材占了很大原因，师范院校选用的教材与当今中学语文教育脱节，直接导致两者在教学内容上的脱节，这种脱节不仅会给学生造成学习困惑，而且会加速教学内容上的巨大差异。在培养师范生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结合中学语文的教学对现当代语文教学进行多方面阐释，让学生把握两种截然不同的教学体系，理解两种教学的差异性。师范院校教师不能轻视中学语文的教学难度，对中学语文的解读不能简单地理解成是对文本的浅阅读。高等师范院校应在现当代文学教学方法上与中学语文教学接轨，如今，为了加强现当代文学教育，教育工作者们不断转变教学理念、革新教学方法、调整教学目标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但是针对高等师范院校关于现当代文学教育的改革和创新却不多，高等师范院校对中学语文和大学现当代文学的衔接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必须引起相关专家学者的重视。笔者认为，想让中学语文与大学现当代文学教育紧密相连，必须改变当今中学语文课堂对知识死记硬背的传统教学模式，中学教育者应学习和运用科学先进教学理念，对中学生实现性化教学，增加其创造性。在电子时代中，应注重中学生写作表达能力的培养加强文本分析能力。

三、结论

现当代文学论文 篇二

20世纪初，达尔文的生物学“进化论”观念传人中国，在思想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领域亦然，正如胡适断言：“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可以说，文学的“进化论”观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性构成。然而在本世纪初，当我们站在生态文化的高度来重新审视文学的“进化论”观念时，却发现它存在许多误区。

“五四”时期，“进化论”观念从西方的生物学科横移到了中国的社会学(包括文学)领域。严格说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学说依然属于当下的生态学范畴，但“五四”学人并未获得生态学的理论视野，只是基于学科范畴抱着文化实用主义目的将其拿来，于是谬误的产生在所难免。首先，从生物学的“进化论”到文学的“进化论”存在着逻辑推理的错误。其中的逻辑思路如下：既然生物秉承“进化论”思想，那就意味着今天的生物物种比过去的更高级、更复杂；从而，今天的社会形态一定也比过去的更为进步，进而推之今天的文学发展也比过去的文学更为进步。这种推理简直就是—个蹩脚的类比推理与三段论推理的结合，其症结在于将社会学、文学与生物学视为等同的类别范畴。这种思想在今天看来是站不住脚的，正如昂奈尔·戈斯曼所说：“历史学并非一直就是高歌猛进和进步主义的”。很多历史事实已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点。在文学领域亦是如此，T.S.艾略特曾明确指出：“艺术从不会进步”。因而，我们很难断定宋词比唐诗更“进步”，现代的小说比古代诗歌更“进步”。唐晓渡将这种文学的认识误区归结为“五四”文学所酿造的一个“时间神话”：“通过先人为主地注入价值，使时间具有某种神圣眭，再反过来使这具有神圣性0的时间成为价值本身。”进而指出它的负面影响：“就赋予本身并无目的可言的时间以内在目的这一点而言，新时间观体现了一种强力意志；就把时间理解为向前的线性运动这一点而言，它严重歪曲了时间和空间密不可分的本性。由于充满了紧张的期待，它很容易被情感化；由于标定了‘前方’的维度，它不可能不被事先注入价值。新时间观据此把历史截然而划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而既然‘光明在前’，未来即是希望，朝向未来的现实突然也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涵义；唯独过去成了一个负责收藏黑暗和罪恶的包袱——正如它在现实—心理中所呈现的那样。”历史证明，尽管“进化论”观念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洼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往往被文化的激进主义者与机会主义分子所青睐。其次，“五四”学人只关注了“进化论”概念横移的相似性，却忽略了差异眭与多样性。因而，生物学领域的其它一些重要思想却被忽略了，甚至被人为地抛弃了。正如有学者指出：“随着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发展，生物进化论的冲击波遍及当时的学术界。受时尚所染，早期的文化人类学将‘进化’一词引人人类学的研究。但却没有连同引入对此相关联的重要概念，如变异、选择、适应等等。致使他们对文化发展的研究只能停留在文化事项的表层，去比较共时态的差异，人为构拟文化发展的脉络。”0此论断也非常适合“五四”文学界对于“进化论”的态度。经过一个世纪的文学发展，由“进化论”所推动的文学实践已逐渐显露出它不适应文学生态性发展的负面影响来。这主要体现为文学“进化论”观念所催生的文学的先锋性使文学发展的道路越走越窄，文学的遗忘性以及文学群落的削弱等方面。

一、文学“进化论”观念对先锋文学的非生态性影响

首先，“进化论”思想催生着文学的先锋性，而先锋性使文学发展的路子越走越窄。“进化论”背后的时间美学和先锋性　的内在审美要求是—致的，都意在搭乘线性的时间神话抢占话语资源，获得某种文化权力。因而，先锋性总是体现为一种创新冲动。在文学形态上，先锋性有时表现为一种思潮和运动，有时则表现为一种文本意义上的创新性。尽管“先锋性”给文学实践带来了活力和生机，但总免不了陨落的文学宿命，可以说是“各领风骚三四年”。

为什么先锋性的文学活动如此短命？从先锋派文学思潮自度讲，它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首先，从作家角度讲，先锋作家的创新精神与守旧意识往往同时并存，形成其内在矛盾。创新性是先锋派文学思潮永恒的美学追求，因而先锋性文学思潮是—个“流动”的存在体，一个最终无法用标准尺度衡量的文学实践。但是作家为了彰显已有的文学成果，往往急于用较为固定的文学标准来界定先锋性的文学活动。因而，僵化与生机、固态与液态、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矛盾成为先锋性文学群体的内在矛盾，而且成为一个很难停歇的矛盾。“先锋性”就像一只困在麻袋里的疯狗，要么麻袋把疯狗闷死，要么疯狗把麻袋撕破，两者似乎永远不会和平共处。其次，从艺术角度讲，先锋思潮充满了自我否定性。何赛将先锋文学称为“自杀性的艺术”，因为它否定的正是艺术本身，“现代艺术家所做的一切不过是邀请我们观看实属一场玩笑的艺术之片段，它本质上是对艺术自身的戏弄，因为这正是现代灵感的滑稽性质所要表达的东西。新艺术并不是嘲弄其他人或事，没有受害者就没有喜剧，它要嘲弄的正是艺术本身。”0先锋文学一方面在绞尽脑汁地进行艺术创新，另一方面也在冷酷无情地绞杀艺术。此外，在文学精神方面，先锋文学思潮存在着先锋性与庸俗性并存的深刻悖论。雷纳托·波吉奥利认为先锋文学具有追求时尚的一面，而时尚性具有不可避免的庸俗性：“时尚的主要特征是把短期内非同寻常的或一时时兴的东西强立为新的规则或规范，并很快加以接受，然后在它变成平庸物，亦即人人皆有之‘物’之后，再次抛弃它。简而言之，时尚的任务是保持—个延续不断的平庸化过程：把稀有新奇之物变成广泛流行的东西，当这玩意不再稀罕新颖之后，又用另一个稀罕新奇之物取而代之。”0而基于时尚所产生的庸俗必然导致先锋文学的死亡：“由此看来，由于现代文化固有的狂热的天才崇拜中矛盾原理的作用，先锋派在时尚影响下注定要战胜它曾不屑一顾的通俗流行——这恰恰就是先锋派终结的开始。事实上，这是每一种运动不可避免的残酷的命运：兴起于反抗旧先锋派新近流行过的时尚，衰亡于一种新时尚、运动或先锋派问世之时。”雷纳托·波吉奥利的高明在于揭示了先锋文学与时尚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一个持续被平庸化的过程。齐美尔曾如此界定时尚的本质：“时尚总是只被特定人群中的一部分人所运用，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在接受它的路上。”@如此可见，先锋文学亦如此，它也是永远在路上。它是一次迅跑，一个超越别人也很快被别人超越的过程；它也很像人的某种生理欲求，随着生理能量的聚散，不断呈现出一个兴奋与疲惫、高潮与死亡的循环交错的过程。

但若从生态学角度考察先锋文学，先锋文学的短命亦有其生态学的解释。从生态学角度看，随着进化的发展，物种越来越趋于复杂高级，而越复杂的物种对适应环境的条件要求越苛刻：“进化的结果总是要造成自为体系自身的复杂化、多样化和层次化。然而，复杂化的生物物种，虽然抗拒外界环境变动的抗风险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截取外界环境中物质与能量的范围却随之缩小……专用性能的提高，总是弱化了普适性能。”同样，先锋文学相对于通俗文学等其它文学样式来说，也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文学样式。这里说的“复杂”主要指创作主体构思时的“殚精竭虑”以及文学文本的“出奇求新”，创作过程往往是一种艰涩的思索过程和艰难的文字表达过程，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先锋派小说的创作便是明证。但是，先锋小说犹如更为复杂的生物物种一样，由于“截取外界环境中物质与能量的范围却随之缩小”的缘故，使自己走上了一条偏狭的文学之路。先锋文学所摄取的“物质与能量的范围”，就是供先锋文学得以出现和存在的文化与文学的资源。以下两个方面决定了先锋文学资源的匮乏性。转贴于

其一，从文化与文学的共时代关系看，先锋文学很难从共时代的文学资源中汲取营养。一定程度上，先锋文学的标新立异使其具有很强的历史前瞻性，从而成为所处时代的文学“异己者”。因此，它和历史当下的诸种文学样式是相左的，与之缺乏文化与文学信息的互动交流。这样，与其它文学形式相比，先锋文学就缺少了一种普世价值。所谓普世价值，就是在文化的共时态上，基于本民族的文化心理而产生的一种被普遍认同的、有着广泛受众基础的文化价值观念。尽管先锋文学可能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可能被后世认同，但因割断了与同时代其它文学样式的联系，往往使先锋文学面临夭折的文学宿命。从一个时代的文学样式来说，诸种文学样式往往形成一个文学群落，如同生态学中的生物群落一样，每一种物种都有适合自己生存的生态位。所谓“生态位”，就是“在一个大的生态系统或生态群落中，某一个物种实--际上或潜在地能够占据的生存空间和地位”@。就先锋文学而言，在一个时代的文学生态中也有自己的“生态位”。但是在一个同时代的文学群落中，由于先锋文学的“异己性”，使它往往处于“游离状态”，因为它的文学观念与艺术手法往往建立在对其它文学样式的批判和否定之上。从而，先锋文学无法与同时代的诸种文学样式达成生态性的和谐共存关系。先锋文学与时代的这种文化关系，使它往往处于一种被遗忘状态，被读者遗忘，被文学的共时代遗忘。

其二，文化资源本土性的丧失也是先锋文学资源匮乏的原因之一。民族文化往往体现着本民族特有的精神积淀、心理范式和思维特点，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时代延续着，深深影响着一个民族的存在形式、生活方式和精神特点。同样，民族文化也深刻影响着本民族的文学样式。可以说，民族文化传统是+民族的文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正是有了这一文化土壤，才使民族文学一代又一代得以繁衍生长，枝繁叶茂。而先锋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这种文化的血脉联系，使自己成为一种“无根”的文学。当先锋文学失去了它的“根”后，生命力便不甚长久。这可从20世纪90年代中国先锋小说(其文化资源来自西方)的短暂的命运中得到印证。当然，先锋文学由于某种历史机缘，在历史当下中拥有某些文化权力，甚至成为文坛“主力”。但这种“主力”角色绝非是普世意义上的，而是文坛各种权力关系综合绞力的结果。但这种结果往往不被大众所认可。

文化本土资源的丧失，使先锋文学的创新活动呈现出一种偏狭，一种片面，失去了一种多样性。生态学提倡生物的多样性，也倡导文化的多元性，它认为人类社会的多样性的保持应依赖于民族文化，“生物学家谈论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人类学家谈论的文化多元性，其实都是从一个同时态横断面上观察到的信息系统创新能力长期历史积淀的后果……对人类社会而言，支持存在的信息系统就是一百多年来文化人类学家一直在探索的民族文化。”这一点对于文学的创新来说非常有启发意义，文学的创新应该建立在本土的民族文化之上，而不是远离本土文化。

其次，由于“进化论”观念的影响，先锋小说的叙事语言的发展之路亦越走越窄。其实，文学的先锋性更多地表现为艺术形式的先锋。在中国，当20世纪90年代的先锋小说完成了由“内容”到“形式”的转移后，对文学技巧的倚重更变本加厉了，正如陈晓明所说：“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中国先锋小说，其艺术革命更准确的含义就是技术革新，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有系统而明确的文学观念和价值信念方面的变革，所有属于思想观念方面表达的新的意义，实际上不过是形式主义策略的副产品。”0因而，这种“技术革新”式的文学无法获得一种丰富性，这点可从鲁迅作品与中国先锋小说的比较中看出。就小说的叙事语言来说，鲁迅的小说和当代先锋小说都具有先锋性，然而两者大相径庭。尽管鲁迅对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采取了激进的否定性文化立场，但在小说的叙事层面并非如此，古代的炼字炼句、白描、含蓄手法等亦在鲁迅手中得到传神地应用。可以说，良好的传统文化素养已成为鲁迅的文化资源，以不在场的方式构建着鲁迅的小说世界。同时，鲁迅也从西方文学中获得文学滋养，这表现在它那种冷酷自嘲的语风，甚至文本中那种无师自通的“后现代性”。所有这些都体现出了鲁迅的超凡智慧。但是，鲁迅在叙事中没有像中国先锋小说作家那样洋洋得意，表现出一种自恋般的文学炫技色彩。鲁迅的语言博大而谦和，而先锋小说家的语言是霸道而单薄，这可从—例看出彼此的高下。在鲁迅小说《孤独者》中有如T---段：

那时我在s城，就时时听到人们提起他的名

字，都说他很古怪：所学的是动物学，却到中学去做

历史教员；对人总是爱理不理的，却常常欢喜别人的

闲事；常说家庭应该破坏，一领到薪水却一定立刻寄

给他的祖母，一日也不拖延。此外还有许多零碎的话

柄；总之，在s城里也算是一个给人当作谈助的人。有

一年的秋天，我在寒石山的一个亲戚家里闲住：他们

就姓魏，是连殳的本家。但他们却更不明白，仿佛将

他当作一外国人看待，说是“同我们都异样的”。

这也不足为奇，中国的兴学虽说已经二十年

了，寒石山却连小学也没有。全山村中，只有连殳是

外出游学的学生，所以从村人看来，他确是一个异

类：但也很妒羡，说他挣得很多钱。

在这二段叙事中，包含着巴赫金那种意义上的“复调”。这二段的叙述内容是魏连殳，但这个叙述内容是通过两种话语同时传达出来，一种是显在的作为叙述人“我”的话语(知识分子话语)，一种是潜在的“人们”的话语(民间话语)。这两种话语构成了与魏连殳(另类知识分子话语)的对话关系。例如，在民间话语、叙述人话语同魏连殳的对话中，前者体现的是民间话语对魏连殳的难以认同，认为魏连殳古怪、异样，充满矛盾，而后者则体现了叙述人对魏连殳的认同和理解，“全山村中，只有连殳是外出游学的学生，所以从村人看来，他确是一个异类；但也很妒羡，说他挣得很多钱。”这种对话性一方面使魏连殳的特性变得摇摆不定，难以把握；另一方面也突出了各种话语自身的力量，使话语摆脱了单纯表意 的工具作用，而僭越为一种具有本体意义的东西。复调叙事的多义性与含蓄平淡的语气恰是鲁迅叙事语言中西合璧的绝佳体现。先锋小说则逊色得多了，例如被吴亮津津乐道的马原的“叙事圈套”，其实除了文学手法的炫技和表达一种虚构性的文本观念外，我们看不到其它，正如旅澳作家黄惟群所语：“透过《虚构》中那段开场白的玄乎往实处看，马原先生直接或间接向读者们说的到底是什么？他不过是说了他心中的高傲，说了他对芸芸众生一般智力的藐视，不过是居高临下目空一切地说了几句心中的大实话，不过是将充分自我的西方文学中学来的点滴进行一次小小的中文运用。他成功了，整个中国文坛都被唬住。”由此看来，鲁迅是缜密的，而马原的叙事是空疏的。鲁迅小说叙事的伟大之处在于，使小说获得西方文化资源的同时，并未忘记自己的本土文化。因而，鲁迅的小说话语体现了现代性与本士眭的奇妙融合，既充满张力，又完美无暇。而马原等先锋派作家的叙事探索中，中国本士性的东西则丢失良多。

二、文学“进化论”观念造成的文学遗忘性

由于生物学的“进化论”影响所致，历史与社会也往往被解读为“进步”与否。是否“进步”已成为一个典型的现代性的文化指标，正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语言与文学教授列昂奈尔·戈斯曼所言：“我将现代主义看作与进步和改善观念是无法分离的。”然而，这种“进步”观念往往是现代人的一种先验的理论预设。实际上，文学的进步观念往往在忽略艺术本体的基础之上，给文学赋予一种外在价值。因而，文学的这种“进步”不是文学本身的、而是一种文学观念的“进步”，甚至是一种文学的意识形态策略。所以，我们很难说一种文学形式比另一种文学形式更为进步。我们只能说，现代性的观念使文学以一种历时性的方式体现了文学史的丰富性。

文学的“进化论”观念导致了文学的遗忘性。所谓文学的“遗忘”，就是某一时代的文学出于某种原因被有意和无意地忽略与忘却，被排除在文学发展的共时态发展之中。黄发有曾说过，消费时代的消费文学患有“文学健忘症”：“作为消费文化的文学创作是注定要被迅速遗忘的，而这种‘遗忘’赋予大众文化以一种特殊的活力，因为一次性消费品迅速更新换代，它们被淘汰的命运为‘新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当旧的经典被反复地篡改、曲解、误读，而新的经典又无从诞生时，文学就患上了健忘症。”这里，黄发有的论证在概念上有些含混，“文学健忘症”在前面是指作为“消费文化”的文学被遗忘，而后面又是指“传统经典文学”的被遗忘。这未免有些混乱。其实，黄发有所说的“健忘”就是我们时代的整个世俗文化语境对于精英文学的悬置和瓦解，是整个时代对精英文学的戏仿与误读。然而，文学的遗忘并非如此简单，也并非仅仅发生在当下的消费文化时代，而且文学的这种“健忘”也不同于文学“进化论”思想所导致的遗忘。通常讲，“进化论”观念导致的文学遗忘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文学的遗忘发生在时代转型期。在时代转型期，伴随着时代的“进步”，某些文学往往被当作“旧有”的东西而被遗忘了，如五四时代对古典文学形式的遗忘和文革时期因独尊样板戏对其它文学样式的强制性遗忘。这种“遗忘”往往因时代观念的更迭而造成文学观念的“断裂”。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断裂”多被理解为本民族文化模式的“断裂”：“是指某些国家和民族的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异域文化(包括文学)的强烈冲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中断和背弃自己本民族的文学传统，接受异民族的文学模式。”0例如在“五四”时期，这种“断裂”往往被认为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产生的，“断裂”对中国现代文学造成的影响是双重的，在对本民族传统革故鼎新的同时，也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钱念孙如此论及：“异域文化(这里主要指文学)的大量涌入和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否定，往往会引起该民族一度社会动乱和人们的行为失调，同时也不利保持每种文化的独特个性，使人类文化得到丰富多样的发展”。一言蔽之，就是造成了现代性与本土性的矛盾，这是一个民族的文学形式在现代性进程中的深刻悖论。文学的“进步”观念使“五四”文学获得了一副“西崽”的尊容，却也失去了中国本土的老实巴交的厚道面孔。其中，不乏讽束性，也不乏悲剧性。

第二种文学的遗忘情况发生在同时代内。在一个时代中，诸种文学样式所拥有的生存资本并非等同。这里的“资本”，是布迪厄意义上的：“资本是一种镶嵌在客体或主体的结构当中的力量，也是一种强调社会界内在规律的原则，正是这一点使得社会博弈(大部分社会博弈包括经济博弈)区别于简单的碰运气。”可见，这种“资本”是关联主体、客体和社会的种种关系组成的文化场域，最终各方权力因素的综合导向主体。布迪厄认为资本分为三种形式，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而其中的文化资本具有“竞争性”：“文化资本是作为竞争中的一种武器或某种利害关系而受到关注并被用来投资的，而这些竞争在文化产品场域(艺术场域、科学场域等)和社会阶级场域中一直持续不断。行为者正是在这些竞争中施展他们的力量、收获他们的利益的。行为者的力量的大小、收获利益的大小，则与他们所拥有的客观化的资本以及具体化的资本的多少成正比。”正是这种文化资本的“竞争陛”，使得文学各方对文化资本的争夺变得十分激烈。如果这种“竞争”发生在文学本体内部，是正常的；如果与文学的本体无甚关系，则是不正常的。因而，一个文学样式是否具有“文化资本”，也就意味着它是否具有相应的“生存资本”。于是，在文学群落中的非法“竞争”，往往是某一文学样式压制他者、抬高自己的文化手段。唐晓渡认为这是“对价值制高点和话语权力制高点的占领”，是通过“时间神话”来获得的，并与“主体的自我神话密不可分。它们同步进行，互为支援”。这里，文学样式之间的对于生存资本的争夺实际是线性的“进化论”时间观念在文学种群间的横向变异，使本来多元并存的文学格局呈现出中心／边缘、主要／次要的等级划分，并在本该多元的文学群落中无形中植入了一种僵化与死亡的种子。于是，同时代内的文学的遗忘会最终造成文学群落的失落。

第三种情况是作为先锋性的文学自身发生的“遗忘”。这种情形往往发生在先锋小说内部。这在上文已做论述，由于先锋小说自身的否定性和深刻的悖论性，使先锋小说的文学道路越走越窄，越来越失去本土色彩。这实际也是文学自身的一种“遗忘”，此处不再赘述。

三、文学的生态性发展：“灌木丛式”的发展

可见，先锋文学所造成的文学道路的窄化和文学的被遗忘状态，折射出了文学的“进化论”思想的非生态性的一面。在“进化论”视野之外，在生态视野之中，也许文学是以另一种方式前行的。埃德加·莫兰曾将文化的发展形式称之为“灌木丛式的方式”：“如果说人类来自同一个主干，那么我们可以认为，精神实体的进化是以灌木丛生的方式进行的，是一些分裂发生和形态发生过 程，并伴随着创造性的涌现。”@莫兰的论述非常深刻，虽然针对于文化的发展，但也可应用于文学。文学的“灌木丛式的发展”既是现实的，也是理想的。说它现实是因为这是文学发展的本然状态，只不过这个发展状态被人为地忽略了，被人为地建构成“进化论”式的发展道路了；说它理想是因为我们要改变文学的认识方式，在文学发展的本然状态上重新梳理、建构我们的文学理论和文学观念，使其具有一种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生态性。

文学的“灌木丛式的方式”发展，给文学发展赋予不同的含义。首先它是作为一个文学群落式的整体发展。在这个文学群落中，每一种文学样式与其它文学样式共同生存一个文学生境之中，每一种文学样式都没有被外在的、人为地赋予或剥夺其“生存资本”，它们是共生共存的。在“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史中，以言情、武侠为代表的通俗小说被人为地剥夺了生存价值，使通俗小说处于极为恶劣的文学生境之中。同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当代文学也未建立起文学群落的整体性发展，在文革期间尤甚。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特别是网络文学兴起以来，许多评论家常常慨叹中国文坛缺乏主流性的文学思潮，倒是不乏有鲜明的文学个案出现。这不足为怪，从生态学角度来讲，它说明了当下的文学环境更具有生态性，各种文学样式之间并不存在宰制与被宰制的关系，而是“和平共处”，在当代的文学生境(特别是网络文学生境)中每一种文学样式都有其特有的生态位。可以说，当代文学思潮的陨落，不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不幸，而是大幸。其次，文学的“灌木丛式的方式”发展提供了线性和空间性并存的发展观念。可以说，这是对文学“进化论”只重线性发展而轻空间性发展的一个历史性的反拨。文学“进化论”的发展方式使“先锋性”文学的道路越走越窄，且造成了文学的遗忘状态。而“灌木丛式的方式”则同时注入了一种空间性发展的思路模式。这体现了生态学发展的整体性观点：“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观点，主要可从两方面理解：从空间结构来看，它是完整的系统；从时间发展来看，它是历史地发展的系统。”因而，在这个发展模式中，文学的空间性的生存状态将会得到肯定，传统权力关系中的所谓主流／边缘、精英／大众、先锋／世俗等二元对立的关系式将不复存在，而是差异性与多样性共存的文学生态系统。围绕差异性与多样性，文学生态将会重构—个类似于尼采意义上的系谱关系：“系谱学既意指起源的价值，又意指价值的起源。它既反对绝对价值，又不赞成相对主义或功利主义价值。系谱学意指价值的区分性因素，正是从这些因素中价值获得自身价值。”这种文学的生态性图景并非只是梦想，其实在当下的网络文化语境中已初具规模。网络技术对传统文化权力宰制的规避，各文学网站门户下多种文学样式的精彩纷呈，在传统和自由之间快乐游走的叙事语言，以及由此产生的合乎规范又难以规范的新的审美因素……所以这些都使网络文学呈现出“灌木丛式”的生态性文学图景。其次，“灌木丛式的方式”的发展，有赖于文学系统本身的自我调节。生态学认为，任何生命行为都表现为两个侧面，一个是历时态的生命现象，—个是共时态的生命行为。在描述历时态的生命现象时，生物学家往往用“进化”一词；而在描述共时态的生命行为时，则往往用“自组织性”。所谓“自组织性”，就是指“自为体系在其建构的过程中，总是按照自身的建构法则，利用自身特有的信息系统，把参与建构的各构成要素有机地联系起来”。在生态学视野下，地球生命体系和人类社会是两大并行的自为体系，都在很大程度上遵循自组织性的原理进行稳态延续。因而，莫兰认为：“凡是有生态自组织和循环—全息原理的地方，就不再有机械决定论、平庸机械论、线性因果关系和粗暴的简化论。”当然，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依然存在机械决定论、平庸机械论、线性因果关系和粗暴的简化论等错误认识。当代中国文化语境往往被说成因为商业文化语境的到来而具有多元文化的特点，事实并非如此。在当代中国，多元化的文化语境其实远未实现。可以说，文化的多元化与其说是现实层面的，不如说是学理层面的。而基于网络技术的网络文化语境却并非如此，具有了文化的自主性与充分自由性，使文学获得了与现实文化语境截然不同的生存空间。

总之，应充分认识到文学的“进化论”观念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所造成的非生态性影响，这种认识对于当下的网络文学发展尤为重要。因为传统的文学“进化论”观念在网络文学发展的现状面前已处于“失语”状态，又不能对其视而不见，而生态学视野不失为一种卓有成效的认识方法。当然，倡导文学的生态性发展，并不是简单地否认文学“进化论”影响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成就，这也从根本上违背了生态学所主张的多元与差异『生并存的发展态势。也许，将文学的“进化式”发展和“灌木丛式”发展融合起来，形成更为生态性的研究视野，不仅对当前的网络文学发展，甚至对整个当代文学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时代紧迫感。

注释

1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杨梨编：《胡适文萃》，作家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

2　[波兰]埃娃·多曼斯卡著，彭刚译：《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　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李良忠编：《在剑桥听讲座》，中国民航出版社2002年版，第237页。

4　唐晓渡：《时间神话的终结》，《文艺争鸣》1995年第2期。

5　庭硕：《生态人类学学导论》，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

6　[西]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艺术的非人化》，布尔迪编：《思想的锋芒》(上)，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1页。

7　[意]雷纳托·波吉奥利：《先锋派三论》，布尔迪编：《思想的锋芒》(上)，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8　齐奥尔格·齐美尔：《时尚的哲学》，罗钢、王中忱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8页。

9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

10　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小说的后现代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页。

11　黄惟群：《中国当代文学鼎盛期再望》。《南方文坛》2008年第5期。

12　黄发有：《文学健忘症——消费时代的文学生态》，《南方文坛》2005年第6期。

13　钱念孙：《断裂与跳跃——试论文学的纵向发展与横向交流的变态关系》，《学术界》1989年第4期。

14　皮埃尔·布边厄著，武锡申译：《资本的形式》，薛晓源、曹荣湘编：《全球化与文化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15　[法]埃德加·莫兰著，秦海鹰译：《方法：思想观念——生境、生命、习性与组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6　余谋昌：《生态文化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6页。

现当代文学论文 篇三

一、《长夜》——真实的“自传”

《长夜》是姚雪垠写于抗战时期的一部别开生面的作品，一九四七年由上海怀正文化社出版。小说讲述了作者在一九二四年冬天到次年春天大约一百天的时间在土匪中生活的经历，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而且，“在写作的时候，为忠实于现实主义，我决定不将主人公陶菊生的觉悟水平故意拔高，也不将贫雇农出身的‘绿林豪杰’们的觉悟水平和行为准则拔高。”“忠实的反映二十年代河南农村生活的重要侧面和生活在那样条件下的人物的精神面貌，是我要写这部小说的中心目的。小说中当然反映了我的世界观和我的思想感情，但是我决不背离历史生活的真实，故意加进去某些思想宣传。”豫西是有名的土匪世界，作者的亲身经历和追求写实的创作态度，使《长夜》为现代读者提供了一睹“真实”的土匪故事的机会。“从审美的角度发现‘真实的土匪’上。《长夜》可以和萧军的《第三代》并列为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两部奇特的书。”

《长夜》的真实感主要源于复杂的人物关系和人物形象的写实性描写。“在这部小说中，我写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因没有生活出路而叛乱。我写出他们的痛苦、希望和仇恨；他们‘下水’(当土匪)后如何同地主阶级存在着又拉拢又矛盾的关系，其中一部分人如何不得不被地主中的土豪利用；我写出来杆子与地方小军阀之间的复杂关系；我还写出来杆子内部存在着等级差别：有人枪多，放出一部分枪支给别人背，坐地分赃；有人背别人的枪；有人当‘甩手子’，地位很低。小说中所反映的社会现象，人与人的关系，阶级关系，正是我在少年时代曾经生活于其中的历史现实。”“一支人数较多的土匪武装，其阶级成分是复杂的：有真正的失业农民，有农村中的二流子，有离开军队的兵油子，有破落地主家庭出身的人；还有曾经受过招安成了官军，因打败仗或不得意而重新下水的军官。”正是这种“人与人的关系”、“阶级关系”和土匪内部阶级成分的复杂性，为读者带来了五、六十年代阶级理论图解式的作品所缺失的“真实感”。复杂的人物关系描写是建立在复杂的人性、性格刻画的基础上的，土匪头目李水沫、薛正礼和土匪赵狮子、刘老义都是令人难忘的“强人”形象。赵狮子在与地主武装红枪会、地方军阀马文德的交战中彪悍勇猛；对待“肉票”和反抗的农民则透着凶残，尤其是攻打胡刘庄时将其大舅、二舅枪杀的细节更是令读者触目难忘；而面对土匪头目薛正礼的母亲、妻子，他在亲热和调皮中流露出对家庭温暖的渴求。强悍、凶残、讲义气、重感情如此复杂矛盾的个性合于一体，显示了作者对特殊家庭(赵五岁即沦为孤儿，他母亲被其舅逼迫下自尽)、社会(兵荒马乱，强人盛行)环境下形成的性格特点的精确把握。薛正礼则沉稳精明、强悍机警、善良义气。他劝同村青年不要做土匪而自己又不得不为，他眼见土匪烧杀奸淫劝阻不成而又任其所为，他是一个集农民的善良、宽厚和土匪头目的精明、强悍于一体的复杂人物。

值得注意的还有这部小说的叙事视角。作者自陈“因为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所以我在进行写作时，不追求惊险离奇的故事情节，不追求浪漫主义的夸张笔墨，而力求写出我少年时代一段生活的本来面貌”第一人称全知视角为自传最常用的叙事方式，而且也更有利于还原“生活的本来面貌”。对读者而言，由“我”来讲述“我”的故事和“我”所目睹的土匪故事更具可信度和真实感。但作者写作《长夜》时打算把它作为“三部曲”的第二部来构思，定名为《黄昏》、《长夜》、《黎明》的“三部曲”是旨在反映河南农村从清末至北伐近三十年历史变迁的史诗，由“我”来讲述显然难负其重。“由于《长夜》带有自传性质，最容易写，所以我先从《长夜》动笔。但是缺点也在自传性质上，局限了我，不曾写出来那个时代的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这种要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的写“史诗”的雄心逼着姚雪垠选择第三人称视角，而对“真实感”的追求又要求他运用第三人称时不能时时处处“全知全能”，二者相互妥协的结果是第三人称眼知视角，这样既可保留真实感又扩大了社会生活描写的广阔度。“一九二四年的冬天，从伏牛山到桐柏山的广大地区，无数的田地已经荒芜。”“半个月以前，吴佩孚正指挥直系军对在山海关和九门口一带同奉军鏖战，不提防冯玉祥从察哈尔回师进入北京，拘留了大总统曹锟，断了吴佩孚后路。”——当需要将广阔的自然风貌和历史背景告诉读者时，叙述人几乎无所不知；而当进入具体的故事层面时，叙述人经常会不自觉转入主人公陶菊生的个人视角——“小说的主人公就是我自己”。这种叙事角度事实上是由两个“我”共同承担：一个是现在(写作《长夜》时)的“我”负责为读者交代故事的发展和背景，一个是过去的“我”(陶菊生)讲述不同境况下的见闻和感触，两个“我”不断交替换位，共同完成两个一直难于完全和谐的任务：自传和史诗。而陶菊生是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少年，读过书，“思想进步”，但也不乏家乡的“强人”思想，“把冒险当作游戏和英雄事业”，而且又身兼土匪的“肉票”和土匪头目义子的双重身份。“肉票”和“进步”读书人的身份使他感到土匪杀人放火的恐怖、残忍，“强人”思想和义子身份让他看到土匪的勇敢、讲义气甚至人性的美好。由这两个“我”共同讲述的土匪故事，带给读者的阅读体验是爱恨交织的复杂体验。

现当代文学论文 篇四

一、对文学史理念创新的思考

文学史创新关键便在于进行文学史理念的革新，进行理论的创新可以实现文学史更好的发展，同时为文学史的良好革新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我国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时由王瑶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再次著作中作者对于“史”的思考依然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主要思想，但是却摒弃了严重的浓郁的政治色彩，使人们在进行相关阅读时可以更加的心情舒畅，得到一定的放松，而不是过多的被其中存在的政治色彩所左右，影响读者的感官体验。再次著作之中作者根据自身良好的文学底蕴修养，进行多种史料的搜索与总结，运用自己独特的目光进行相关问题的阐述，对于发展历史中各种文学历史现象进行了详细的综合的且极为可观的评述。因此，此著作的阅读不仅使读者感受到鲜明的“史”的特点，同时兼顾了文学的特性，这也是王瑶所要呈献给读者的其所认为的文学史理念。在王瑶的著作之中充分的运用自身所掌握的各种知识进行“文学”与“史”的良好结合，这一创新性做法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但是之后的文学史却没有这样发展下去。1955年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对于文学史进行相关阐述时十分突出的强调了革命运动对文学的影响，政治对文学的影响，使作品中的政治色彩较为浓郁，同年张毕来执笔的《新文学史纲》中更是出现了“革命史化”，按照政治态度对作者进行详细的划分；1956年由刘授松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中对于阶级问题进行了进一步强化，文中无论是在阶级立场还是相关的观点上都在时时的强调政治性，认为文学是政治观念的附庸。由上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年代文学史正在朝着政治革命一体化方向发展。

二、对文学史体例创新的思考

不同的文学史理念影响之下会出现不同的文学史体例，观念的革新会影响到体例的革新与发展。文学史中的体例大体分为四种类型：专题史型，文体史型，作家论型以及混合型。就以往出版的文学史著作中涉及的体例进行分析，混合型体例应用较多，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呈现出一种“板块结构”的特点，直至《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的出现，这种板块结构才出现了一定的变革，突破了以往的写作模式，在以往的文学史的编些过程中，作者在进行事件的阐述时往往采用分时期进行文学运动事件的阐述，之后进行座驾作品框架的构造，进行文学史连续性以及发展轨迹的呈现，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中在进行相关事件的描述时更多进行了事件的综合分析，统一进行相同点的分析，具有更好的参考作用。

但是对于体例的创新不能仅仅的局限在写作方式的改变，还应该从选择上进行创新。在进行事件的选择时，如何进行取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问题，编者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需要具有良好的文学底蕴，通过长期的文化积累形成个人眼力，进行事件的甄选。不同的编者拥有着不同的文学底蕴，编者的眼力差距也会影响着文学史的编些发展。

三、对“史”“论”的思考

文学史的编写需要以史实为依据。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需要严格的尊重历史的真实性，以史实为基础，同时以“论”为文学史的主体进行编写。在对“史”的阐述时，作者需要严格的遵守史实，进行客观真实冷静的辨别，进行客观的阐述，但是对于文学史的编写又不同于对于纯历史进行编写，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需要进行文学思潮以及每个时期文学现象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梳理，将历史过程中出现的文学现象进行真实的再现，使读者可以更好的进行相关了解。文学史中“论”的编写是文学史的主体，因此作者在进行相关文学现象，文学运动进行分析时应该更好的尊重史实，进行客观准确的评价，在兼顾准确，真实，客观地进行问题的分析时，作者进行相关的阐述还应该突出自身的特色，在进行事件的分析时更多的融入自己的风格，使文学史更具个人进行文学史的编写，不仅需要作者更好的向读者进行文学运动的展示，加深读者的了解，并应该努力的通过自己的方式更好的使读者进行文学发展历程中出现的重大事件的了解。具有个人特色的文学史才可以更好的吸引读者，被更多读者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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