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技术员论文10篇
现如今，大家都写过论文，肯定对各类论文都很熟悉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训练我们运用理论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的能力。你写论文时总是无从下笔？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下面差异网为您精心整理了10篇《农业技术员论文》，希望朋友们参阅后能够文思泉涌。
农业生产技术论文 篇一
关键词安全工程；农产品安全；检测技术；课程群
1特色方向课程群结构
湖南农业大学农产品安全与检测技术课程群的设置是基于安全工程本科专业培养计划，在保证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的前提下，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开设体现学科优势和行业背景的特色课程群。该课程群的建设从理论到实践、从书本到科学前沿，比较完整地提供了一条特有的深入学习和掌握农产品安全与检测技术技能的平台［4－6］。农产品安全与检测技术课程群依次由理论课程、实验课程、实习课程和业余科研四部分组成。其中，理论课程包含专业必修课“农产品安全与检测技术”和专业选修课“农业安全生产与管理”，作为农业大国，在掌握农产品安全与检测技术的同时，学生获得我国农业安全生产现状及生产管理手段的知识信息是十分必要的，而“农产品安全生产与管理”正是针对我国农业发展现状为学生开设的一门辅助课程；实验课程为专业必修课“农产品安全与检测技术综合实验”;实习课程由农产品安全与检测技术综合实验、生产实习、毕业综合实习组成；业余科研包含学生独立自主申请科创实验项目和学生依托教师科研项目两大部分。
2实践技术
从由浅入深、理论到实践的技术角度分析，农产品安全与检测技术课程群以农产品安全与检测技术理论为基础设置不同深度的实践课程，针对不同层次，采用不同的实验技术方法教学。实践课程分为实验课程、实习课程和业余科研3个层次。1)实验课程为60学时的农产品安全与检测技术综合实验，第5学期开课，实验内容分成基本实验操作训练、农产品仪器分析检测技术、微生物检测基础技术3个单元，设置了滴定法操作、样品前处理、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气相/液相色谱法、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凯氏定氮法、微生物菌落测定在内的13个实验内容［7］，训练学生针对农产品安全检测技术的基本技能，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8－9］。2)实习课程是1周的教学实习、3周的生产实习和12周的毕业实习，依次为第5、7、8学期开课。教学实习围绕农业与农产品安全检测的相关教学内容，实地参观农产品生产基地、农产品输送基地、农产品质量监测中心等机构，让学生熟悉生产实践流程。生产实习是安排学生到相关部门的工作岗位实习3周，进一步学习和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学生实践技能。毕业实习则是要求学生进入到实习机构，在实习指导老师的指导下，围绕选题和开展12周的实验，通过实践完成毕业论文。3)业余科研分为自主性创新性实验项目和依托性教师科研项目。与其他实践课程不同，业余科研主要以希望进一步提升自身科研能力的学生为对象，不单独设置课程时间，要求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自主选择指导老师和课题方向。自主性创新实验项目要求学生从课题选择、项目申请书撰写、申报立项、中期答辩、项目结题全程独立完成，极大地锻炼了学生的科研思维和科研能力。依托性教师科研项目，则是学生与指导老师双向选择，择优参与到教师的科研项目中，并承担一定量的科研任务。通过3个层次的锻炼，学生从常规农产品安全与检测技术基础和经典检测技术实验，到生产实践单位参观、实习，再到独立自主或参与性的完成相关项目，在农产品安全检测技术方面的知识、技能、见解和实践等方面都能得到极大的提升，有利于学生在毕业后更好、更快地融入工作和后期科研深造中。
3教学手段
4农产品安全动态
为加深学生理解农产品安全检测技术在保障农产品安全中的重要地位，使学生从宏观上把握农产品安全生产过程及发展动态，在特色课程群的应用过程中，针对理论和实践课程教学的进度安排，专业课程任课老师以及业余科研指导老师会从植物源性农产品和动物源性农产品两大范畴中选定追踪目标，从社会热点、新闻动态、前沿科技等方面，查阅文献资料，以两种形式检验学生对动态的掌握情况。其一，课堂中以小组为单位做PPT演讲报告；其二，个人或团队分主题撰写农产品安全动态报告论文。通过这些形式辅助学生获得农产品安全动态信息，分享和追踪前沿信息。
农业生产技术论文 篇二
阜阳市位于淮北平原的西北部，砂土层较深厚，属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区，地势平坦，光、热、水、气等自然资源丰富，生产条件比较优越，蕴藏着较大的增产潜力，是种植花生的良好基地。花生不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油脂等，而且国内及国际市场需求很大。以前，由于群众缺乏种植花生的栽培技术，故造成夏花生产量一直徘徊在2100kg/hm2左右和春花生徘徊在5250kg/hm2低产量，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广大群众种植花生的积极性，影响和制约着当地经济的发展，因此提高花生的高产栽培技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选用优良品种，搞好播前准备
选用优良品种是夺取花生高产的关键措施，俗语说“好种出好苗，好苗夺高产”。通过多次试验，适宜我区种植的花生品种有鲁花一号及海花一号，这2个品种增产潜力大，抗逆能力强，花多针多，生育期在130d左右，是当地花生种植的理想品种。播种前先果选，后粒选，其次用温水浸种和25%多菌灵拌种。同时进行土壤处理，用呋喃丹1.5kg与麦麸8kg拌成毒饵施入土壤中，防治地下害虫。不仅可以一播全苗，而且有效地控制病虫害的发生。有了良种，还要讲究适期足墒播种。就沿沙河流域来讲，春播花生面积较少，大部分都是在5月底、6月初种植夏花生，当时正值气候干燥、日照充足、干旱少雨季节，空气及土壤中的水分含量少，因此要搞好造墒，保证足墒下种，为花生整个生育过程的生长打下良好基础。
2适期早播，合理密植
适期早播、合理密植是高产攻关的决定性因素。在适宜播种期内，播期愈早，生育期愈长，籽粒愈饱满，产量就愈高。因此，在麦收后，要抢时抢墒播种，不要拖延播种期，一般6月5~10日播种结束。在做到适期早播的同时，还要掌握合理密植这一关键技术环节，一般种植22.5万株/hm2左右。
3加强田间管理
3.1苗期管理
花生出苗后及时查苗补缺，达到苗全、齐、匀、壮，促进花芽分化，花针期要确保植株生长稳健，及时查防害虫，花针下扎前，进行中耕培土2~3次或中耕不培土，用手压分枝，使分枝早接触地面，有利于花针早入土，提高有效果数，增加百果重量。培土时施二铵225kg/hm2，草木灰450kg/hm2。
3.2合理追肥
除了追施二铵和草木灰外，还要追施一定量的钙肥。钙是花生生长发育所必需的大量元素之一，花生施用钙肥不仅能提高光合强度，加速光合物的积累运转与分配，而且能促进荚果充实饱满，提高花生单产。据调查，施用450kg/hm2石灰比不施石灰的可增产荚果690kg/hm2，百果重增加21g。结荚期应促进营养生长，适时转移到生殖生长上来，稳住植株长势，如有旺长趋势，可及时喷B9或缩节胺1000倍液，控棵促果。
3.3科学管水
花生具有“喜涝天，不喜涝地”和“地干不扎针，地湿不鼓粒”的特点。要做到旱灌涝排，满足花生生长的需求，保证花生正常发育，获得花生高产。饱果期喷施磷酸二氢钾2.25kg/hm2，可喷2次，既能保持花生青秀不衰，又能增加籽粒的饱满度，从而提高花生产量。
4病虫鼠害防治
农业技术论文 篇三
（一）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涵义
农业高新技术主要是指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航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自动化工程技术、海洋技术和生态技术等在农业上的应用［1］。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是指运用高度密集的技术、资金和知识，按照科研、开发、生产、经营一体化，开展农业产业生产。一般认为当高技术组合按国际科技产业园区的规范超过70％以上时，传统技术才被创新为高新技术。靠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提高产值的“技术生产率”在60％～80％以上，则实现了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2］。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不仅需要资金、技术、人才，还需要现代化的生产设备和手段，多元化的产业体系，先进的管理体系和健全的市场体系配合。
（二）安徽省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的现状
截至2012年，安徽建成各级农业示范园区101个，培育省级以上龙头企业895家，其中农业高新技术企业92家，企业年产值248亿元，建成省级以上农业科技平台345个，企业技术中心56个①。从总体上看，安徽省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水平较低：全省农业高新技术企业数仅占农业龙头企业的10％，占全省高新技术企业的5．2％；农业高新技术企业产值仅占农产品加工产值的4．1％，占高新技术企业产值的2．4％；全年完成农业科研290人年，应用研究为10人年，试验284人年，全年获批农业科研专利申请29项，但无一项完成应用转化。
（三）影响安徽省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的原因
1、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起步较晚。我国的农业高新技术是借鉴美国的经验而兴起的，从上世纪90年代提出，到如今也就20年左右的时间，各地区对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认识还不到位。目前还处于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试验阶段。2、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投入不足。目前，我国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主要依赖政府投入，为政府主导型产业。安徽作为中部农业大省，经济欠发达，对农业投入较少。2012年，安徽对农业固定资产的投入为302亿元，人均不到1000元，全省用于科技研发的经费为19．5亿元，仅占GDP的1．1％②，用于农业科研的经费仅有3亿元，用于农业高新技术的研发则更少。研发经费投入不足，严重影响了农业科技企业研发的积极性，全年农业科技专利申请数只占到全省的0．09％。3、农业高新技术人才不足。农业高新技术产业是知识密集型产业，对人才的需求较高，特别需要开拓型的高层次人才和高科技人才。据统计，我省每3万人中才有1名农业科技人员，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仅高于，居第30位。2012年全省已建或在建的农业科研机构不足百所，从事农业科学技术研发的人员只有1000余人。4、劳动力产业素养和农业产业化水平低，产业发展支撑力不够。安徽作为国家粮食生产基地，担负着国家粮食生产重任，区域内粮食播种面积大，常年遭受自然灾害，农业基础设施破坏严重，农业人口比重大，农民文化程度、产业素养低，生产方式落后，农业产业化水平低。2012年，向市场提供的农产品中，60％为初加工产品，深加工产品仅占20％多。现实的生产条件对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起不到支撑作用。微观层面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农业科研技术平台分布不均，科研成果应用能力差。全省具有科研能力的农业科技平台中，一半以上集中于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企业技术中心只占到16％，平均每两个高新技术企业才有一个技术中心。在农业科研成果中，80％为基础研究和试验发展，应用研究不到10％，2012年无一项农业专利成功转化。二是市场体系不健全。目前，我省市场上还没有一家农业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中介实体，承担把科学技术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职能。农业高新技术成果的转化，主要依靠技术交易所举办的高新技术产品交易会，但其服务功能过于单一，缺乏连续，加之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致使农业高新技术鱼目混珠、真假难辨［3］。三是企业产业化动力不足。农业产业的特点是投资大、周期长、回报慢，导致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风险大，农业企业和农民在缺乏有效的制度激励情况下，对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内生动力不足，以至于消极应对［4］。诸多原因影响着安徽农业的发展，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如何依托资源优势，发挥要素的作用，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二、安徽省农业生产要素禀赋及其差异
（一）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生产要素及其禀赋反映指标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属于知识、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结合传统生产要素理论，技术、劳动、资本、资源是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基本生产要素，决定了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要素禀赋是农业生产活动中所需要的基本的物质条件和投入要素［5］，是决定地区农业生产的基础因素，直接影响着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的地区差异。各要素禀赋反映了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生产的条件。对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生产要素禀赋情况分别用不同的可衡量相关指标进行反映。1、技术是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核心。技术进步可以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提升产品的质量，提高市场竞争力，确立产业优势，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源动力，直接决定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实现。其要素禀赋反映指标为农业科技贡献率。2、劳动力是农业高新技术产业中最具最主观能动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的素质，包括文化程度、市场意识、经营理念等，决定了劳动者能否接受和掌握高新技术产业中的新技术、新工艺，甚至新生产方式和管理方法，而这些决定了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效果。其要素禀赋反映指标为：农业劳动生产率指数＝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平均农业劳动生产率3、资本是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生产的重要构成。资本的投入可以促进科技进步，改扩建生产基础设施，购买先进生产设备，引进先进的管理方法，而这些决定了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生产条件。其要素禀赋反映指标为：人均劳动资本＝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农业投资（地区农业投资／农业从业人口）4、自然资源是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对象，为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生产提供原材料，决定了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的资源条件。农业生产要素禀赋既是决定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生产的基础因素，也是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条件的反映，对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影响较大。其要素禀赋反映指标为：人均耕地面积＝地区耕地面积／农业从业人口。
（二）基于要素禀赋差异的安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比较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对资本、劳动、资源的投入数量和比例要求并不明确，因此，我们选取国内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水平较高的北京、同处于中部的湖北、生产条件相似的河南以及相对落后的重庆，截取各地2012年农业发展的数据和“十一五”末期公布的农业科技贡献率，采用横向比较的方法，综合比较安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要素禀赋（表1）。从表1可以看出，安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生产要素禀赋不足，4个要素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具体概述为农业产业整体水平较低，劳动力产业素养低，经济欠发达，对农业投入少，农业收入低，农业科技水平较低，这些都制约了安徽农业产业化发展。通过横向比较可以看出：北京则是在耕地不足的情况下，依托资本投入和农业科技创造了领先全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近于安徽的2倍。借鉴北京的发展经验［6］，构建差异化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模式，是推动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安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要素禀赋地区差异
无论从经济、地理、文化、制度等哪一方面比较，安徽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要对安徽各地区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生产要素禀赋进行分析。可以假定区域内技术共享，只选择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3种要素，沿用农业劳动生产率指数、农业人均劳动资本和农业人均耕地面积3个指标，截取安徽各地区2012年农业生产数据，进行要素禀赋差异比较（表2）。依据表2数据，通过聚类分析，可以将安徽分为4大农业生产区域：城市及郊区现代农业区，这一区域以合肥为代表，大体还包括芜湖和马鞍山2市。该区域特点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较高，人均劳动资本全省领先，区位优势明显，交通发达，人才聚集。两淮粮食主产区，这一区域大体包括淮北（淮北、亳州、宿州、阜阳）和淮南（蚌埠、淮南和滁州）2个粮食主产区，7个地市。该区域的特点是粮食产量大，耕地资源相对较多，但常年遭受自然灾害，生产方式落后，农业人口比重大，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普遍较低。沿江优势农业区，这一区域大体包括铜陵、池州、安庆和宣城4市。该区域特点是地域特点突出，水域面积大，交通发达，农业生产基础较好，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普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人均劳动资本较多，土地资源相对较少。山区特色农业区，这一区域大体包括六安和黄山2市。该区域的特点是山多地少，区域内土特产品物产丰富，土地资源稀少，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低。
（四）安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不同区域模式选择与重点确定
在经济欠发达、农业投入少、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生产要素禀赋不足的情况下，依据要素禀赋差异进行区域划分［7］，针对不同区域，选择适用的产业化模式［8］和确定发展重点，可以为安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快速、准确地找到发力点。1、城市及郊区现代农业区该区域农业投入比重较大，科研机构和人才集中，科技创新能力较强，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劳动者产业素养高。该区域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适宜采用政府主导型和企业主导型发展模式，一方面集中科研力量，开展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基础研究；另一方面建设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集中一批农业生产龙头企业，通过政策、资金引导企业进行农业高新技术应用开发与生产。重点进行生物工程、基因工程、材料技术研究，着力发展生物技术产业、设施农业，力争在生物制药、有机农药、农产品的精加工、绿色蔬菜、乳制品、观光农业等方面实现产业化。2、两淮粮食主产区该区域为典型的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土地资源丰富，粮食生产面积大，农业投入少，农业劳动生产率低。该区域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适宜采用政府主导型，集中科研力量进行农产品品种优化研发，建设一批农业科技生产园区，培养农业生产、加工龙头企业，着力发展农产品加工、畜牧养殖业，力争在强筋和弱筋小麦、专用棉花、花生、大豆、玉米的种植与深加工，猪牛羊养殖与加工等方面，推进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3、沿江优势农业区该区域为传统粮食生产区，区域内水系发达，物产丰富，农业生产条件较好，劳动力产业素养整体较高。该区域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适宜采用混合模式和“纺锤形”发展模式，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支持，鼓励企业和科研机构，进行农产品品种优化与种养殖适用技术研发，培养农业生产、加工龙头企业，着力发展农产品、水产品加工业，力争在水稻的种植与深加工，油菜适用栽培技术与精加工，水产品良种与无公害生产技术等方面，实现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4、山区特色农业区该区域山多地少，农业生产现实资源相对稀缺，但区域内土特产品品种丰富，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该区域适宜采用科研机构主导型和“纺锤形”发展模式。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支持，鼓励企业和科研机构，对山区特色品种优化、栽培技术与产业化生产进行研发，着力发展土特产品生产与加工，力争在土特产良种和无公害、有机生产技术，提高单产和质量等方面，进行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除以上区域外，以亳州为重心的中药材生产也是安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重点之一，其适宜采用科研机构主导型和“纺锤形”发展模式。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支持，鼓励企业和科研机构，对中药材品种优化、栽培技术、药用性质进行研发，着力发展制药工程，力争在中药生产与提炼方面形成产业化经营。
三、加快安徽省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农业生产技术论文 篇四
对农业科技创新问题的研究，首先要深入剖析农业科技创新的内涵，只有这样才能对农业创新体系进行系统分析，才能地揭示农业创新过程中的规律，针对农业创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的放矢地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以便使农业科技在农业国际化、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支撑作用。目前，我国很多学者对农业科技创新内涵有较为深刻的认识，高布权[4]认为农业科技创新表述为将农业科技发明应用到农业经济活动中所引起的农业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吴林海[5]认为农业科技创新实质就是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创造及向现实农业生产力的转化；王丰等[6]从农业生产方式、经营管理模式和生产工艺等方面创新来解析农业科技创新的内涵，刘春香等[7]则从技术研发、品种改良、资源配置、市场设备、综合效益等角度认识农业科技创新的内涵。以上学者从不同角度刻画了农业科技创新的内涵，本质基本上趋于一致，也就是对农业生产要素重新组合，以达到农业效用的最大化。有关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研究，刘爱群等[8]从研究和成果转化、推广角度来认识，朱玉春等[9]则强调农村公共服务功能，段莉[10]则认为是网络关系系统。以上学者对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认识有独到见解，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吴敬学研究员则认为，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是一个涉及多部门、跨学科、跨地区的系统工程，以中央政府统筹为主，主攻方向明确、核心支撑突出、布局结构合理、区域分工明确、资源优势互补、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管理科学、运行高效、研究开发一体的国家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这种见解更为全面和深刻，说明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是复杂和系统工程，应举全国之力做好农业科技创新工作，农业科技创新不仅仅是农业科技在农业生产经济中的活动，更是事关国家经济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大事。
2SWOT分析
SWOT分析框架是1979年由Steiner提出的一种战略管理分析框架，这种框架是对被分析主体处于内、外部环境下的竞争力态势分析[11]。SWOT分析是一种较客观的态势分析方法，通过调查的形式挖掘与研究对象发展相关的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机遇(Opportunities)与挑战(Threats),从而根据找出有利因素以及不利且需要回避的因素，发现问题，调整发展思路，制定发展策略[12]。运用SWOT分析框架对现代农业科技创新问题进行分析，就是要对农业产业本身的优势、劣势有比较客观清晰的认识，做到知彼知已、趋利避害，进而把握现代农业科技创新问题和外部发展机遇，时刻警惕并化解外部威胁，以便及早发现现代农业科技创新过程中存在问题的根源，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做到有备无患、防患于未然。目前，大多数学者对农业创新问题的研究都是偏重于对存在的不足提出对策，没有对农业科技创新存在优势、机遇及挑战进行深入剖析。因此，运用SWOT分析方法，把握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中的机遇，充分发挥优势，克服不足，化解威胁，做到扬长避短，从而提出合理的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对策。
2.1优势
2.1.1经济优势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科技创新又为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397983亿元，比上年增长10.3%。其中，农业增加值40497亿元，增长4.3%;耕地面积12172万hm2,林地面积30590万hm2,水资源总量30906.4亿m3,森林覆盖率20.36%,内陆水域面积1747万hm2,草地面积39283万hm2,海水可养殖面积260万hm2;全年粮食种植面积10987万hm2,粮食产量达54641万t,棉花产量达596.1万t,油料产量达3230.1万t。木材总产量8089.6万m3,饲养牲畜12238.5万头，水产品总产量5373.0万t,农用机械总动力达92780.5万kW,农村用电量6632.3亿kWh,乡村办水电站装机容量5924万kW。由此可见，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经济实力为农业科技创新提供了必备的条件。2.1.2科研优势一个国家要想在现代农业科技创新方面取得长足的发展，农业科研人员及农业科研机构是主要因素。据统计，我国现有农业科研机构1144个，农业科研机构从业人员约9.6万人，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3.7万人，科研管理1万人，基层农技推广人员近70万，在农业主管部门注册的种业公司8700家[13]。其中，专门从事农业研究的大学有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沈阳农业大学等高等农业院校，研究所以中国农业科学院为龙头的农业信息研究所、农业经济研究所、蔬菜花卉研究所、畜牧兽医研究所、棉花研究所、草地研究所、生物技术研究所、植物保护研究所及省市地方农业科学研究院所等，为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培养人才和创新提供了支撑。“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农业昆虫学家邱式邦院士、畜牧学专家张子仪院士、作物遗传育种学家庄巧生院士、核农学家徐冠仁院士、土壤肥料植物营养学家刘更另院士、植物生理学家施教耐院士、农业工程学家陈秉聪院士、土壤与环境微生物学家陈文新院士、农业工程与农业机械化专家曾德超院士、昆虫生理学家钦俊德院士等农业科技创新领军人物，以及大批在各自农业科研及农业推广应用行业的广大科技人员，他们是科学理论的探索者，是新生产力的推进者，是农业科学知识的拥有者，是农业实用技术的传播者，对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4],正是他们在农业科技创新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掀起了我国农业科研创新的新篇章。
2.2劣势
2.2.1理论研究相对薄弱自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瑟夫？阿罗斯？熊彼特(SchumpeterA.J)最早提出“技术创新”的概念以来，缪尔塞(MueserR)、格温(GerwinD)、库姆斯(CoombsR)、施穆克勒(SchmooklerJ)、莫厄里(MoweryD)等国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科技创新进行广泛的理论研究，为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奠定了理论基础。我国对技术创新的研究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从介绍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到论述技术创新理论与方法等。在农业科技创新研究方面，理论研究则相对较晚。1993年《上海改革》刊登了“让农业健步进入市场———各地加快农业走向市场的做法”,这是较早对我国农业走向市场的报道；中国农业大学推广与创新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高启杰教授从20世纪90年代就进行农业科技创新理论与实验探索研究，从介绍澳大利亚[15]、德国农业技术[16]创新及推广到我国农业技术推广模式的优化[17]等，为农业科技创新理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新世纪以来，周波(2004)、纪绍勤(2005)邢广智等(2006)、李圣军等(2007)、李哲敏等(2008)、张正卓(2009)、陈燕娟等(2010)、吕姗等(2011)、张世煌(2011)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创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进行了系统研究。但总体来说，我国对技术创新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及其模式相对成果较少，与国外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而理论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特别是缺少量化分析研究。理论研究是基础，只有踏踏实实做好基础理论研究，再借鉴国外经验，结合国情，才能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体系。2.2.2农业基层从业人员素质相对不高农业的发展一方面需要从事科学理论探索创新高层次人才，另一方面也需要农业基层从业人员，即从事基层的农业科技推广应用的科技工作者和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村劳动力。在我国广大农村，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调节，特别是城市化建设、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大部分年富力强的年青人在城市、城镇打工创业。多年来由于劳务输出力度加大、不少地区出现了大量的“空心村”,留守农村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从事农业生产经济活动的往往是老人和妇女，只有农忙时年轻人才回家帮一下农活。据《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我国2012年乡村人口达67113万人，而全国文盲人数达5466万人，文盲人群基本在广大乡村。广大农村人口中，除了没有受过教育的文盲外，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科学文化知识的匮乏，使农业科技知识的掌握和运用无从谈起，这势必影响到农业技术推广和应用。基层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大部分是农村土生土长的，具有一定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经验，但理论知识不够扎实，对新技术、新设备应用能力还有待提高。
2.3机遇
2.3.1政策机遇发展农业的根本出路在科技，中央政府对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十分重视，2007年、201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把农业科技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凸显了农业科技在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的引领作用。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特别强调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国家加大农业科研投入，加强农业科研中心创新能力建设，支持农业科技项目，安排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和国外先进农业技术引进资金，为现代农业科技创新提高重要支撑。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农业科技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支撑，是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决定力量，要努力明确农业科技创新方向，改善农业科技创新条件，完善农业科技创新机制，突出农业科技创新重点。紧紧抓住世界科技革命方兴未艾的历史机遇，坚持科教兴农战略，把农业科技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大财政对农业科技的进一步保障，大幅增加农业科技投入，推动农业科技创新跨越式发展。2.3.2战略机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第七篇第二十七章明确提出了坚持自主创新的方针，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推动经济发展更多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在农业科技创新方面，国家创新能力建设重点有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等。《农业行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则强调农业科技发展的原动力，如分子生物学、生物组学技术、干细胞技术、转基因技术、数字农业技术等为农业科技创新孕育新的战略机遇，随着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农业科技的财政保障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农业科技进步的政策环境将进一步优化，凸显了农业科技创新战略地位。
农业技术员论文 篇五
(在日本，按农业机械使用人员的技术实际知识和技术水平，分为"农业机械技术1级"和"农业机械技术2级")。
二、技术评定的种类和不同级别的应试资格
凡参加技术评定考试者，年龄应在18岁以上，技术评定的种类和级别如下：
1．农业机械技术l级
凡取得大型特别驾驶许可证或牵引驾驶许可证的人员，并符合下列各项之一者。
(1)评定为农业机械技术2级以后，有1年以上操作乘座式拖拉机的实际经验(以下称"实际经验")，并完成农业机械1级培训(按1977年8月1日52农蚕第4131号文规定的内容，以下同)者；
(2)评定为农业机械技术2级后，有3年以上实际操作经验，并接受过按评定委员会规定所举办的讲习班培训者；
(3)取得中级技术评定合格者或完成中级技术培训者；
(4)经评定委员会认为符合上述(1)--(3)项标准的其他人员。
2．农业机械技术2级
(1)完成农业机械2级培训者；
(2)符合下列各项之一，并接受过评定委员会规定的农业机械实地培训者：
a．有3年以上实际操作经验，并取得大型特别驾驶许可证者；
b．有5年以上实际操作经验，并取得小型特别驾驶许可证者；
(3)有3年以上实际操作经验，并接受过评定委员会规定的农作业安全培训者；
(4)初级技术评定合格或接受过初级培训者；
(5)经评定委员会认为符合上述(1)～(4)项标准的其他人员。
三、技术评定考核标准
Ⅰ．农业机械技术1级
1．理论及实际操作考核项目：
机械种类理论考核科目实际操作考核科目
乘座式拖拉机(包括配套农机具)和其他农业机械1．农业机械的构造、性能和使用方法
2．农业机械的检查、维修和故障分析
3．农业机械使用计划
4．农作业安全管理1．仪表的使用和拆装
2．检查、调整、保养、故障诊断、排除
3．驾驶
根据上表列出的机械和理论考核项目的内容，按下面第3项技术评定标准(以下称"评定标准")进行。
2．考核方法
(1)考核所需时间
考试时间，包括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规定为1天，理论考
试为1．5小时，实际操作考核每10个人为2-2．5小时。
(2)监考人数
理论考试：1名主考员可以负责40名以内的应试者。
实际操作考核：每次操作考核需1-2名主考员和数名辅助人员。
(3)理论考试出题方式
可以同时采用是非题、填充题、选择题、实物鉴定方式、问答题和计算题，问题应浅显易懂、简单明了。应按照评定标准中规定的理论考试的出题要领、出题数目和评分比例出题。
使用术语以农林水产省农蚕园艺局编辑的《农业机械化实用技术》为准。
(4)实际操作考核方式
一次操作应可以在10分钟内完成。
每个应试者应进行3项操作表演，从考核标准中实际技术评定的I-A、B和Ⅱ-A、B、C及3个项目之中各选1种，分别进行考试。
(5)评分及合格标准
以下情况为合格：
理论考试的单项得分在20％以上，并且全部项目的得分总计在70分(总分为100分)以上者。
实际操作考核用减分法计分，单项不超过所评定项目的减分限度时，并且全部项目的减分总数不超过30分者。
3．技术评定标准(略)
四、农业机械技术2级
1．考核项目
根据下表列出的机械种类和理论考核科目及实际操作考核科目的内容，按下面第3项规定的技术评定标准进行。
机械种类理论考试科目实际操作考核科目
乘座式拖拉机（包括配套农机具）和其他农业机械1．农业机械基础知识
2．拖拉机的各部分构造和作用
3．配套机具各部分结构、性能和操作方法
4．检查、故障分析和排除方法，工具和仪表
5．安全操作运转
1．工具使用
2．现场查修
3．道路行驶
4．犁耕、旋耕
2．考核方法
(1)考试所需时间
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考核时间规定为1天。理论考试为1．5小时，实际操作考核每20人一组以3-4小时为标准。
(2)监考人数
理论考试：1名主考员负责40名以内的应试者。
实际操作考核：一次操作表演需要1-2名主考员和数名辅助人员。
(3)理论考试出题方式：
填充、选择、计算和实物鉴定等方式并用。问答题应浅显易懂，简单明了，按照评定标准中的理论考试出题要领、出题数目和评分比例为依据出题。
使用术语以农林水产省农蚕园艺局编辑的《农业机械化实用技术》为准。
(4)实际操作考核方式
a．一次操作表演3-4个项目应在15分钟内完成；
b．如果应试者是未获大型特殊驾驶许可证者，考试用农业机械则采用22千瓦(30马力)级的小型特殊拖拉机。
(5)评分及合格标准
下列情况为合格：
理论考试单项得分在20％以上，并且全部项目得分总计在70分(满分为100分)以上。
实际操作考核采用减分法计分，单项不超过所评定项目的减分限度，且全部评定项目的减分总数不超过30分。
3．技术评定标准(略)
四、免试规定
1．技术评定的实际操作考核和理论考试合格者，从合格之日起，在1年之内可以免除同一类型考试。
2．对于接受过按农蚕第4131号文指定的教科内容培训者，可以免除同一类型技术考核。但是，必须在培训期间，或者培训结束时，有主考员在场，按规定进行考试，并将其结果报告评定委员会。
五、技术认定证书样式(略)
六、技术认定者讲习会实施办法
目前按以下办法实施技术认定者讲习会：
1．为根据旧纲要认定者调级举办技术讲习会
为根据旧纲要认定者调级举办的讲习会是为了使技术评定者的素质达到"要领"所规定的技术标准。讲习会的内容是：对初级者讲授以安全作业为主要内容，对中级者以机械利用计划为主要内容，讲授9小时左右知识和技术。
2．为取得农业机械技术1级应试资格的讲习会
对认定为农业机械技术2级后，有3年实际操作经验者，为授予他们农业机械技术1级的应试资格而举办的讲习会，目的是使其素质达到农业机械技术1级标准，以机械利用计划等内容为主要内容，讲授9小时左右知识和技术的讲习会。
七、技术评定种类和组别调整规定
随着"要领"的制定，对以旧纲要为基础的认定者按下列各项进行以纲要为基础的技术种类和级别的调整：
1．拖拉机技术初级、联合收割机技术初级和农机维修技术初级认定者，在完成评定委员会规定的技术认定者讲习会、农作业安全培训和农业机械实地培训后，可以调整为农业机械技术2级。
农业生产技术论文 篇六
一。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
关于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有人归纳为两点，有人归纳为三点或五点，等等。[59a.29a.58.42a.64.50b]不管具体表述如何歧异，人们的分析一般是从生产技术和生产结构两方面着眼的；最近亦有人从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农业及其相互关系考察我国传统农业。对我国传统农业与水利的关系则有不同认识。
生产技术的特点
精耕细作是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主要特点，这是国内外学者所公认的，但对精耕细作内涵的认识有一个深化过程，对它形成的原因和作用，则存在较大分歧。
董恺忱考证了“精耕细作”一词的来源，指出古代文献中虽屡有“深耕疾耘”等证，但“精耕细作”一词始见于五十年代我党关于农业合作化文件和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中；它实际上是近人对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技术体系的一种概括[59c]。这一观点已为人们所普遍接受。至于这一技术体系的内容，开始时人们偏重从耕作栽培技术上去理解它，并以南北不同的土壤耕作体系的形成作为农史分期的重要标志。外国人有称中国传统农业为“中耕农业”，而与西欧中世纪“休闲农业”相对称者，也是着重在土壤耕作体系的区别[69]。与此同时，人们又纷纷强调中国传统农业土地利用率高（较早由休闲制进入连和制和复种制）这一特点，而与精耕细作并列。随着人们对我国传统农业技术体系认识的深化，人们对精耕细作内涵的理解也大大拓宽了。1989年出版的《中国农业科技史稿》“结束语”在论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时，就把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生产能力的技术措施（如育种。种子处理保藏。对农业生物之间互养或互抑关系的利用等）和改善农业生物环境条件的技术措施（如土壤耕作。施肥。灌溉等）提到同等重要地位。上述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一方面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另一方面以“三才”理论为指导，这三方面结合而成的统一整体，也可以用“精耕细作”来概括。文中又指出，精耕细作首先是在种植业中形成，但在发展过程中，其基本原则也被应用于广义农业生产的其它领域中[49]。已有人试图用这种认识具体阐述中国传统的农学体系。[29b]
精耕细作属集约经营的范畴。我国传统农业基本上属劳动集约类型。精耕细作与多劳集约关系密切，以至有论者往往把二者等同或混淆起来。最近有人指出精耕细作不一定和多劳集约相联系，并以汉代的代田法和区田法为例，说明可以有产量和效率并重型精耕细作和多劳集约型精耕细作，只是由于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中，小农分散经营越来越占优势，精耕细作也就越来越被限制在多劳集约的轨道上运行了[29e]。
至于精耕细作传统形成的原因，或强调人口多耕地少格局的影响[8a.11]，不过这种格局的形成相参对晚后，难以成为精耕细作形成的主因。更多学者从封建地主制下小农经济的特点予以解释，本综述下篇还将具体论及。席海鹰的思路与众不同，他强调自然条件形成的压力，认为精耕细作是在中国人民改造恶劣的自然环境。抵御频繁的自然灾害的过程中建立并得到发展的。他不是用封建地主制解释精耕细作的形成，相反，是用精耕细作来解释封建地主制的形成，把精耕细作视为联结中国自然条件和中国社会的中轴。[48]从某些精耕细作技术在封建地主制形成以前即已出现看，[29a]这种说法有其一定道理。农史界的学者则多倾向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即：精耕细作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与不利的自然条件的斗争中所创造的巧妙的农艺，它的形成和发展既与封建制下农民有较多的人身自由和经营自主权有关，亦与逐步形成的由局部到全国性的人多地少的格局有关，同时，它又是各民族农业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结果。[49.29a]
生产结构的特点 农业生产结构指农业生产中各个生产部门或生产项目之间的结合形式和比例关系。它的中心是农牧关系。中国古代农牧关系有着与西欧中世纪不同的特点。在广大的农区，农业以种植业为主导，种植业中又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畜牧业只占次要地位。故古人有“辟土殖谷为农”（《汉书·食货志》）之说。对这种历史现象，论者鲜有不承认的，而认识则大相径庭。
国外学者有称中国传统农业为“无畜农业”或“跛足农业”的。五十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学史》认为我国自春秋以来形成“重农轻牧”的“跛足农业”，影响颇大。[7a]。宁可基本上承袭了这一观点，认为“从汉代开始，除饲养军马及西北与游牧民族接壤的地带外，在农业地区中，与农业相结合的大规模畜牧业就没有得到发展”。其原因则是：个体生产，不宜大规模畜牧业，精耕细作，连种复种，无法普遍开辟牧场；农业生产率偏低，无法广种饲料。[11a]唐启宇分别以“主谷式”农业（先农后牧）和“谷草式”农业（农牧并重）来概括东亚和西欧的传统农业。[51]曹隆恭也认为中国古代农业偏重粮食，不是农牧结合，而是农牧分区。[58]有些研究世界史的同志也从中外比较的角度谈到中西农业生产结构的不同特点。例如吴于廑认为无论东方西方，封建社会的经济都是农本经济，以足衣足食为根本目的，耕织结合，但对牧养牲畜的需要各不相同。中国养畜主要为农耕提供动力，牛耕发展缓慢，纺织原料不靠畜产品。南欧中亚土质粘重，很早就使用重犁，要用二牛。四牛以至八牛拉犁，养牛较多；纺织原料主要是羊毛，养羊业比较普遍；加之很早就有食肉。饮乳酪的习惯，故畜牧业在农本经济中的比重较大。[28]马克思垚也有类似的论述，但他认为中国牧轻农重特点的形成有一个过程，而对西欧中世纪畜牧业比重也不宜高估。[1]
以上论断，如局限在农区个体农户经营的畜牧业的范围内，无疑是正确的或部分正确的。所以说是部分正确，是因为如“跛足农业”一类提法虽然形象，但欠全面，容易引起误解（台湾学者许倬云就曾指出，中国农业自成体系，但是中跛足的[64]）。中国传统农业不是农牧结合的提法亦未必符合实际。有些同志更由此走向极端。陈平认为西欧一直是半农半牧，以牛为主，中国则自井田制崩溃以来，就形成以粮为主的“单一小农经济结构”，这是我国两千年来动乱。贫穷。闭关自守的病根[34a]。
这种观点引起一些同志的批评。他们指出：“单一小农经济结构”这一概念是不科学的。因为这里的“经济结构”实际上只是指生产结构，不应与小农经济混为一谈，小农经济一般同时经营多种生产项目，其生产结构不可能是“单一”的。我国春秋以后畜牧业并没有走向衰落，而是有一个较大的发展，至中唐以来才逐步产生农牧关系畸轻畸重的现象，但也不能笼统称之为“单一经济”。我国农区生产结构是以粮食生产为中心，耕桑并举，农牧结合的综合经济。就农牧关系而言，虽然畜牧业只是农区农业经济中的副业，但一方面利用农副产品牧养牲畜，另一方面利用畜粪肥田和畜力耕作，也是农牧结合。互养互促的一种形式。除农家小型养畜业外，地主和国家往往经营较大规模的畜牧业，而广大牧区又有比较发达的游牧经济。我国古代农牧关系可概括为“两个并存”，即：农耕民族占统治地位的，种植业为主的地区和游牧民族占统治地位的。以畜牧业为主的地区同时并存；在以农为主的地区内，则是以养马业为基干。主要用于军事目的。规模较大的国营牧业和以牧养猪。牛。羊和家禽为主，主要服务于农业生产的。规模较小的民营（农民和地主经营）牧业同时并存。[29b.c.d.2]
关于“多元交汇”
我国是幅员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存在着不同的农业类型，不能归结为某种单一的模式。由于各种原因，以前的农史研究偏重于汉族和经济发达地区，有欠全面。在编纂《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时，曾提出要反映各民族对农业科技的历史贡献，不能写成单一的汉族农业科技发展史。这方面的工作已陆续取得一些成绩。在此基础上，近年来有人提出中国传统农业是“多元交汇”的体系的命题，指出中国农业不是从单一中心起源而向周围辐射，而是在广阔的地域内的若干地点同时或先后发生的，各地区各民族基于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传统，经过分化和重组，逐渐形成相对异质的农业文化，中国古代农业是由这些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融汇而成，并在他们的相互交流和相互碰撞中向前发展的。精耕细作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多元交汇”体系的产物。多元交汇和精耕细作构成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并成为其巨大生命力的源泉。论者谓这一观点能更全面。更真实地反映我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农业发展的面貌与机制。它与费孝通提出而为民族学。考古学界普遍接受的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命题相互衔接，而又有所区别。[29e]
关于“水利农业”
十七。八世纪以来，西方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有完善的农田灌溉系统，是集约化农业的组成部分。近世言“亚细亚生产方式”者，或把水利灌溉。农村公社。土地国有。专制主义作为其主要特征，而中国亦被归入其中。主要根据之一是马克思说过人工灌溉设施是东方农业的基础。这种观点颇有影响。最近的例子是孟庆琳。王朗玲的文章，认为“我国封建农业是主要的特征是水利农业”，水利灌溉在任何地方都是农业生产的支柱，黄土地区在适当灌溉条件下的“自行肥效”是中国农业具有持久性的主要奥秘。而中国封建官僚体制。宗法制度，以及封闭性都是水利农业的产物[43]。这种观点在农史界并没有获得响应。因为很明显，像我国最早的农业百科全书《齐民要术》反映的那种旱作农业技术体系，是很难划入“水利农业”范畴的。已故王毓瑚先生曾对这种观点提出了系统的批评。他指出十七。八世纪以来欧洲人传说的中国古代农田灌溉制度是出于想象和误解，马克思所说的“东方”，不包括中国在内。农田水利建设兴起的战国时代，也正是土地私有制实行之时。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实现过类似灌溉网的广泛设施。农田水利建设和集权政治没有必然联系，分裂时期的某些割据政权，反而往往在农田水利建设上做出成绩[4]。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农业既不象西欧那样完全依赖天然降雨，也不象马克思所说的古代东方完全依赖人工灌溉，各地区是在很不相同的条件下以不同方式解决水的问题，不存在遍及全国的灌溉网。他的观点基本上继承自王毓瑚，但并不否定井田沟洫体系的存在，只不过认为它的作用在排水洗碱。沟洫农业是垄作形成的旱作农业，而非灌溉农业。[29f]最近史学界批判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中关于“治水社会”理论时，也指出它背离了中国历史实际。[12]
二。对中国传统农业评价中的肯定论和否定论
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评价，是与中国农业现代化应走什么道路的问题紧密相连的。七十年代末，我国曾从美国引起成套的农业机械化设备，一时间在部分同志中引起近乎天真的乐观情绪，似乎只要照搬西方的技术和设备，就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我国农业现代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精耕细作的传统，被认为是小农经济手工操作的产物，甚至不再值得一提。在生产结构方面，有人也主张学西方，走“以牧为主”的道路，改变我国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传统食物结构。与此相联系的还有对解放后三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评价问题。生产结构不大合理，生态环境恶化是三十年农业遗留的突出问题之一，有些同志对此估计较重，认为是执行“以粮为纲”方针所致；“以粮为纲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产物，与历史上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农业结构一脉相承。这样，他们就从对三十年的否定进而为对传统农业的否定。这股思潮最有代表性的是陈平的《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两千年动乱。贫困。闭关自守的病根》等一系列文章。在作者看来，单一经济。精耕细作。小农经营是三位一体的。它破坏自然生态，引起劳动生产率递减（如说“精耕细作，复种套种，加上灌溉，使地力不得休息，土壤沙化。盐碱化日益严重”等），造成人口问题和周期性土地危机；阻碍分工，抑制交流，使资本主义不能顺利产生（作者称之为“稳定性最高。进化度最小”的“超稳定结构”），等等，总之是坏到了极点。《病根》一文在《学习与探索》发表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分别全文或摘要转载，一时造成颇大影响。[34]”
这种观点在农史界引起了几乎一致的反对。较早提出不同意见的，如杨直民。董恺忱指出，从农业历史看，集约化是必然趋势。中国传统农业以劳动集约为特点，技术上表现为精耕细作；西方农业现代化，也是提高农业集约度的过程，技术上表现为机械化的精耕细作。因此，不应把机械化和精耕细作对立起来。在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吸收精耕细作传统中合理的。有用的因素[33]。郝盛琦等人批评了把我国封建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归罪于“单一小农经济结构”的观点，反对全盘否定我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艺。指出“精耕细作的传统，虽然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它却是我国农民智慧和经验的结晶，不便许多技术经验足资今天借鉴，而且就通过精细管理提高单产这一发展方向而言，也仍然符合我国今天人口多耕地少的国情，决不能简单地贬之为‘老路’。我国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应当继承和发扬，但我国传统农业建立在手工劳动。部分使用畜力和直观经验基上，劳动生产率极低的状况也一定要改变”。“农业机械化必须有利于精耕细作和促进单产的提高，否则，就将在中国的土地上失去生命力”[46]。更多的同志是从正面对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和它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地位给予肯定的评价。尤其是原农业副部长刘瑞龙《正确对待我国农业历史遗产》和《论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化》等文，影响较大。作者指出：“在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不是放弃精耕细作的传统来实现现代化。相反，必须利用精耕细作的传统来实现现代化。把精耕细作和现代化结合起来，这将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点和优点，是加快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最基本的依据。”由于这些文章曾广泛征求和汲取农史界的意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农史界的共识。[19]
肯定论者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论证的。
1．总结我国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肯定它在世界农业史中的崇高地位。这方面文章发表得很多，尤其集中在农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史》（季刊）.《农业考古》（半年刊）和《农史研究》（不定期论文集）上，这一时期出版的若干专著和小册子也以很大篇幅阐述这方面的问题。下面只举两例予以说明。董恺忱在《从世界看我国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一文中，广泛吸收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他们的评论，指出：一。中国是世界上栽培作物起源中心之一。二。中国框形犁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传统犁之一。它的特点是具有曲面壁和摆动性。西方近代犁吸收了中国犁的特点，成为近代农业革命的契机。三。我国是世界上有较高土地利用率的国家之一。和南欧中世纪长期实行休闲制不同，中国很早就实行连种制和复种制。四。在世界农业发展较早的国家中，我国是没有出现地力衰竭的几个仅有国家之一，这主要得力于中国农民善于利用生产。生活上的废弃物给土地施肥。五。我国传统农业一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主要表现在精耕细作农艺和较高的单产上。西欧中世纪收获量只有播种量的三四倍，而中国达到十几倍。几十倍以至上百倍[59b]。原江西省博物馆陈文华等主办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则以具体事实说明我古代许多农业工具和农业技术，比西欧领先一两千年。
2．揭示我国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强大生命力，肯定它在我国农业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如方原反对脱离我国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完全按西方模式改造我国农业，他指出，我国解放后的三十年间，农业发展速度和粮食单产均居世界前列，并非什么都是落后的。这期间粮食总产增加近三倍，以不到世界总耕地7%的耕地，养活全世界1/4的十亿人口，主要依靠以现代科技初步强化了的精耕细作传统；这一事实集中表现了这一传统的强大生命力。他主要走强化和发展精耕细作优良传统的路[8b]。为什以我国农业现代化必须与精耕细作的传统相结合？一些同志强调了农业科学技术的继承性，认为在农业生关系统中环境条件和生物特性变化较慢，不少传统技术是基于对这些条件的深切认识，故能长久适用，不会过时。还有人从系统论角度对此作了阐述[39.5]。这些论述解释了农业科技的一般性，但还没有揭示中国农业科技的特殊性。就特殊性而言，精耕细作是以增加单产。提高土地利用率为主攻方向的，正如许多同志指出，这可以用较少土地养活较多人口，非常符合我国人口众多。耕地紧缺的基本国情。同时，精耕细作是以“三才”理论为指导的，这种理论把农业生产中的环境条件（“天”“地”）.农业生物（“稼”）和作为农业生产主体的“人”，视为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能够比较正确地认识和利用农业生物与环境条件之间，各种农业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比较正确地处理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因而也就比较符合农业的本质，这也是这种农业技术体系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49.29]
农业技术员论文 篇七
2我国推广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2.1资金欠缺
大部分工作人员没有固定的收入，政策执行很不到位，一些地区为了搞政绩工程，暂时拨给农业推广人员一些资金，当上级检查结束后，资金就很难到位，加之农业见效慢，很多领导干部挪用资金。
2.2农技员
目标地位不明确，不知道哪个是自己的上级组织很多农业推广人员不知道自己的上级组织是谁，自己有困难也不知道向谁询问，自身的技术水平也不够，很难解决农民提出的问题。而且大部分农技员不能达到对农业方面全通，只精通一个领域，所以不清楚自己的定位。
2.3工作条件差
大部分地区的农技员工作条件非常差，没有自己的办公室，没有自己的试验田，没有固定的通信方式，这样无法有效开展工作，联系农户也非常的困难，达不到辅助农民的效果。
2.4缺乏考核与激励机制
大部分农业推广人员没有进行过考核，更没有激烈措施，这样很难激发推广人员的积极性。我国现有的推广体制只知道由上往下传递命令，不知道如何有效激发底层推广人员的需求，造成后劲不足。
2.5信任危机
近8成的农户认为自己的技术比推广人员的技术高，无需向推广人员徇问，农民由于意识的保守，不太相信陌生人的意见，而且农业本来就是长期性投入，如果品种或方法不对，很可能造成损失，所以推广人员的推广很难在实际中发挥用有的作用。
3我国推广模式解决的途径
3.1保证工资的发放以及工作条件的改善
办公条件和设备的简陋，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农业技术推广员办公的效率以及对农户的培训效果。而且工资发放的速度与数额，也影响了农业技术推广员的工作积极性，所以有关部门要及时发放和改善农业技术推广员的工资与工作条件。
3.2规范农业推广员的管理与考评
对农技推广人员实行专门化的管理和考评，使考核透明化，特别是可以施行四级考核，即农业局考评，村委会考评，农民考评，自身考评，利用四级考评来缺定农业推广人员的工资。其中农户的参与是关键，如何让农户参与到考评之中，真正发挥农户考评的主导作用，还需要进一步考虑。不能让考评流于形式，否则这个政策将会在执行过程中扭曲变形，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只有建立切实可行的考评办法，切实落实，让农技员时时处处有危机感，才能有效对农技员进行公正评价，只有这样农技员才能更努力的工作，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才能被广大农户所接受。
农业技术员论文 篇八
在对农业技术推广模式进行综合评价前，首先要明确农业技术推广模式的内涵和类别。农业科技推广模式是指在既定的区域宏观环境约束下，由农业科技推广主体在推广动机的导引下运用有关推广方式、方法和措施等的总和［3］。国内外学者和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者对农业技术推广模式的分类方法主要有如下几种：(1)丁振京等根据推广主体的不同，将农业技术推广模式分为政府主导型农业科技推广模式、以农业科研或教育部门主导的推广模式、以农村合作组织或农民技术协会为中心的推广模式、以供销合作社为主导的推广模式、以公司或企业主导的推广模式［4］;(2)刘志民等则将其分为4类，即机构型主体服务模式、载体型服务模式、实体活动型服务模式、传媒工具服务模式［5］;(3)陈良玉等认为中国的农业推广模式主要有项目推广、项目示范辐射、技术承包、技术与信息咨询服务、经营服务、技术转让、公司加农户和民间组织加农户等8种类型［6］;(4)Axinn认为世界上现行的农业推广模式主要有一般农业推广模式、产品专业化模式、培训和访问模式、参与式农业推广模式、项目模式、农作系统开发推广模式、费用分摊模式、教育机构推广模式［7］。在对德化县、安溪县、尤溪县、南平市等县(市)的农户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局、科技局、乡(镇)政府的负责人以及福建农林大学的专家进行访谈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本文将农业技术推广模式归类为：各级农业、林业、水利、海洋与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乡(镇)政府管理的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主导的推广模式(Y1)，农业院校和涉农科研机构主导的推广模式(Y2)，农民专业合作社主导的推广模式(Y3)，供销社和农资店主导的推广模式(Y4)，企业主导的推广模式(Y5)，农民技术员、示范户和专业大户等“土专家”主导的推广模式(Y6)，包括技术转让、技术承包、有偿技术咨询等在内的共同投资和费用分摊模式(Y7)，科技特派员(Y8)和传媒工具服务模式(Y9)等9种。
二、农业技术推广模式的评价指标设计
(一)评价指标设计的理论基础：受众本位论
围绕传者和受众这对主要矛盾，传播学形成了“传者本位”和“受众本位”2种不同的理论。传者本位论认为，信息传播活动的中心和出发点是传播者，传播的内容、方式和目标取决于传播者的需要和利益。受众本位理论则认为“大众传媒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应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受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满足受众获取多方面信息的需要为己任，以帮助受众提高思想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目标，全心全意为受众服务”［8］。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建立和完善，传播学的受众本位理论被国内的大多数学者所认可。农业技术推广是一种创新扩散，也是以农业技术为信息的传播活动，因此，国内外的一些学者把传播学的理论引入农业技术推广的分析框架。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后，农户对自己承包的土地享有经营自，农户可以自主安排生产经营项目，自主购买生产资料和自主采用农业技术，农户不再是被动接受农业技术的群体，受众本位是农业技术推广发展的逻辑必然。
(二)评价指标设计的文献回顾
现有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评价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罗慧运用层次分析法从资金投入方式、技术成果发展与执行能力、推广人员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技术传播方式等方面进行评价［9］;张求东从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等方面调查农民田间学校的实施效果［10］;邵法焕认为农业技术推广绩效评价包括推广能力、推广水平、推广效率、推广效果、创新能力与推广的可持续性等方面［11］;孙云寿把对推广目标实现的认同、推广方式的效果、推广内容的欢迎程度、推广效率的高低等作为评价指标，对不同的花卉产业技术推广组织进行比较排序［12］;李树和从推广力度、平均推广面积、农民对模式的信任程度等方面比较不同的杂交酸模推广模式［13］;涂小东从推广机构、推广人员、推广经费、推广客体、推广受体、推广行为和推广绩效等方面，对农业大学主导型的推广体系进行实证研究［14］。
(三)农业技术推广模式的评价指标设计
受众本位论明确了农业技术推广要以农户的利益作为出发点，以农户的技术需求作为制定推广内容的依据，以尊重和理解农户的心理作为推广沟通的基础，在提高推广效率、效果和效益的基础上，把赢得农户的信任和提高农户的满意度作为推广的重要目标。基于受众本位论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评价也要从农户的技术需求、农户的信任、农户的满意度、农户的期望等方面展开。因此，本文基于受众本位理论，并结合以往的研究成果和调查研究情况，从农户对推广模式的信息信任度、农户获取农业技术的信息成本、农户对推广模式的关注程度、服务覆盖面、推广效率、推广效果、满足农户技术需求的程度、农户对推广模式的期望程度等方面评价主要的农业技术推广模式。其中，农户对推广模式的信息信任度是指农户对农业技术信息来源的信任程度。农业技术推广作为一种技术服务，具有较强的经验特征，即农户在采用技术前并不能准确地评估技术的实用性和适用性等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农户对技术的可靠性和对信息来源的信任程度，就成为农户是否采用新技术的关键。农户获取农业技术的信息成本包括信息教育投入成本(即农户为达到分析鉴别与消化吸收有用的农业技术信息所需要能力和素质的教育投入)，信息的固定成本(主要是信息通信手段上的投入，如电话、电视等)，信息的注意力购买成本(即农户在过滤农业技术信息过程中花费的机会成本)和信息的获得成本(即农户向信息提供方购买技术信息花费的直接成本和交易成本，如技术承包和订阅农业书刊等)。推广模式的服务覆盖面主要包括其提供的农业技术涵盖的农业类型和技术类型，及其服务的土地规模和农户数量等。
三、问卷设计和数据收集
推广模式的评价涉及9个评价对象和8个评价指标，如果运用非比较量表技术收集数据，假设每个评价指标都有3个维度，则问卷至少需要设置216个问题，存在问卷长度太长、增加测量的误差等问题。因此，除了推广效果指标外，其他7个指标的数据均通过等级顺序量表技术获取。为了避免等级顺序量表的评价对象过多，导致调查对象难以分辨对各评价对象偏好程度的问题，仅要求调查对象根据某些标准，选出排名前三的农业技术推广模式，然后，根据某模式出现在调查对象回答中的次数占总次数的比例测定7个指标的取值。问卷还调查了近5年调查对象通过各种推广模式采用的农业新技术的次数，然后，用某种模式推广的技术的总次数占调查样本采用总次数的比例测量各个模式的推广效果。2011年5月，课题组深入福建省三明市、泉州市、福州市和莆田市农村开展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当地农户。本次调查涉及福建省13个县(市、区)，共发放问卷200份，有效问卷155份，有效率77．5%，其中，三明市45份，泉州市40份，莆田市40份，福州市30份。经过对问卷数据的统计分析，得到各个评价指标的数据。
四、农业技术推广模式的评价结果———基于熵值法
熵值法用于综合评价可以有效地克服多指标变量间信息重叠和利用专家经验评估等方法确定权重存在较强主观性的问题，它比层次分析法和专家经验评估法等其他评价方法的科学性、客观性更强，更适合对多元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因此，本文采用熵值法对主要的农业技术推广模式进行综合评价。
五、农业技术推广模式评价结果的讨论
主要农技推广模式的评价得分以及访谈情况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1．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主导的推广模式在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与其他模式相比，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主导的推广模式的综合得分及其信息信任度、满足农户技术需求的程度、推广效率、推广效果的得分都最高，其他指标得分也都排名前三，占绝对优势。这说明：该模式凭借政府的资源优势，农业技术推广的辐射能力相对较强，推广效果也较为显著；该模式依据政府的权威和长期对农业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取得了农户的普遍信任，进而提高了效率。因此，应珍惜这种信任资源，努力为目前正被制度僵化、投资不足、知识断层等问题困扰的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排忧解难，以进一步强化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主导的推广模式的基础地位和作用。
2．农业院校和涉农科研机构主导的推广模式受到农户的信任和欢迎。该模式的综合得分排名第二，期望程度的得分排名第一，信任程度的得分排名第二，农户通过该模式获取信息的成本最低，然而，由于对农业院校和科研机构推广农业技术的激励机制不够完善等问题导致其服务覆盖面、关注程度和推广效果的评价得分偏低。因此，为充分发挥农业院校和涉农科研机构在多元化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中的作用，应努力建立和完善有效的科技转化激励机制，调动农业科研人员参与农业技术推广的积极性。
3．传媒工具服务模式具有覆盖面广，渗透能力强的特点，但推广效果较差。该模式的服务覆盖面、信任度和信息成本得分均排名前三，但由于传媒工具负载的信息量过大，且容易受到其他信息的干扰，导致农户对其关注度偏低。同时，诸如电视、广播、书刊等多数的传媒工具依赖非人员沟通渠道，采用单向沟通方式，农户没有反馈意见的机会，也不利于农户和传者建立感情关系，进而会影响推广的效果。因此，应注重挖掘农户和传者的沟通渠道，充分利用传媒工具覆盖面广、传播快捷、渗透能力强的特点，把该模式作为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有效补充和辅助手段。
4．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主导的推广模式推广效果好，但其优势和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主导的推广模式的推广效果评价得分排名分别是第二和第三，然而，由于受到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水平的限制，这2种模式的服务覆盖面等其他指标的得分不理想。因此，要充分发挥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中的主体作用，应努力培育、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立更科学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鼓励、支持、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农业技术论文 篇九
本文使用Frontier4.1软件对不考虑技术进步和考虑技术进步因素的C－D生产函数分别进行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在分析全国及10个省区农业技术效率和农业资金投入结构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时，首先，选用考虑技术进步因素的C－D生产函数进行随机前沿分析，模型统计结果显示，全国、辽宁、吉林、河南、山东、江苏、福建、四川的γ值分别为0.673、0.697、0.724、0.921、0.905、0.945、0.957和0.668，表明全国及这7个省区农业生产存在技术效率损失的问题，可以采用考虑技术进步因素的C－D函数来分析农业资金投入结构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而在分析湖北、甘肃和新疆3个省区时，我们也首先选择了考虑进步进步因素的C－D生产函数，但是模型估计结果显示，γ值为0，这表明农业生产中不存在技术效率损失，这与现实农业生产条件不相符；此外，若不存在技术效率损失的问题，那就无从探究农业资金投入结构对农业技术效率损失的影响，为此，在分析这3个省区时，我们放弃使用考虑技术进步因素的C－D生产函数，选用不考虑技术进步因素的C－D生产函数进行随机前沿分析，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湖北、甘肃、新疆的γ值分别为0.974、0.981和0.987，说明农业技术效率损失显著，进而说明采用不考虑技术进步因素的C－D生产函数来分析湖北、甘肃、新疆农业资金投入结构对农业技术效率较优。
2生产要素的投入弹性
首先，从全国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弹性来看，技术进步(θ)为正值，说明农业技术进步在我国农业生产中得到有效的转化，能有效的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农作物总播种面积(β1)、农业机械总投入(β2)、农村农业从业人员总投工量(β3)、化肥及农药总投入(β4)和水电及灌溉总投入(β5)也为正值，说明这些生产投入要素的增加亦能提高我国的农业生产效率，其中化肥及农药总投入的增加对我国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效果最显著。其次，从10个省区农业生产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来看，各省区农业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差别性显著，说明我国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要素结构及区位因素等条件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别，并非同质结构体。具体来讲，(1)辽宁、吉林、河南等7个省区农业技术进步的投入弹性θ均为正值，说明农业技术进步在农业生产中得到了有效的转化，对提升该地区农业生产效率有着积极的作用；而湖北、甘肃、新疆由于考虑技术进步因素的生产函数没有通过假设检验，说明农业技术进步在农业生产中没有得到有效的转化，对该地区农业生产效率的贡献不明显。(2)辽宁、吉林、河南等4个省区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产出弹性β1为正值，说明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增加对农业生产效率有着很好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耕地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农作物播种面积不可能持续增长，这就需要通过其他方式来提高该地区农业生产效率；而山东、江苏、福建等6个省区β1为负值，说明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增加对农业生产效率产生负的影响，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该限制该地区农作物播种面积，优化农作物种植结构和质量。(3)河南、江苏、福建等8个省区农业机械总投入的产出弹性β2为正值，说明增加农业机械总投入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政府和农户应该在该地区增加农业投入，提升农业机械化生产水平；而辽宁和吉林2个省区β2为负值，这可能是由于该地区农业生产机械的拥有量存在过剩，导致其不能充分发挥出生产效率。(4)辽宁、吉林、山东等6个省区农村农业从业人员总投工量的产出弹性β3为正值，说明增加农村农业从业人员总投工量能进一步提升该地区农业生产效率；而河南、四川、湖北等4个省区β3为负值，说明增加农村农业从业人员总投工量会导致农业生产效率的下降，这可能是由该地区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引起。(5)河南、江苏、福建等5个省区化肥及农药总投入的产出弹性β4为正值，说明增加化肥及农药总投入对该地区农业生产效率提升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可以提升农业产出水平；而辽宁、吉林、山东等5个省区β4为负值，说明在农业生产中该地区化肥及农药的总投入过多，已超出了土地的承载能力，因此，在日后的农业生产中应该控制化肥及农药总投入的增长。(6)除了辽宁、吉林、江苏等3个省区水电及灌溉总投入的产出弹性β5为负值外，河南、山东、福建等其他6个省区β5为正值，说明增加水电及灌溉总投入会带来该地区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
3农业技术效率
通过表3我们不难发现，2003－2009年间全国农业平均技术效率为0.70，说明我国农业技术效率水平并不高，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具体来讲，辽宁、吉林、河南、山东、江苏和福建农业技术效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四川、湖北、甘肃和新疆农业技术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从农业技术效率变动的趋势来看，除了四川农业技术效率呈现下降的趋势外，全国及其他9个省区农业技术效率均呈现上升趋势，其中河南增幅最快，由2003年的0.69上升到2009年的0.81。
4农业资金投入结构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
首先，基于全国层面的模型测算得出，2003－2009年间我国财政支农资金和农户自有资金对农业技术效率损失的参数值分别为－0.31、－0.38，说明我国财政支农资金和农户自有资金对农业技术效率具有促进作用；而农业信贷资金和农村集体资金对农业技术效率损失的参数值分别为0.10、0.04，说明农业信贷资金和农村集体资金对农业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其次，从10个省区农业资金投入结构对农业技术效率影响看，各省区农业资金投入结构对农业技术效率影响各不相同。具体来讲，(1)辽宁和吉林2个省区财政支农资金对农业技术效率损失的参数值δ1为正值，说明在该地区政府财政支农资金对农业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而河南、山东、江苏等8个省区δ1为负值，说明增加政府财政支农资金能够有效提高农业技术效率水平。(2)辽宁、吉林、四川等6个省区农业信贷资金对农业技术效率损失的参数值δ2为正值，说明农户农业信贷资金的增加在该地区不会对农业技术效率的提升有促进作用，而河南、山东、江苏等4个省区δ2为负值，说明农户农业信贷资金的增加可以提升农业技术效率水平。(3)辽宁、吉林、福建等5个省区农户自有资金对农业技术效率损失的参数值δ3为正值，说明增加农户持有自有资金对农业的投入不能够在该地区对农业技术效率产生促进作用，而河南、山东、江苏等其他5个省区δ3为负值，说明增加农业持有自有资金对农业的投入能够对农业技术效率产生促进作用。(4)辽宁、吉林、山东等7个省区农村集体资金对农业技术效率损失的参数值δ4为正值，说明增加农村集体资金对农业的投入不能够有效提升该地区农业技术效率水平，而河南、四川、新疆3个省区δ4为负值，说明增加农村集体资金对农业的投入能够有效提升农业技术效率水平。
5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农业生产技术论文 篇十
关键词：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农业经济增长；VAR模型；
作者简介：姚延婷，博士生，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区域经济与科技政策。
我国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十一年聚焦“三农”，农业的国民经济基础地位始终未变。一直以来，科学技术是农业的第一生产力，农业技术创新与推广无疑是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进而解决好“三农”问题、促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型的有效途径。然而，伴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土地污染严重、农业资源枯竭等环境问题的出现，环境因素已经逐渐成为制约农业生产发展的最大瓶颈之一。在现实条件下，农业技术创新不得不把环境因素纳入到考虑范围。基于此，以低投入、绿色、可持续性为目标的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逐步成为农业技术创新的发展方向。
历次兴起的科技革命不断证实，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一种互动关系，即相互促进、互为条件的。然而，针对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而言，由于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一方面要克服诸如体制障碍、制度障碍等传统农业技术创新具有的系统失灵问题，另一方面还要解决由于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生态失衡等变量引起的诸多新问题，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否和传统观念一致，还需要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进一步验证。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展开研究。
1文献综述
自1992年里约峰会提出“环境友好”(Environmentallyfriendly)理念以来，其内容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并已经延伸到了农业技术创新领域。学者们首先肯定了环境友好农业技术的重要性，如Jaffe和Palmer[1]较早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环境友好技术的扩散确实有利于“减排控污”，从而有利于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BruceD等[2]也毫无疑问地肯定了农业在社会、环境和经济层面的可持续发展不但要求农户的创新，也需要再在商品和价值链其它方面的创新，包括基于环境友好层面的农业新方法、农业新技术等方面的规则和治理；JayShankarSingh、SharonL.Forbes等[3，4]以不同的环境友好农业技术为例，认为该技术可以充分利用环境资源，提供了满足农业需求的所需潜力，有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对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认可，国内外许多学者近几年已经展开了对该理论的相关探索，主要集中在技术特性、影响因素、激励政策等方面。国外方面，如SusmitaDasgupta等[5]对孟加拉国稻农使用IPM(综合虫害管理)和常规化学技术耕作的结果进行对比，结果表明IPM稻田养殖的生产力与传统农业显著不同，降低了农药成本，更具备健康效益和生态效益，比传统的水稻种植更有利可图，然而，由于诸如IPM等环境友好农业技术的外部性问题，使得农民很难单独采用这种技术；KathyS.Kremer[6]在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方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的团队研究美国爱荷华州农民采纳新型土壤氮技术的决策过程，结果表明技术创新的复杂性极大地影响农户采纳该项环境友好农业技术的决策，此后，HakiPamuk[7]和Benoit[8]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果；而TravisJ.Lybbert[9]则认为发展中国家有诸多因素制约贫困农民获得和使用新的农业生产技术，提出了10项政策措施促进环境友好农业技术的采纳和扩散，其中包括鼓励公共和私人之间的互补性农业研究、帮助减轻风险、在信息和预测领域有更多的投资等。国内方面，沈宇丹等[10]率先提出了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概念并分析了我国化肥产业政策对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李学术等[11]从新农村建设目标与当前面临的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等需求的角度提出了我国环境友好技术创新的主要领域；葛继红等[12]以配方施肥技术为例，对农户采用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行为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科学施肥能力越强、示范户、拿到配方卡、参加培训次数越多及所在乡培训总人数越多的农户越倾向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肖焰恒[13]提出与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概念相似的可持续农业技术创新。
尽管国内外学者已经认识到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能够促进农业资源持续高效利用、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并在解决能源问题、气候问题、环境问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功效，然而，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具有明显的外部性、高风险性与复杂性，如何获取长期、持续的生态与社会、经济效益才是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根本目标。鉴于此，在推进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背景下，深入研究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探讨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保障生态效益的同时如何提升农户、农业企业、区域农业发展的经济效益，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对于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早在1912年熊彼特提出创新增长理论之后已经基本成熟，伴随着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深入，国内外学者逐步将技术创新理论引入农业领域，探讨农业技术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Cochrand在1958年提出了“技术踏车理论”，形象地比喻了商业性农业生产者在农业技术进步背景下的竞争和收益分配；万宝瑞[14]进一步指出推进农业技术创新，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食品生态安全、农民增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促进农业经济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在实证分析方面，赵树宽等[15]采用VAR模型，引入技术标准为中间变量，实证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对技术标准和经济增长具有长期正向的促进作用，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而经济增长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明显；王家庭[16]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和经济计量方法实证研究了技术创新的空间溢出对我国区域工业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刘红峰[17]建立两型(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农业科技创新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主成份法分析两型农业科技创新评价的因子及其综合水平，结论表明依靠科技创新促进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促进农业生产率增长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惟一正确的战略选择。
综上所述，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是一个长期、持续、渐进、连贯的过程，虽然国内外学者已经基本认可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推动及促进作用，由于视角和方法主要是对二者局部问题进行探讨，未能充分展示二者的相互关系，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学术和政策价值。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充分论证二者的关系，以为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政策的进一步调整与改革提供参考。
2概念界定与理论模型
2.1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传统农业技术创新比较
农业技术创新体系是以现有工业技术为基础，其本质是农业科研成果研制、开发并在农业中应用的全过程，即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全过程。毫无疑问，传统农业技术创新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然而，多年来我国传统的农业技术创新追求单一的经济效益，将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造成的资源耗竭、环境损失等问题作为一个被忽略的因素，虽然促进了农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但也促使传统农业技术创新沿着不断加重环境恶化和资源枯竭的路径发展。
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是在遵循传统农业技术创新的效率、效益和适用性创新原则基础上，以环境、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发展为目标，强调环境和资源变量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性，通过农业技术研发、推广、转化、应用来配置创新资源以实现价值增值和获取农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的过程。
实质上，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传统农业技术创新的构成主体、创新过程、服务体系等方面是相同的，最重要的区别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2.1.1两者创新的驱动因素不同
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在追求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前提下，采用创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化肥、农药、机械等)，并通过生产资料的规模投入来实现农业规模化、机械化和集约化。因此，一般创新理论认为，市场需求的拉动力量是农业技术创新的主要驱动因素。然而，在这种因素的驱动下，农业生产经营是以对生态环境和环境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和利用为主要方式，强调经济利益而忽略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的自然持续力。
新技术的市场需求显然也是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出发点之一，但由于环境问题存在负外部性特征，与其他创新活动相比，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市场驱动性相对较弱，这使得环境规制也成为了环境创新最主要的驱动因素之一[18]。基于环境保护的农业产业政策、法律环境、金融支持和税收政策等方面的环境规制，通过外界刺激迫使农业经营主体意识到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是经济利好的，从而推动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产生和采纳。与传统的农业技术创新相比，由于正的溢出效应和负的环境效应的内部化，环境规制会引致农业经营主体的创新活动，并导致“双赢”的结果，在减少环境污染的同时给各参与主体(农业企业、农业合作组织、农户等)带来经济利益。因此，环境规制是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另一个主要驱动因素。
2.1.2两者知识的供给源不同
化学、电气、机械等领域的现代工业技术是传统农业技术创新的知识供给源，农业新技术是以这些现代工业技术为基础展开研发设计。这些农业新技术具有易于引进和模仿创新的技术特性，从而迅速地实现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经济增长，但却带来了农业资源耗竭、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和农业生产的弱质性。
与传统农业技术创新不同，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把全新的系统工程方法、生态学、可持续发展理论、环境保护学等理论纳入到农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对传统农业技术创新进一步的“突破”、“融合”。一方面，在传统农业技术的基础上，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将新理念、新知识引入到传统农业技术创新中，注重农业资源的利用，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率，致力于尽可能减少废弃物排放和对环境的污染，使得农业生产方式向“农业环境友好资源投入-环境友好农产品-农业生态环境改善”的循环式生产过程转换，这是对传统农业技术创新的“突破”；而另一方面，推进和实施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需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在一个合理的维度内，既能保证粮食安全、提高农民收入，又能保障农业经济稳步增长的同时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因此，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必须“融合”现有的农业技术成果，克服和改善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负外部性的同时利用现有的农业技术优势，这使得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实现环节和难度进一步增加。
2.2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模型
传统农业技术创新的出发点和根本动力即是市场需求拉动和技术推动，而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加入环境规制的驱动因素，在对传统农业技术创新“突破”与“融合”的基础上，通过提高农业企业、农业合作组织、农户等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农业生产要素的边际效率，改善与优化农产品的质量、产量，从而带动农业产业优化升级和诸如旅游农业、休闲农业、生物科技等新兴产业的形成，最终直接或间接地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相反，农业经济的增长会引起新的市场需求(如居民农业产品消费形式、消费结构的变化，农户生产技术的新需求等)，在新需求引导下可能会进一步促进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并由此展开新一轮的循环过程。
因此，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其中，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反过来，农业经济增长为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水平新一轮的提高提供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其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3变量、数据与方法
3.1变量选择与数据收集
一般来讲，专利申请量和专利授权量等是最常见的衡量技术创新水平的指标，然而，针对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特殊性以及数据的可获性，本文以1990-2011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期，选取“农林牧渔业专利申请量”(PatentApplicationofFarming，Forestry，AnimalHusbandry，andFishery，简写为PA)和“环境友好农业技术推广程度”(Environmentally-FriendlyAgricultureTechnologyExtension，简写为TE)来衡量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水平和推广程度；选取“全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GrossAgriculturalProduct，简写为GAP)作为农业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其中，“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推广程度”是一个过渡指标，是为了进一步验证和说明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这三项指标中，“农林牧渔业专利申请量”和“全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时间序列数据直接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等年鉴，但“环境友好农业技术推广程度”是一个综合指标，由多项环境友好技术综合决定的，因此该项指标数据较难获取。借鉴国内外学者经验，本文主要选择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技术(以秸秆粉碎还田机拥有量为例)、农用清洁再生能源技术(以沼气技术为例)、节能高效农业机械技术(以节水灌溉类机械为例)和科学施肥技术(以免耕技术覆盖面积为例)等四项技术作为环境友好农业创新技术的代表，通过专家咨询法和主成分分析方法的组合赋权方法算来确定四项技术的权重的大小，并计算得出1990-2011年“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推广度”的综合值，以代表“环境友好农业技术推广程度”的指标，其中四项环境友好农业技术的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中国农业年鉴》等。
此外，由于本文研究中所采用的数据为时间序列，一般会有异方差的存在，所以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使得数据趋势线性化，变换后分别记作LnGAP、LnTE、LnPA，如表1所示。
3.2研究方法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采用美国著名计量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西姆斯(ChristopherSims)提出的VAR模型对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进行实证研究[19]。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以判断变量是否是单整的，如果变量是单整的，进一步进行协整检验考察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建立协整方程。然后在VAR模型的基础上，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析分解分析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和长期的均衡关系，最终探索二者动态的影响过程。
4实证分析
4.1数据的平稳性检验：ADF检验
为避免伪回归现象的发生，应该首先对宏观经济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断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本文采用Eviews6.0软件，对LnGAP、LnTE、LnPA的单位根进行ADF检验，以判断各时间序列是否符合同阶单整的条件，为随后的协整检验和格兰杰检验奠定基础。
通过表2的ADF检验值的结果可以看出，LnGAP、LnTE、LnPA的原始序列和其一阶差分形式的ADF检验统计量均大于显著性水平1%、5%、10%的临界值，不能拒绝原假设，均存在单位根，为非平稳序列。在二阶差分之后，原始序列二阶差分形式的ADF检验值均小于1%、5%、10%的临界值，说明分别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三组时间序列都为二阶单整序列，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满足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
4.2Johansen协整检验
为进一步分析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农业技术推广程度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协整关系)，须进行协整分析。采用Johansen检验法对“环境友好农业技术推广度”、“农林牧渔业专利申请量”与“全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3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以检验三者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采用最大特征根迹统计量来评判的Johansen检验结果，第3行7.586>3.841，即在95%置信水平上拒绝的原假设，LnGAP、LnTE、LnPA三个变量之间最多存在两个协整关系，可以认为农林牧渔业专利申请量、环境友好农业技术推广度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
方程(1)表明，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水平、农业技术推广程度与农业经济增长是同向变化的。在长期关系上，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水平(PA)每增加1%，引起农业经济增长(GAP)增加0.375%，而环境友好技术推广程度(TE)每增加1%，则引起农业经济增长(GAP)增加0.542%。显然，与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水平相比，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推广程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效果显著。
4.3建立VAR模型
VAR模型对时间序列变量不作任何先验性假设，实质上是考察多个变量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所有变量滞后项的函数来构造回归模型。VAR模型的建立不但需要各个变量满足平稳性条件，而且需要确定反映变量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的最大可能滞后阶数，从而保证模型估计结果显著。LnGAP、LnTE、LnPA为二阶单整时间序列，满足建立VAR模型的平稳性条件。VAR模型中确定滞后阶数的方法主要有LR检验统计量法、最终预测误差法(FPE)和信息准则法等方法，本文采用信息准则法来确定VAR模型的最佳滞后期，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以看出，在滞后阶数为4的时候，AIC和SC值最小。由此可以建立以“环境友好农业技术推广程度”、“农林牧渔业专利申请量”、“全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因变量，以这些变量的滞后值为自变量，滞后阶数为4的无约束VAR模型，即VAR(4)模型。同时，通过对VAR(4)模型的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VAR(4)模型所有根模的倒数都小于1(即都在单位圆曲线内)，说明本文基于VAR模型的结论是可靠的。
4.4G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上述分析已经确定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农业技术推广程度与农业经济增长三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以进一步进行Ganger因果关系检验，以探索3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的方向。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1)滞后1期，LnTE和LnGAP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LnTE和LnPA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而LnPA和LnGAP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这表明在短期内，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推广程度能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是技术创新推广程度的来源，即创新是推广的前提，而由于从技术创新到推广应用有一定的滞后性，技术创新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短期内是非常缓慢的。(2)滞后2期与3期，LnPA和LnTE是LnGAP的格兰杰原因，且因果关系是单向的，这表明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诸如新技术的研发等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开始逐步显现，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推广与应用持续促进农业经济增长，而农业经济增长在短期内不能反哺技术创新与新技术的推广。(3)滞后4期，LnPA和LnGAP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LnTE和LnGAP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LnPA和LnTE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这表明，在长期内，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推广程度是农业经济增长的源泉，农业经济增长促进新一轮的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推广，而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是技术推广的基础、技术推广是环境友好技术创新的进一步实现。
4.5脉冲响应函数
Johansen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技术推广度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并且具有因果关系。基于以上的VAR模型，可以用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工具来详尽地描述变量间的动态特征。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用来描述一个内生变量对由误差项所带来冲击的反应，即在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大小的冲击后，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产生的影响程度。运用Eviews6.0软件生成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图，通过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果：
(1)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对农业经济在最初的1期、2期都几乎没有冲击作用，第3期后开始对农业经济增长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并且逐步增大，说明环境友好农业技术转化成生产力持续促进经济发展；而农业经济增长对环境友好农业技术是正向缓慢促进的，第7期以后趋于缓慢平稳的促进作用，表明农业经济增长对技术创新是缓慢并长期有效的。
(2)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推广程度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环境友好农业技术推广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前小后大，由于环境友好农业技术的特殊性且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技术刚刚开始被农业企业、农户所采纳时是暂时没有经济效益的，在第5期以后，作用才慢慢显现出来，逐步地成为农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而农业经济增长从第1期对技术推广度产生较强的影响，第3期开始下降，第8期以后则趋于稳定，表明通过经济的拉动能够提升农业生产主体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
(3)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技术推广程度的动态关系。技术推广程度受到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正向冲击之后，从第1期就逐步开始上升，在第3期后速度加快，第12期趋于平稳，这表明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对技术推广程度的有长期的正向影响，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是一切技术推广的基础；而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受到技术推广程度的正向冲击后，除了第1期、第2期上升效果显著，第3期到第7期有低幅度的波动，以后一直保持低速平稳的促进作用，这表明技术推广度长期内对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4.6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方法是Smis在1980年提出的将系统的预测均方误差(MeanSquareError，MSE)按照其成因分解为自身冲击及其他变量冲击所构成的贡献率，从而将变量间的影响关系具体量化，评价不同结构冲击所造成的影响。运用Eviews6.0软件进行方差分解，LnGAP、LnPA、LnTE的方差分解结果如表6所示。
(1)在LnGAP的方差分解中，能够找出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技术推广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滞后1期，二者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冲击均为零，但随着预测时期的推进，二者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冲击持续增长且速度较慢，充分体现了现阶段在我国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从农户、农业企业到农业经济组织的生产活动都以重视经济效益为前提，对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创新的研发及其推广较为忽视，致使二者对农业经济的促进作用滞后时间较长。但随着政策引导、观念转变、技术转换和经济支持，预测期时间越长，二者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
(2)在LnPA的方差分解中，LnGAP对LnPA的冲击从第2期开始增长，在第14期达到最大，为27.08%，此后逐步减小，农业经济增长对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是缓慢且长期有效的，经济增长为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为持续的技术创新提供动力。LnTE对LnPA的冲击效果并不明显，仅在第11期达到最大，此后逐步减小，这表明在长期内，环境友好农业技术推广度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较小，即二者的关系是单向的。
(3)在LnTE的方差分解中，农业经济增长和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都对技术推广度在第1期产生冲击。农业经济增长对其的冲击在第5期达到最大，为71.25%，随后逐渐下降，但冲击都在40%以上。农业经济增长对环境友好农业技术推广度具有长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对技术推广度也在第1期就产生了影响，最后一期达到最大值，为47.12%。这表明长期内，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是技术推广度的前提，这与之前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一致。
5结论及启示
本文运用基于VAR模型的动态经济计量分析方法，对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发现：
(1)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推广度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在长期关系上，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PA)每增加1%，引起农业经济增长(GAP)增加0.375%，而环境友好技术推广程度(TE)每增加1%，则引起农业经济增长(GAP)增加0.542%。
(2)短期内，技术创新推广度在滞后1期即能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且环境友好技术创新是推广的前提；在滞后2期与3期，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才开始逐步显现；在滞后4期，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推广程度是农业经济增长的源泉。
(3)长期内，环境友好技术创新和技术创新推广程度对经济增长的推进作用是缓慢且长期有效的，农业经济增长为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为持续的技术创新提供动力，对技术创新的推广起到先强后弱的促进作用；但环境友好农业技术推广度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较小，二者的关系是单向的。
根据研究结论，并结合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现状，给出以下政策启示：
(1)促进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既然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长期正向的促进作用，那么把环境友好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成为现实的农业生产力则是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首先应该解决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中技术供给者与技术需求者的信息不对称和能力不对称问题，然后进一步通过改善政府、环境治理部门、技术研发部门等组织关系和构建配套的合作协调机制为环境友好农业技术创新成果的转化创造良好的氛围，同时引入农业科技产业化组织方式，使主体之间通过合同契约关系形成利益均沾、共担风险的利益共同体，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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